一、清代江南瘟疫之特點

  瘟疫不同於一般的疾病，在病理學上，它具有一系列自身的特點，比如，具有特異病原體、傳染性、流行性、地方性、季節性和免疫性等。[1]這些特點，應該也是清代江南所發生的瘟疫共有的，這裡要探討的是，在特定時空範圍內疫情的獨特性。清代江南瘟疫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瘟疫的頻數基本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呈正相關係

  首先，在時間上，瘟疫大致隨社會、經濟和人口的發展而漸趨增多。就總體而言，江南的瘟疫頻數在有清一代呈不斷增多之態勢，咸豐以前，完全與江南的社會、經濟和人口發展趨勢相吻合。在晚清，雖然人口數量由於太平天國戰爭的影響而大幅度減少，社會經濟也遭受很大的破壞，但瘟疫頻數仍持續甚至較大幅度地提升。這一情況的出現有其特殊的原因，並不能說這一一般性的趨向到晚清發生了突然的變化。其一，嘉道之際真霍亂傳入中國，真霍亂不僅危害大，而且江南的社會環境特別適宜其生存和流行；其二，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瘟疫藉助戰爭，在江南地區廣泛而長時間地肆虐；其三，清末上海、寧波等沿海城市規模和人口急速擴展，對外交往猛增，也極大地增加了這些地區瘟疫發生的頻數，而對整個清代江南來說，沿海發達地區瘟疫次數一直在總次數中占有很高的份額；其四，晚清由於年代較近，資料也應該相對豐富一些。實際上，若做更細緻的分析，以上特點仍是能夠得到顯現的。比如，太平天國戰爭後到光緒初年的十餘年間，除人口和社會破壞相對較小的寧波府外，其他地區基本沒有疫情出現。[2]同時晚清大幅增多的瘟疫也大多集中在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較快的沿海發達地區，特別是上海等大城市中。

  其次，在空間上，瘟疫分布呈現出主要以蘇松太地區為中心，由東向西，由中間向南北兩端逐步遞減的整體態勢。一般來說，府州以上官府駐地，以及人口密集、地處交通要衝的地區，瘟疫較多，而地勢偏遠、人口稀少的小縣則相對較少發生瘟疫。也就是說，人口越多，社會經濟越發達，瘟疫也就越多。這明顯與現代模式相背離，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對瘟疫來說經濟發展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經濟的發展有利於提高人們的日常生活水平，改善社會的醫療衛生條件，從而起到抑制疾疫發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環境的破壞和污染以及人口流動的頻繁，而且，當時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密度基本是正相關係，而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無疑有利於疫病的滋生和流傳。同時，清代江南民眾的生活水準雖有所提高，但並不明顯，特別是遇到災荒之年，仍擺脫不了忍飢挨餓甚至顛沛流離的命運。因此，民眾在生活上對疾疫的抵抗能力並沒有取得明顯的增強。同時，在經濟比較發達地區，雖然社會醫療和救濟水平相對較高，但總體上，民眾所受到的醫療服務仍不足以對控制大規模瘟疫起到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在廣大農村，較高水平的醫療服務也基本難以享受。而且，在現代抗生素髮明以前，醫學對大多數疫病遠沒有決定性的控制能力。至於當時的衛生觀念和舉措，雖然對養生和平常的身體狀況不無裨益，但在抑制瘟疫的滋生和流傳方面作用有限。這表明，當時由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抑制疫病機制總體上還無法有效地控制和抵消社會上因此而增多的疫病感染機會。

  （二）以霍亂、傷寒和痢疾等腸道傳染病為主

  清代江南的急性傳染病儘管數量繁多，但霍亂、傷寒和痢疾等傳染病的重要性明顯超過其他地區，這不僅是因為江南溫暖濕潤、水網密布，還與當地用水、糞便處理等一些生活習俗密切相關。而天花、猩紅熱、白喉等呼吸道傳染病更利於在乾燥寒冷的北方流行，特別是天花，由於人痘和牛痘的施種、普及都相對落後，危害也應該更甚於南方。

  （三）疫病多發於夏秋兩季

  清代江南發生在這兩季的疫病要占到瘟疫總數的78％以上，特別4月至7月這4個月，尤其多發。這顯然與江南瘟疫以腸道傳染病為主這一特點密切相關，因為一般腸道傳染病的發病高峰多在夏秋兩季。[3]同時，夏秋時節江南地區猖獗的蚊子也使得瘧疾頻頻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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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水傳播在諸種疫病傳播途徑中意義重大

  由於時人認為瘟疫是由天地不正之氣混入病氣、屍氣及地上濕穢之氣而形成的疫氣造成的，而疫氣又由口鼻而入，故而以為瘟疫主要是通過空氣傳播，對除此以外的傳播途徑缺少理論上的認識。但實際上，作為水鄉的江南，幾乎處在一個水的世界中，無處不在的水既孕育了江南的靈秀，也給江南帶來頻頻遭遇瘟疫的危險。因為水不僅便利了致病微生物的滋長，也為其四處流傳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其實，這也正是以水為主要傳播途徑的腸道傳染病在江南多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雖然當時的醫學並沒有從理論上加以認識，但時人還是通過一些鬼神故事表達了某種朦朧的感知。特別是嘉道以後，隨著水污染的日趨嚴重和真霍亂這樣以水為主要傳播途徑的烈性疫病的傳入，這一點更是逐步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儘管仍然缺乏理論上的闡述。

  （五）不時有新的疫病出現

  隨著對外交往的增多，以及生態環境的變化，在清代江南，不時有一些令時人感到是新疾病的疫病出現並流行。比如，爛喉痧和白喉，目前的研究雖還不能證實這是清代從海外傳入的兩種新的傳染病，並指出它們究竟從何處傳入、怎樣傳入，但至少可以肯定，它們在江南顯著流行是18世紀以後的事，而大規模反覆地流行則出現於19世紀以後，特別是嘉道以後的蘇州、上海等大城市。又如，乾隆晚期江寧出現的尚不能確定為現代何種疾病的羊毛瘟似乎也是清代江南出現的一種至少是時人感到陌生的疾病。至於真霍亂，已經可以肯定，它是嘉道之際通過國際交流從南亞傳入江南的一種新疾病。它的傳入與不斷流行，顯示出了19世紀以後疫病進一步國際化的一面。

  （六）瘟疫的頻數增加，而殺傷力減弱

  清代江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醫藥和社會救療事業的進步，但人口的劇增和環境的惡化也造成了瘟疫爆發和傳播機會的增加。而醫學的發展和普及以及社會救療設施和行為的增多雖在緩解疫情、挽救病人生命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不過在缺乏具有針對性特效藥和國家強有力的預防和控制疫病機制的情況下，顯然還沒有能力控制和減少瘟疫的發生。因此，清代江南瘟疫的頻數不斷增加，而由此造成的社會破壞力除了真霍亂傳入和戰爭與瘟疫相伴這樣的特殊情況外，則呈下降之勢。總體上，清代江南瘟疫給當時社會帶來的直接而明顯的破壞並不如現代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麼巨大。瘟疫的社會影響可能更主要地體現在世人的心態、風俗信仰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