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態體系的調節

  李中清和王豐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清代中國婦女的生育率大大低於中世紀後期乃至近代早期西歐婦女的生育率。[70]較低生育率以及當時溺嬰風習的盛行[71]，在其他條件沒有變化的情況下，也就預示著人口的低度增長甚至停滯。然而，眾所周知，實際的情況恰恰相反，清前中期一直是公認的人口急速增長的時期。對江南來說，儘管李伯重近年提出，清康熙到道光年間，江南的人口是低速增長，增長速度基本維持在千分之三左右。[72]這一所謂的低速，與江南原本龐大的人口基數有關，就淨增長人口來說仍非常可觀，一定程度上乃是人口與經濟等在增長過程中固有的自然現象。不管怎樣，在清代，江南人口除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大幅度下降外，其餘時間一直保持不斷增長的態勢。由於這一增長不是由於高出生率而導致——相反出生率或實際的撫育率反而有所下降，那麼原因無疑就在於正常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對此，梁其姿曾解釋說：首先是飲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於種痘術的出現、推廣以及密集的民間醫藥救療網絡的存在；最後還因為衛生和嬰孩照看狀況的改善。對中國醫藥的作用，她認為只「扮演了一個有限的角色」[73]。對近代以前醫藥作用的評價較低，並不限於梁，似乎是世界史學界的一種普遍的認識。麥克尼爾那本著名的論著，在有關19世紀以前疫病史的敘述中，作者關心的一直是人體與微生物之間所能達成的自然平衡，完全沒有注意傳統醫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說：

  在18世紀以前，醫學專業對於人口統計所造成的衝擊，依舊微不足道。很少人能夠付得起相當昂貴的看診費用；而且就算是某些案例中，醫師的照顧果真起到起死回生的療效，還是有另一些相反的案例，即使最專業的醫療也未能改善疾病的演進過程，或是根本就有礙復原。基於這個原因，在本書前幾章里，似乎沒有必要提到醫療技術及其沿革。只有進入18世紀後，情況才開始扭轉；而且直到大約1850年後，醫術以及醫療機構才算得上是對人類存活率及人口成活率，造成大規模的差異。[74]

  我們知道，西方近代醫學雖在晚清開始傳入江南，但總體上其作用微不足道，而據麥氏的說法，醫藥對人口統計產生影響是近代西方醫學出現以後的事，因此，當時江南醫藥的影響自然也就可以忽略了。然而，實際上，在清代江南，醫療診治已不是少數紳富的專利，醫療資源的社會化程度已達到較高的水準，而醫療獲效案例也遠不是個別情況，一些重要的治療手段至今仍在沿用。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業已獲知，清代江南的瘟疫儘管相對頻繁，但造成人口損失率卻並不高，而且有下降之勢。瘟疫死亡人數較少，固然有著多方面的因素，但清代溫病學的發展以及醫療資源和救療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無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而瘟疫死亡人口的減少對正常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清代江南的醫學以及醫療資源的發展對清代人口不斷增長的意義不是無足輕重的，相反，它們與清代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的穩定等因素一起導致清代咸豐以前人口的持續大規模增長。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在前近代社會中，人口與環境、資源間緊張關係基本是依靠自然因素來調節的，並將這一系統稱為舊生態體系。比如，布羅代爾通過主要是對西方社會歷史的回顧總結說：

  綜上所述，死亡和活著的機會大致相等，嬰兒和婦女死亡率很高。經常吃不飽飯，有時出現饑荒和兇猛的流行病：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舊的生態體系。

  只是到了18世紀，生命才戰勝死亡，出生率從此穩定地超過死亡率。但是，死亡仍有反撲的可能，如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三年間的法國，或一七七九至一七八三年間突然爆發的這一場危機。這些嚴重的警告表明，姍姍來遲的生活改善還很不牢固，食物需求和生產能力之間的平衡始終險象叢生，而一旦平衡被打破，生活改善也就成了問題。[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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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新的一些人口史研究紛紛指出，中國至少從宋元以來，生育控制就已成為中國一些地方、特別是江浙地區人口行為的重要特徵之一。[76]這說明，在清代江南，調節生態體系已不再只是戰爭、饑荒和瘟疫等非個人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力，而包括積極的生育控制這樣所謂的近代行為。當然，前者的調節仍然存在，甚至仍是主要的。不過問題是，儘管當時存在兩種調節方式，但都沒有阻止清代人口的急劇增長，消解當時嚴重的人口問題。[77]這些充分說明，舊有調節手段的調節功能在減弱。這一點，洪亮吉在18世紀末已敏銳地感覺到，他說：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78]

  由於瘟疫的發生頻度一般遠低於水旱等其他自然災害，再加上醫藥救療以及人痘接種等因素，瘟疫的調節作用在其中應該不占重要地位。不過瘟疫與水旱戰爭有所不同，它的發生與人口密度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人口不斷增長可能會導致瘟疫發生頻度的增加，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經濟和對外交往也往往相應發展，而這又會增加疫病傳播的機會，特別是某些烈性新傳染病的傳入，則會直接導致瘟疫調節作用的增強，直到人體的自然調適力和醫藥水平的發展逐步抵消以上危害，才能使其作用重趨減弱。由此可見，儘管從總體上說，清代江南瘟疫對生態體系的調節作用不是十分重要，但它不是一個作用力完全確定的因素，在不同的時期和地點會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