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餘論

  由於水旱等自然災害常常是歷代農民起義的直接起因，所以在社會動盪的年代，瘟疫的流行也自然會使人將此與社會的動亂相聯繫。比如，鄧海倫在探討明末時疫時認為，瘟疫與農民起義間的關係，值得在以後的研究中加以考慮，儘管她並沒有發現這方面的直接證據。[79]這一頗為新穎的觀點確實引人深思，不過經過具體的研究，筆者發現，結論可能不像鄧所預想的那樣兩者具有密切的關係，至少沒有直接的關聯。瘟疫發生後，人們或忙於祈神驅疫，或延醫診治，或舉辦喪事。而且，為了避免纏染，人們還往往會儘可能地減少外出，比如，康熙十九、二十年（1680年、1681年）的大疫中，無錫「民間盡室閉門」[80]。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蘇州疫情發生後，「夏夜即閉戶，鮮有乘涼者、鬥毆者。親友數日不見，則問安否？相見之下，惟談鬼神事」[81]。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金山張堰夏秋大疫，「鄉村白晝閉門，午後路人絕跡」[82]。在這種情況下，顯然缺乏舉行暴動的契機和精力。實際上，在文獻中，也幾乎找不到大疫之年因疫而發生動亂的紀錄。至於像東漢末年張角等人乘當時時疫流行、給人看病之機發展壯大太平道、發動起義的事實[83]，只能說明時疫流行為他們發展宗教性組織提供了機會，並不能說是瘟疫導致了黃巾起義。我想這也正是清代國家對瘟疫救療不像對水旱等災荒的救濟那樣重視的原因之一。另外，曹樹基還指出：「萬曆年間的華北鼠疫大流行使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陷於停滯，崇禎鼠疫則在風起雲湧的起義浪潮中加速了它的傳播和擴散。明王朝是在災荒、民變、鼠疫和清兵的聯合作用下滅亡的。」[84]明末的農民起義加速了當時鼠疫的傳播和擴散，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不過，鼠疫是不是真的應該對明王朝的滅亡負責？如果是，又究竟在怎樣的意義上推動了明朝的滅亡？似乎仍有深究的必要。對這些問題的全面探討，已超出本書的主旨，這裡想指出的是，對瘟疫這樣一個過去史學界甚少關注的事物，不能為了表明自己研究的重要意義而人為地誇大其影響，我認為，瘟疫對中國過去社會的直接破壞和影響，似乎並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麼大。

  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研究這一課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它對歷史的影響也是非常深刻而深遠的。相對於那些直接表面的影響，瘟疫在人們心態和風俗信仰方面相對隱性的影響可能更為重要和關鍵。親人死亡造成的巨大心靈創傷是多少可以想見的，嘉慶十六年（1811年），時在直隸總督府做幕的許思湄[85]，因自己三個孩子相繼在痘疫中夭亡，悲痛欲絕，萬念俱灰。他說：

  四十日內，喪亡相繼。廿四年蓬飛萍盪，向以貧也非病，所自慰者，滕前一塊肉耳。不期疾雨傾巢，竟無完卵。欲留則門鮮五尺，欲歸則田乏十雙。 而內人則思子情殷，病從心起，更無可解之術。每於燈昏漏轉時，覺人生泡幻，百念俱灰。早不如披髮入山，得以萬緣都淨也。[86]

  而瘟疫發生過程中出現某些神秘、複雜的現象不僅令人恐怖，還使人不能不對鬼神觀念產生信任。比如，姚廷遴正是因為他妻子在瘟疫中數次死而復生，開始信鬼。他講述道：

  不意內人於七月二十六日病起，至八月初六忽然見凶，不省人事，問卜獻神。初八日，死去復甦。初十又死去，備辦衣服棺木等項。十一日，抬柩回來，各家關門掩戶。岳母亦病，至親無一人，夜深時氣絕，我去叫兩人來收拾入棺，而身尚溫。至明蚤省視，微微有氣，已復醒轉矣，聲息低微，極聽方得。數日不食，即參湯亦不能下咽。一時醒來，忙促無措，只得先將米湯來灌在口內，竟咽下去，漸次救轉。又獻神送鬼，更多鬼話，我從來不信者，至此方知真有鬼也。[87]

  這類並不那麼顯著的後果日積月累，必然會對人類的行為和信仰產生重要影響，而這種影響對社會歷史的作用雖不像人口死亡、政權更替、經濟衰退那樣直接和明顯，但卻是非常深遠和重要的。這無疑是一個複雜而又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限於時間和篇幅，筆者只能暫時打住，以待日後和來者。

  [1] ［美］麥克尼爾：《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262頁。

  [2] 同治《蘇州府志》，卷149《雜記》，第6冊，3516頁。

  [3]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718頁。

  [4] 光緒《重輯楓涇小志》，卷10《拾遺》，第2本，147頁。

  

  [5]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23a頁。

  [6] 佚名：《庚申避難日記》，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599頁。

  [7] 葉夢珠：《閱世編》，卷1，17頁。

  [8] 參見《清代日記匯抄》，84～86頁。

  [9] 參見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90頁。

  [10] 葉夢珠：《閱世編》，卷1，18～19頁。

  [11] 參見余新忠：《爛喉痧傳入中國年代初探》，載《中華醫史雜誌》，2001（2）。

  [12] 徐大椿：《澗溪醫案·瘟疫》，見劉更生主編：《醫案醫活醫論名著集成》，311頁。

  [13] 據道光《昆新兩縣誌》，雍正初年人口數為225 728人，這是賦役冊上的數字，應偏低，而且，雍正十一年無疑會有所增長，故估計為二三十萬。

  [14] 民國《太倉州志》，卷26《祥異》，1967頁。

  [15] 據民國《太倉州鎮洋縣誌》，卷4《賦役·戶口》，乾隆二十年人口數為146 894，故估計當時人口為十二三萬。

  [16] 潘亦雋：《三松堂自訂年譜》，見《三松堂集》，5a頁。

  [17] 邵登瀛：《溫毒病論》，見《吳中醫集·溫病類》，406頁。

  [18] 據同治《蘇州府志·田賦二》記載，嘉慶二十五年時，長元吳三縣共有丁口2 975 313，按此估算，當時三縣人口為二百萬上下當不為過。

  [19] 光緒《丹徒縣誌》，卷36《人物·尚義》，第2冊，687頁。

  [20] 據光緒《丹徒縣誌·戶口》，乾隆六十年，該縣丁數為295 941，乾隆初丁與口的比例，據王躍生的研究，為1∶2.35，參見《十八世紀初期中國的人丁數量與人口數量的變動研究》，載《中國人口科學》，1996（6）。若按此比例計，則口數為695 461，故估計當時人口數為五六十萬。

  [21] 光緒《江陰縣誌》，卷8《祥異》，第3冊，927頁。

  [22]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22b～23a頁。

  [23] 光緒《羅店鎮志》，卷8《軼事》，第2本，326～327頁。

  [24] 參見李夢東主編：《專染病學》，104頁。

  [25]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23a頁。

  [26] 宣統二年（1910年），羅店人口為54 899（民國《寶山縣續志》，卷1《戶口》，第1冊，58頁），這包括農村人口。不過，「羅店市鎮最巨，為全邑冠……其地東貫練祁，運輸靈便，百貨駢闐，故雖處腹里而貿易繁盛，綜計大小商鋪六七百家……市街凡東西三里，南北二里」（民國《寶山縣續志》，卷1《市鎮》，第1冊，50頁）。就以上情況看，羅店鎮區人口占全鎮的十分之一甚至更高完全可能。而據吳建華最新的研究，在江南多數地區，宣統年間的人口數大致與嘉慶末年相當。吳建華：《江南人口與社會研究（1644—1911）》，20頁。寶山屬於人口損失較少地區，估計嘉道之際人口會略少於宣統年間，故按5 000人計。

  [27] 民國《鎮海縣誌》，卷43《祥異志》，第8冊，2885～2886頁。

  [28] 據民國《鎮海縣誌》，宣統三年鎮海人口數為320 702人（民國《鎮海縣誌》，卷6《戶賦·戶口》，第2冊，457頁），據吳建華的說法，估計當時人口亦為三十餘萬。

  [29] 參見疫情年表。

  [30] 光緒《周莊鎮志》，卷6《雜記》，第6本，593頁。

  [31]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載《歷史研究》，1997（1），31頁。在這篇文章中，這一認識只是為了說明明清之際華北疫死人口而提出，並未給予具體的說明，在此只能就其結論提出意見。

  [32] 參見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清民國時期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曹在文中沒有明確的說法，這一數字系吳建華根據曹的論述加以統計而得。參見吳建華：《江南人口與社會研究（1644—1911）》，28頁。

  [33] 參見王業鍵、黃瑩珏：《清中葉東南沿海糧食作物分布、糧食供需及糧價分析》，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1999-06，376～377頁。

  [34] 參見余新忠：《咸同之際江南瘟疫探略——兼論戰爭與瘟疫之關係》，載《近代史研究》，2002（5）。

  [35] 參見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107頁。

  [36] 蓼村遁客：《虎窟紀略》，見《太平天國史料專輯》，27頁。

  [37] 沈梓：《避寇日記》，卷2，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86頁。

  [38] 沈梓：《避寇日記》，卷2，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107頁。

  [39] 民國《錢門塘鄉志》，卷12《雜錄志·災祥軼事》，第4本，68頁。

  [40] 同治《安吉縣誌》，卷18《雜記》，40a頁。

  [41] 沈梓：《避寇日記》，卷5，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313頁。

  [42] 近人徐映璞在談到杭州的情況時，也把餓死當做第一位的因素，他說：「杭州自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為李秀成攻占後，迄今二年又三月矣，兵火交加，糧食乏竭，餓死、疫死、鋒刃死者，不知凡幾。」（徐映璞：《兩浙史事叢稿》，219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43] 參見余新忠：《咸同之際江南瘟疫探略——兼論戰爭與瘟疫之關係》，載《近代史研究》，2002（5）。

  [44] 沈梓：《避寇日記》，卷1，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46～48頁。

  [45] 濮院鎮的入口，筆者未發現明確的記載，據現代人編的《濮院鎮志》稱，乾隆年間，有人口萬餘戶（參見陳興蓂主編：《濮院鎮志》，369頁。上海，上海書店，1996）。以戶均五口計，則為五萬餘口，若按浙江省乾隆中（設為乾隆三十二年）到咸豐末的平均增長率計算（全省的人口數見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424頁），則為92 000人，濮院是當時嘉興府有名的巨鎮，鎮區人口按十分之一計，則為9 000餘人。

  [46] 沈梓：《避寇日記》，卷1，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27頁。

  [47] 龔又村：《自怡日記》，卷19，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358頁。

  [48] 龔又村：《自怡日記》，卷21，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第453頁。

  [49] 《太平天國資料》，105頁，轉引自李文海等：《近代中國災荒紀年》，231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50] 楊家駱主編：《大平天國文獻彙編》，第6冊，507、513頁。

  [51] 參見余新忠：《咸同之際江南瘟疫探略——兼論戰爭與瘟疫之關係》，載《近代史研究》，2002（5）。

  [52] 參見疫情年表。

  [53] 民國《剡源鄉志》，卷24《大事記·祥異》，第24本，513頁。

  [54] 民國《剡源鄉志》，卷4《氏族》，第24本，529～530頁。

  [55] 參見疫情年表松江府部分。

  [56] 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47、170頁。

  [57] 參見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研究》，9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8] 江浙兩省各個時段人口增長狀況可參見吳建華：《江南人口與社會研究（1644—1911）》，26頁。

  [59] 參見［美］麥克尼爾：《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60] 《金史》，卷17《哀帝紀上》，387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61] 參見曹樹基：《地理環境與宋元時代的傳染病》，載《歷史地理》，第12輯，187頁。

  [62] 花村看行侍者（吳震方）：《談往》，12b～13a頁，上海，上海有正書局，1916。

  [63] 參見張劍光：《三千年疫情》。

  [64] 參見李向軍：《清代荒政研究》，97～112頁。

  [65] 參見余新忠：《消閒與御實——清中前期江南民生的兩個側面》，見《文史論叢二集》，507～517頁。

  [66] 葉夢珠：《閱世編》，卷1，19頁。

  [67] 光緒《羅店鎮志》，卷8《軼事》，第2本，326～327頁。

  [68] 光緒《重修嘉善縣誌》，卷34《祥眚》，第2冊，682頁。

  [69] 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47～48頁。

  [70] 參見［美］李中清、王豐：《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實際：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史，1700—2000年》，123～127頁，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0。

  [71] 有關明清溺嬰現象，目前已有不少的研究，在總結已有成果基礎上所做的最新探索可參見常建華：《清代溺嬰問題新探》，見李中清、郭松義、定宜莊：《婚姻、家庭與人口行為》，198～219頁。

  [72] 參見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其原因》，載《清史研究》，1996（2）。

  [73] Angela Ki Che Leung：「Diseases of the Premodern Period in China」，in K.F.Kiple ed：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s，pp.358～36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應該指出，以上論述梁在這篇概觀性的文章中基本沒有展開，實際上，有關飲食水平的認識基本是何炳棣的說法（參見［美］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99～223頁），而有關種痘與人口增長的關係在祖國大陸也有人提出（比如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566頁。馬著出版時間比梁文晚一年，根據筆者推測，他們應是各自在自己研究的基礎上而提出）。不過，這類論點提出容易，要想做深入細密的論證，在現有的資料條件下則比較困難。

  [74] ［美］麥克尼爾：《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278～279頁。

  [75] ［法］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1卷，104、81頁。

  [76] 參見李伯重：《墮胎、避孕與絕育：宋元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的節育方法及其運用與傳播》，見李中清、郭松義、定宜莊主編：《婚姻、家庭與人口行為》，172～195頁。

  [77] 當時提出人口問題的，比如洪亮吉等人，大多是江南人，這些多少表現出了江南人口問題的嚴重性。有關情況可參見吳建華：《江南人口與社會研究（1644—1911）》。

  [78] 洪亮吉：《卷施閣文集·甲集》，卷1，見《洪北江全集》，9a頁，光緒三年重刊本。

  [79] Heren Dunstan：「The Late Ming Epidemics：A Preliminary Survey」，Ching Shih Wen-ti，Vol.3.3（1975），p.28。

  [80] 光緒《無錫金匱縣誌》，卷31《祥異》，第2冊，534頁。

  [81] 顧公燮：《丹午筆記》，見蘇州博物館等編：《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187頁。

  [82] 民國《重輯張堰志》，卷11《祥異》，第2本，410頁。

  [83] 參見林富士：《東漢晚期的疾疫與宗教》，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6本，第3分，1995-09，695～743頁。

  [84]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載《歷史研究》，1997（1），32頁。

  [85] 有關許思湄當時的狀況，參見馮爾康：《幕賓許思湄年譜——據「秋水軒」尺牘製作》，310頁。

  [86] 許思湄：《秋水軒尺牘》，402頁。

  [87] 姚廷遴：《歷年記》，見《清代日記匯抄》，第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