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環境因素

  對環境與疾疫間的關係，古人很早就有認識，而且形成了專門的理論，即「五方致病論」和「五運六氣」致病說。[11]這些理論特別是「五運六氣」論配以「五行」學說，多有玄妙之處，不過其核心思想不外乎東、西、南、北、中不同地理環境和四時氣候的變化對人體疾病和疫病流行有著重要的影響。環境與疫病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是毋庸置疑的。現代科學已經證明，生態環境影響疫病流行的因素很多，但以氣候和地理因素的作用最為突出。[12]具體到江南，當地溫暖濕潤的氣候，總體上也比較有利於眾多致病微生物特別是腸道傳染病菌的生存繁殖。這種一般性的說明，在眾多的醫學和傳染病學著作中均不難看到，現在需要進一步考察的，是江南的環境以及環境的變化對瘟疫爆發、流行有著怎樣的具體影響。

  （一）江南的環境與瘟疫

  氣候的異常往往導致災荒，因此它與瘟疫的關係十分明顯，對此，在災荒因素中已做分析，於此不論。這裡來看看氣溫異常，但未出現明顯水、旱、風、潮、蟲、震等災荒之情況與瘟疫的關係。根據竺可楨先生等人的研究，17世紀20年代至18世紀20年代、19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是清代歷史上的兩個寒冷期。[13]前一個時期，大致相當於康順時期，後一個時期與我們所謂的第四個時期有著較大的一致性，從瘟疫統計的情況看，這兩個時期的瘟疫發生次數在總體變化序列中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也就是說，這兩個時期嚴寒的氣候對瘟疫的發生沒有直接必然的影響。另外，據對寶山、南匯、高淳、蕭山和昌化五縣縣誌「祥異志」的統計，這五縣在清代共出現氣溫異常現象57縣次，而只有三縣次的瘟疫與此有關，而且還不是單獨相關，與此相關的還有其他災害因素。[14]可見，這兩者直接的關係並不明顯。

  江南溫暖濕潤的氣候，密布的水網，以及當地人長期以來養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習慣，非常有利於瘟疫的滋生流行。江南以「水鄉澤國」著稱於世，河網湖盪星羅棋布，對於江南民眾來說，水不僅賜予了他們豐富的物產，還極大地便利了其日常出行，實在無異於衣食父母。不過水也像一把雙刃劍，在給人們帶來好處的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災難。密布而四通八達的水網既給予了人們出行的便利，也為疫病傳播提供了方便。這種方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不少病菌在水中相對容易存活，比如霍亂弧菌在河水中可活2周，是在蔬菜和水果上存活期的3倍至5倍。[15]豐富的水源自然就為病菌提供了優越的生存環境。

  （2）相互流通的水流也為病原的四處流傳提供了可能。

  乙亥夏五月，余移臥榻於容膝軒，不數夕有蚊自帳隙入者，驅之不去，明日復然，余甚苦之。乃褰其帳使起，果大集，隆隆若雷之起於枕上也。任之，則腹彭亨矣，不能動，得百有五。噫，計一室之蚊不下千萬焉。[17]

  士人家中尚且如此，一般民眾的情形就不難想見了。蚊子是傳播瘧原蟲的元兇，當時夏秋時節瘧疾的盛行，顯然與蚊子的猖獗有關。而蒼蠅是腸道傳染病比較重要的傳播媒介，蒼蠅的眾多，無疑會使當地腸道傳染病菌的蔓延如虎添翼。我們知道，江南的民居一般是豬圈和廁所連在一起，而廚房又常常緊鄰豬圈和廁所，這就更為蒼蠅傳播病菌提供了便利。清代江南的瘟疫多發於夏秋兩季，以霍亂、傷寒、痢疾等腸道傳染病為主，而水傳播和蟲媒傳播是腸道傳染病的主要傳播途徑。這充分體現出了江南瘟疫的環境特色。

  （二）環境變化與瘟疫流行

  清代江南環境的變化也對疫病流行產生了重要影響。從總體上說，清代可能是歷代王朝中環境變化最大的一個時期。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第一，巨大的人口壓力所導致的對山林的濫墾；第二，在人口密集之地過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業、工業廢物對環境的污染。

  由過度開墾而造成的對環境的破壞，目前已引起學術界較多的關注，對於江南及周邊地區，更是有不少成果論及棚民對當地山丘地的開墾及其後果。[18]這些研究均認為，從清代中期以後，不斷有浙南、皖中以及湖廣等地的農民進入浙東、浙西和皖南的山丘地，開山墾種靛青、苞谷等作物，導致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當時的一些文獻紛紛指出：「近今棚民開墾山場，多致浮土下瀉，塞港填溪，尤為水利農田之大害。」[19]「昔者土山結實，尤不免浮沙入河，今乃山盡墾松，一雨挾沙而下，久霖更甚，河遍填淤，水無可蓄，即未成澇，易淹田畝。」[20]「苞蘆收穫亦足補五穀之乏，貧民不為無濟。第山經開掘，遇霖雨，土隨崩裂，湮沒田禾，填塞溪澗，以致水無潛滋，稍晴即涸，旱潦交憂，害實不淺。」[21]「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污，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為開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22]顯然，當時對山林的濫墾已造成當地自然環境的惡化已有認識，至於說這種變化與瘟疫是否存在直接關聯，雖然現有的資料還難以給出肯定的回答，但至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自然界對環境污染的自淨能力。而且，間接的關聯更不難找到，植被破壞；水土流失不僅使當地易遭水旱之患，而且順河水而下的泥沙也導致下游平原地區的河流淤塞，致使自然生態化解水災的能力下降，從而加快災荒出現的頻率。而災荒與瘟疫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所以說，棚民對山丘地的墾殖，所直接破壞的環境僅限於江南西部和浙東南部的小部分地區，但其影響卻是全流域的。

  與目前對棚民墾殖關注較多形成對照的是，對當時環境的污染情況至今還很少有人做過專門論述。而實際上，這方面的因素與疫病流行的關係更為直觀和密切。就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一時還很難對該地區的環境污染狀況做出全面的描述，不過在人口稠密、工業生產相對發達的地區，特別是蘇、滬、杭等大城市，還是有些資料表明清代自中後期起污染已經出現並漸趨嚴重。比如，在蘇州，乾隆二年（1737年）所立的一塊石碑對此有著較為典型的描述，茲節錄如下：

  元和 張

  江南蘇州府長洲縣正堂沈

  吳陳

  特調江南蘇州府正堂加□級記錄口次黃，（中缺）等下，則請□□匝，高僧桂錫□供皆題再建聖祖仁皇帝行宮，萬年御書龍案，必當肅敬肅□。驀有狡獪，於皎□□□□□缸（中缺九字）染作□□過（中缺七字）盪□布（中缺十五字）漸致糾壅河濱，流害匪淺，圜山四□，□雨灌溉，定傷苗□。□□□姓之饔餐等（中缺七字）且白公堤釁，□□□□在生（中缺十五字）系民生物命。緣塘花市，紅紫芬菲，□□相承，滋生時□□虎丘□勝概，盪（中缺六字）橋年代□之於水前（中缺六字）茲（中缺八字）概且毒□腸胃。更有甚焉，傍山一帶，到處茶棚，較資（中缺二十五字）味，不堪飲啜，（中缺十六字）嗟嗟！[23]

  從碑文中可以看出，從染坊流出的污水造成禾苗受損，花園勝景遭到破壞，飲水更成問題。由於這種污水有害腸胃，因此市民深受其害。許多傍山的茶棚也因水質惡化而使茶無法飲啜。更有甚者，名山景觀也隨之黯然失色，昔日之清流，變成滿是「青紅黑紫」散發令人窒息臭氣的污水溝。這是典型的工業廢水造成的污染，這種污染除蘇州外，在晚清的上海更為嚴重，比如，光緒十五年正月十九日 （1889年2月18日），上海城邊的嘉定「晨降微雪，色黑，按之即消」[24]，黑雪的出現，當是當時上海嚴重工業廢氣污染的結果。當時，上海疫喉連年爆發[25]，似應與此有關。

  不過總體市言，當時的環境污染更為主要還是由生活垃圾不能得到適當的處理造成的。當時的城市，基本沒有有效的下水設施，而且也多缺乏對垃圾的專門管理[26]，故垃圾不能及時外運。清代城市的糞便一般是由壅業商人的糞船運出城外，通過糞船外運，很難避免污染環境。比如，一份有關晚清上海的研究指出：「這些臭氣難聞的垃圾糞便完全用駁船運出上海，多數駁船是敞開的，在流經市區的各條水道上，這種駁船過去到處可見。」[27]而對其他生活垃圾，往往掃地出門後便不再理會，比如在杭州，「道路窄狹，各家掃出磚灰泥土，水洗雞魚菜等，潑堆牆角路側，行人有礙，穢污濁氣熏蒸」[28]。在當時的文獻中，常常可見疏浚城河的議論，比如，昭文的陳祖范言：

  琴川古蹟，湮久難復，昭文縣境有渠縱貫其中，東西水道皆屬焉。民居日稠，旁占下堙，上架板為閣道，通往來，宅券相授，忘其為官河也……[29]

  城河的不時淤塞和污濁，無疑有著生活垃圾的功勞。以往我們大都從水利和交通的角度來詮釋這些記載，其實只要轉換一下視角，河道污染與瘟疫流行之間的關係是不難想見的。實際上，當時一些文獻已經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比如，光緒十四年（1888年），薛福成（時任寧紹台道）見「海防無事，方思興修水利」：

  夏秋之交，郡城（寧波）大疫，詢之父老，咸以水流不潔為病。[30]

  在這種情況下，一遇氣候炎熱，勢必會造成穢氣熏蒸，蚊蠅叢生。比如，晚清上海的一些地區，「矮巷舊屋愈形窪下，小溝積水竟無出路。交夏後，聚蚊成雷，難免濕郁之患」[31]。由此可見，儘管污染多由生活垃圾所致，但其對瘟疫形成的作用仍不可小視。

  因此，在一些中心城市，嘉道以後，污染已引起時人的注意。比如，蘇州的潘曾沂在道光時感到，當時人生疾多乃因不用井水，而飲污濁之河水。他說：

  蓋鑿井而飲，其語最古。 《易》只六十四卦，而有井卦，星有二十八宿，而有井宿，其要可知。而今人乃習焉不察，聽其填塞蔽固，等之無用之地，而別取污穢之河流以自給。宜其飲水而多疾，服藥而不靈，皆不明乎資一之故也。[32]

  這與唐代陸羽在《茶經》中所謂「其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33]的觀念已有顯著的差別，反映了當時蘇州水質狀況的惡化。而王士雄到上海後，看到「室廬稠密，穢氣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納污，水皆惡濁不堪」，便感到，「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34]。而「在20世紀初，市內的眾多小河浜已經變成了骯髒的水溝」[35]。在棚戶區，情況更是糟糕，比如，在滬西藥水弄，數千間破爛的草棚和「滾地龍」密密麻麻地擁擠在一起，到處是垃圾堆、臭水溝，曾有一首民謠這樣反映道：「走路不平，吃水不清，點燈不明，出門不太平。」[36]不僅在城市，就是一些人煙稠密的鄉下，水污染也與時疫發生了關係。這從下面這樣一則帶有些所謂「迷信」色彩的故事中，似乎可以得到某些反映：

  華藏寺前，舊有望湖亭，今遺址蕩然，其西南有一泉，泉水清澄，合灣取汲。清光緒二十五年間，泉中青石上現光緒元寶一文，迄二三月忽然不見。宣統時，現同上金錢六七文，逾年余而沒。其時四方疫氣厲行，惟此灣人民無恙。[37]

  該地未受時疫之患的原因，應該不是泉中出現銅錢，而極有可能是合灣取汲的泉水清澄，未受污染。

  以上所言的環境破壞與污染，有很大一部分，特別是上海的城市污染，往往是由西方傳入的近代機器工業造成的，不過，同樣明顯的是，江南的這一進程並不是始自機器工業的傳入，而是從乾嘉時期甚至更早就開始了，到嘉道時，已趨向嚴重。而嘉道以降，正是江南瘟疫發生頻度增長較快的時期，由此可見，環境污染在清代江南已對瘟疫的爆發、流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疾疫在夏天的猛烈爆發，似乎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當時環境衛生狀況的不盡如人意。不過當時的環境問題與今天的環境污染，除了程度上存在著巨大差異外，還有以下幾點不同：（1）當時的污染除個別城市外，主要由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時的自然消化等因素造成。（2）污染的表現主要是水質變差、環境衛生狀況不良，以致每屆天熱，穢臭熏蒸，蒼蠅、蚊子、臭蟲等害蟲猖獗。因此，其影響所及也主要是大大增加了腸道傳染病的爆發和流行機會。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除人口大增、森林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等客觀因素外，主要還在於人們對於這些昆蟲的致病作用缺乏基本的認識，因而未能採取有效的防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