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因素

  由於人體對各種疾患基本都能產生持續時間長短不一的自然免疫力，在急性傳染病中，有不少能使人獲得持久或終生的免疫力，比如天花、麻疹、傷寒、流行性腮腺炎的患者，一般都可獲得終身免疫力。[4]所以，對大多數傳染病（特別是以人為唯一宿主的傳染病）來說，其病原要在某一地區長期保存下來，必須有一定的人口規模。例如，水痘病毒，要在幾十人以上的人群聚落中才能生存；牛天花病毒可存在於千人以上的聚落；皰疹病毒要求2 000人以上的聚落；囊蟲病只能存在於20萬人以上的聚落；麻疹病毒需50萬人以上的群體居住條件。研究證明，人類特有的人傳染源疾病如麻疹、天花、霍亂、傷寒等，均必須在人群聚集增加、城市發展的基礎上才會發生；動物疫源性疾病，則與人類聚居地與動物疫源的毗鄰關係呈正相關係。[5]由此可見，瘟疫的發生，是以一定的人口規模為前提的，瘟疫與人口的密切關係不言而喻。其實，從第三章所揭示的瘟疫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的東部平原地區這一現象中，已經能比較模糊地看到瘟疫和人口規模的正相關係。這裡先較為確切地看看這種關係，然後再論述人口對瘟疫的具體影響。

  （一）清代江南人口與瘟疫的變化

  據表3-6，江南在清代順康、雍乾、嘉道和咸豐以後這四個時期發生的瘟疫數分別是117.6、163.5、140.4和238.1縣次，各個時段平均每年發生的瘟疫數相應為1.45、2.28、2.51和3.84。江南各個時期的人口數，雖然在各府縣誌中有些記載，但原始數據往往錯訛甚多，難以利用，而已有的人口史研究也未能提供經過修訂的江南十府一州各個時期的人口數。趙文林、謝淑君所著的《中國人口史》中有清代江、浙兩省的人口數，考慮到江南地區的人口要占到這兩省人口的將近三分之二，對於反映變化曲線應該影響不大，故採用該書中的數字。不過該書雖然列出了不少年份的人口數，但無法計算出這四個時期的平均人口數，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這四個時期中年代和人口數均相對居中的數字作為該時段的人口數，根據這一原則，我們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和光緒十一年（1885年）的人口數為代表。這樣，四個時期的人口數就分別為19 397 138、637 264 443、66 921 000和35 813 724。[6]為了能在同一圖中觀察這兩個曲線的相關度，對第一組數字各乘以100，而對第二組數字則分別除以100 000，據此，繪製成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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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節來源於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

  圖5.1 清代江南人口與瘟疫變化曲線關係圖

  從圖5.1可見，清代江南的人口與瘟疫的變化在前期相關度較高，乾隆末以後漸趨下降，而到晚清，由於太平天國戰爭，江南人口大幅度減少，出現了反相關係。就此可以看到：（1）在沒有較大外界的干擾，即較為和平穩定的環境中，它們的相關度較高，外界的干擾越大，其相關度就越低，在兵荒馬亂的情況下甚至出現負值；（2）人口在達到某種疫病傳染和存在所必需的規模之前，這種相關度較高，反之，則會下降。

  （二）各縣之人口密度與瘟疫發生次數

  由於全部考察56個縣工作量太大，所以，從表3-2中隨機抽出溧水、昆新、南匯、錫金、溧陽、寶山、臨安、桐鄉、長興、上虞、鎮海11個縣為分析對象。瘟疫次數表3-2中已列。人口密度，由於清代尚無各縣較為可靠的人口數可供利用，同時考慮到民國初年的人口密度與清代人口密度在各縣的相對應關係方面應該差別不大，所以就直接利用竺可楨提供的1920年的數字。[7]同樣，為了在同一圖中觀察兩條曲線的相關度，我們將人口密度數字在原來的基礎上分別除以100。據此，製成了圖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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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2 清代江南瘟疫與人口密度關係

  由圖5.2可見，瘟疫與人口密度有著相當高的相關度。就此，似乎可以說，總體上，在災荒或其他外部條件具備的前提下，人口密度是當時決定某一地區是否發生瘟疫的最為關鍵的因素。那麼，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對瘟疫的爆發、流行產生影響呢？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一定的人口規模是大多數疫病病原在某一地區長期存在的必要條件，宿主對致病微生物來說，就是一條食物鏈，缺乏可感染人口，也就意味著以人為唯一宿主的微生物食物鏈的中斷，微生物自然也就難以為生了。

  （2）密集的人口為疫病的傳染提供的極大的便利。無論是通過何種途徑傳播，病原微生物在找到宿主之前，其生存時間都存在一定的限制，比如霍亂弧菌在河水中能活2周，在水果蔬菜中僅可存活3天至5天。[8]因此，在基本沒有人工免疫措施的情況下，較高的人口密度也就意味著病原能夠通過各種中介，較為容易而快速地找到宿主。

  （3）人口規模的擴大，必然導致生活垃圾的增多，從而造成環境的污染。而不良的環境衛生，顯然十分有利於致病微生物的生存繁殖。

  （4）人口對瘟疫的影響除了人口密度，還包括人口移動。江南水網密布，交通便利，經濟、文化發達，人口流動也極為頻繁，流動人口主要有難民、工商業人士、棚民、士子、文人和官僚等。顯而易見，人口的流動，極大地便利或導致了疫病的傳入和流傳，比如，光緒十五年（1889年），崑山「虬澤農民至無錫購油染疫，歸延蔓，死者無數」[9]。又如，道光元年（1821年）前後的真霍亂通過海外交往傳入境內，並通過內地的人員往來流布各地。它最初出現在沿海地區，繼而主要分布於沿（運）河、沿（太）湖和沿（長）江等主要交通線周圍，而寧鎮西南部、浙西西部、浙東南部一些交通較為閉塞的山地丘陵地區的縣則多未波及。[10]這充分顯示了人口流動對瘟疫傳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