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災荒（包括戰亂）因素

  「大災之後必有大疫」可能是人們對於瘟疫最耳熟能詳的俗語了，這樣的說法，總體而言當然沒有問題，不過具體來說，並不是每一次大災都會帶來大疫，同樣，也不是每一次大疫都是因為大災。比較典型的表現出現在嘉道時期，嘉慶十九年（1814年），江南普遍大旱，道光三年（1823年），則有一場百年不遇的大水災降臨該地，但這兩次災患之後，江南地區只有很少的縣發生疫情[2]；相反，道光元年（1821年）前後，江南地區並沒有什麼災情，有不少地方甚至連歲豐稔，卻出現了清代江南最為嚴重的大疫。[3]顯而易見，災荒不是影響瘟疫的唯一重要因素，儘管其地位獨特。關於災荒與瘟疫的發生和傳播的關係，上一章已有論述，於此不贅。這裡著重來看看各種災患與瘟疫的相關程度。

  首先，看看瘟疫和災荒總的關係。為此，選取了寶山、南匯、高淳、慈谿和昌化五個縣作為考察對象，選擇這五個縣，有一定的隨機因素，同時也考慮到：（1）這五個縣對清代災情的記載較為完備；（2）這五個縣對瘟疫的記載也較為詳細，在表2-2中，它們的數據均未做修正；（3）這五個縣平均每縣的瘟疫次數為12.2次，接近11.8次的總體平均水平，而有所高出，是考慮到瘟疫中還存在非災荒因素；（4）它們分別隸屬於不同的省府（州），且基本分散分布，地域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們的災患完全是根據該縣縣誌的「祥異志」統計的，那些雖有記載、但對當時的整體社會狀況不會造成重大影響的災情，比如有虎出現在某鄉，傷多人，某渡輪傾覆，多人遇難等，統計時未予計入。兵災因基本集中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也未做統計。結果見表5-1。

  表5-1 清代江南部分縣瘟疫與災荒關聯情況表

  續表

  數見疫情年表

  從表5-1中可以看出，清代這五縣災荒與瘟疫的相關度總體為0.143，也就是說大約每7次災荒中會出現1次瘟疫。不過實際上，由於兵災未計入災荒數，而瘟疫因素的疫情存在，因此，清代江南的實際相關度應該要低於這一數字。具體來說，社會經濟相對發達、人口比較稠密的平原地區相關度較高，而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地丘陵地區相關度較低。從時段上看，雍正以前相關度較低，而此後持續走高，嘉道時期下降顯然與道光元年前後的瘟疫主要由非災荒因素引起有關。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災荒與瘟疫相關度存在的顯著差別表明，瘟疫的發生，既與災荒的種類和災情嚴重程度有關，同時，除與災荒外，也與人口、經濟、環境等諸多因素密切相關。那麼，瘟疫的發生與各種災情的關係究竟如何呢？下面也基本按同樣方法予以列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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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基本用同樣方法選取五縣作為考察對象，不過這次不用考慮瘟疫的平均數，故以嘉善縣抽換了疫情記載太少不利於全面反映問題的昌化縣，同時因寶山和南匯都屬於現在的上海，故以常熟昭文取代南匯。統計結果見表5-2。

  表5-2 清代江南部分地區瘟疫發生原因表

  據表5-2，由災荒引起的瘟疫要占到瘟疫總數的62％，如果刨除不詳部分，則為81％，可見，在清代江南，絕大多數瘟疫的發生都與各類災荒有關，特別是與水災和風潮等關係最為密切。具體到各歷史時期，順康時期比例最高，表面上看，這似乎與前面所說的該時期瘟疫與災荒的相關度最低相矛盾，其實不然，前面所說的相關度只是表明災荒導致瘟疫的概率較低，而後者說明瘟疫主要由災荒誘發。實際上，這說明人口、環境、經濟和習俗等因素雖然重要，但基本上需要在災荒的配合下才發生作用。而此後，在沒有災荒的情況下發生的瘟疫增多，特別是在嘉道時期，非災荒因素還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沒有以災荒為誘因的瘟疫，可以說，基本上應該是從外部傳入的。我們知道，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真霍亂首次從海外傳入江南，而猩紅熱和白喉則有可能是在康熙末到乾隆末這段時間內傳入我國的。這兩個時期中存在著非災荒因素引起的瘟疫，是否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證明這些，應該是值得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