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思路

  任何一種思想與發明，均不可能無端產生，必然是建立在現有一定的文明基礎之上。在以往對歷史的學習和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學術上任何點滴的進步，都與前人的積累和啟發有關。實際上，在研究過程中，全面清晰地掌握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也是激發研究者創新靈感的有效途徑。所以，在本研究展開之前，對本書問題意識的淵源及本課題的相關研究狀況做一清晰的總結，以明確自己研究的起點和創新要求，就顯得十分必要了。應該指出，這樣做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符合既有學術規範或簡單地與國際學術接軌，更為重要的是欲藉此明確自己的創新要求和思路，以及通過與前人的對話，激發自己的思維，促使自己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前進。

  瘟疫研究是一個直接關乎醫學等自然科學的課題，不過，本書實際關心的，仍是清代社會。概括起來，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面。

  （一）明清社會發展問題

  在從小學到大學的歷史教育中，明清社會的腐朽、停滯，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是眾多老師和歷史教科書留給我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可能這也是當前社會最為普遍的認識。不過在國際中國史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認識招致了越來越多的批評。柯文（Paul A.Cohen）在20世紀80年代初發表的《在中國發現歷史》[48]，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國史學界對這一認識的反動。80年代末，日本的溝口雄三出版了在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批判「衝擊—反應」模式等方面與柯著旨趣大體一致的學術評述性著作《作為方法的中國》[49]，他們的這一反動引起廣泛的響應，近二十年來，出現了一大批以此為理念探討中國近世歷史發展的論著[50]，這些成果基本表明：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無論是經濟、社會、思想方面還是文化方面，都出現了相當深刻而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構成了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重要基礎與源泉。在國內，雖然「明清社會停滯」依然是史學界主流性的認識，但近年來，批判性研究也不在少數。實際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國內眾多學者在資本主義萌芽理念指導下所做的大量實證性研究已經部分揭示出了明清社會經濟的發展面相。[51]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史學研究總體上從「革命」範式向「現代化」範式的轉變[52]，一些學者以新的視角對舊有研究進行了重新審視，指出了明清時期的一些現代化因素。[53]而年輕一代的學者則明確對「明清停滯論」展開了批判。比如李伯重在關於清代前中期江南農業研究的近著中，全面地否定了「清代停滯」之說。他指出：「無論是在耕地品質、農作技術等方面，還是在農民的經營方式、農民家庭的勞動分工等方面，清代江南都有明顯的進步。從農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來看，清代都比前代有頗大的提高。因此說『清代江南農業停滯』，顯然不符合事實。」[54]同時，有些從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者也從傳統內在變遷的視角，通過對區域社會的實證性研究，揭示了明清社會發展軌跡，逐漸認識到，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是中國自身發展和西方影響的共同結果。[55]

  筆者在學習和研究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對明清社會的學習和研究越深入，對這一概念性認識的懷疑也越強烈。應該說，這種停滯的觀念是中國近代以來特定政治、經濟和文化處境下的產物，有著相當的歷史合理性。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與西方的較量中受盡屈辱，軍事上的失敗、經濟上的落後，給國人帶來的刻骨銘心的痛楚與憤慨，無疑促使研究者長期以來在探討這一問題時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何以沒能取得歐洲般的發展上，而相對忽視了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軌跡的鉤沉和檢視，因此也比較順理成章地把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視為一個停滯的社會。儘管這種以今推古「事後諸葛亮」式探討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但對歷史研究者來說，首先應該回答的是「事實發生了什麼」，而不是追問「歷史為什麼沒有這樣」。即使認為追問是必要的，也應該首先弄清楚歷史究竟發生了什麼。可以想見，建立在沒有證實或已經證實不夠準確的假設前提下的因果分析，會具有怎樣的合理性？最終的結果往往是，邏輯論證愈嚴密，理論建構愈完備，離歷史的實際愈遙遠。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做「空對空」的論爭，不如將歷史的開端當作「開端」來研究，從某一具體問題入手來看看中國近世歷史實際的發展情況。由此可見，目前業已展開的對近世區域社會經濟變遷的實證性研究對進一步審視和清理「明清社會停滯論」，不僅十分必要，而且還遠遠不夠。

  「明清社會停滯論」顯然與西方文化霸權有關，實際上，對這一認識的反省也是隨著「西方中心主義」觀念的動搖而出現的。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社會發展和學術研究，都越來越清晰地表明，無論是近代化還是現代化，其標準都應該是多元的，而不是完全西方式的。事實上，今天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重新審視也正是以這一認識為出發點的。不過，若更進一步的話，那麼，中國的近代化的特質是什麼？或者說，究竟什麼是中國的近代化？這樣的問題也就自然地擺到了我們面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對解構中國傳統社會停滯論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揚棄日益為人們所懷疑的中國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關鍵之所在。對此，目前史學界雖不無認識，但大多數研究還基本停留在表明明清社會的發展或明清社會存在的現代化（近代化）因素上，或者進一步指出中國的近代化是如何在傳統因素和西方影響的共同作用下實現的[56]，面對這一問題還很少有人正面地提出並回答。[57]因此，本書選擇江南這樣一個引領全國社會經濟文化潮流的地區的瘟疫作為研究對象，不僅意欲從疾病醫療這一過去少有人注意的獨特視角梳理中國近世獨特的社會變遷脈絡，而且還希望更進一步地對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特質表明自己的初步認識。

  

  （二）明清以來中國「公」的領域的興起以及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中國是一個很早就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國家官僚政治體制的國家，而且自明代以降，特別是在江南，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通過科舉產生的官僚後備人才的快速增加，一個由鄉紳領導的地方鄉賢力量開始在地方社會事務中擔當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這一背景下，對瘟疫的反應，必然就不再僅僅是個人或集體的行為，此外，還會涉及朝廷、地方官府、社會團體等。大體說來，這些反應可分成官方和民間兩個層面，現代一般將它們對應為國家和社會。而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問題尤其是其中的市民社會研究，乃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性的學術熱點。特別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刺激了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將市民社會的存在和擴展形成的對國家的對抗視為眾多所謂專制國家實現西方民主政體的有效途徑[58]，更促進了這一研究的升溫。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的一些比較年輕的中國史學者就在「中國中心觀」思潮的影響下，藉助哈貝馬斯所提出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和理論，探討了近世中國的內在發展道路，對當時影響甚巨的傳統中國「靜止不變論」給予了有力的駁斥。大約十年之後，這一研究也引起了國內史學界、特別是中國近代史學界的關注，一些研究者在「現代化理論模式」的指引下，試圖從國家和社會互動實際上主要是所謂公共領域的發展這一過去無人關注的視角揭示中國社會近代轉型的軌跡。[59]基於這一學術背景，我們認為，將「國家和社會」這一研究模式引入對瘟疫反應的研究，可以使我們在回應當前的相關論爭的同時，更深入地探討在對付瘟疫時官方與民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這種互動在清代的變化與走勢。當然，首先應該指出，這裡不是將其作為指導模式而是以參照系和論辯對象的角色引入的。

  市民社會是一個極具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概念，它完全是西方特定歷史文化的產物，承載著相當豐富的西方社會文化信息。哈貝馬斯等人對公共領域發展歷程的論述實際上表述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在近代的興起和形成，以及對這一傳統在當代淪喪的批判。[60]由於眾多的研究者都自覺不自覺地將自由、民主這樣的西方價值標準視為普世的近代化標準，因此，在用這一模式指導中國近世歷史研究時，也就幾乎無一例外地先驗地設定中國的國家和社會也存在著同樣的緊張與衝突，並努力去揭示、論證中國社會力量的壯大和社會力量同國家的對抗與衝突，搜尋這種對抗與衝突所隱含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力量，以表明近世中國的發展或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這樣的做法顯然存在著以中國歷史發展強行比附西方歷史經驗的嫌疑，因此受到廣泛的批評也就不足為奇了。[61]像魏斐德等人已經十分中肯地指出了在羅威廉、蘭金等人的論著中常常出現的尷尬局面：作者在極力表明社會力量的壯大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時，卻於無意間也透露了國家的強大並往往發揮決定性作用之類的信息。[62]不過現有的批評大都集中於過分擴大社會力量的壯大，以及在所謂的公共領域中，社會並不構成對國家真正的對抗等問題上，而很少認識到隱藏其後的問題的實質還在於對究竟什麼真正是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缺乏深切的體認。[63]筆者認為，目前運用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理念對中國近世社會的研究之所以屢受指責，關鍵在於研究者未能從內心深處拋卻中國「公」的領域與西方公共領域的對應，真正從中國社會的獨特性去理解「公」的領域對中國社會的意義，而僅僅把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當作一種參照系。那麼，什麼真正是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這樣的關係在清代出現了怎樣的變化？它又在何種意義上指向近代？這些正是本書所欲探究的。而這些探究不僅有利於這方面研究的深入，而且還可以讓我們對中國近世社會的特質產生具體的體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