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學術回顧

  從前面選題緣起的敘述中可知，本研究的展開與中國台灣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64]台灣的這一研究是在杜正勝等人倡導的「新社會史」思潮影響以及杜正勝本人的直接組織和推動下出現並日漸興起的。1992年6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幾位青年學者組成了「疾病、醫療和文化」研討小組，定期聚會。5年後，史語所主持召開了「疾病、醫療和文化學術研討會」，並成立了「生命醫療史研究室」[65]。之後，又在國際網際網路上建立了定期研討的網頁。[66]他們學史出身的背景以及立足歷史與社會，「把醫療史當作社會史來研究以彌補以往史學的缺憾，使歷史研究能真正落實到具體的人生問題」[67]的研究旨趣，既深契吾心，又在方法和視角上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鑑。由此產生的感受，誠如陳元朋所言：

  我們當然要承認這個發展的事實（指祖國大陸醫學史研究中專業的醫學訓練背景和醫學理論性質較高的論題選擇——引者），因為它對於「中國醫學史」研究深度的提升有絕對的幫助，但史學界也不必懼怕背負「越俎代庖」的譏評，而應善用自己的技藝，開創這一領域的新課題。個人認為，純粹醫學理論與治療技術的課題，誠然是缺乏中醫專業素養的一般歷史研究者較難插足的研究範疇，但將對中國醫學史的關注層面，放到社會史研究的脈絡中，則是一條值得史家嘗試的研究取徑。[68]

  當然這種借鑑不是無限度的，他們不僅研究的時間跨度甚大，而且除了梁其姿等少數人外，其對醫療社會史的關注遠遠超過疾病史，實際上，他們的研究與本書的直接相關度並不高。[69]除此之外，國內醫史學界以及戶外史學界的相關研究同樣為本研究的展開做了重要的鋪墊。

  

  現代中國疾病史的研究是與中國醫學史相伴出現的。1919年，陳邦賢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國醫史著作——《中國醫學史》，並三度增改，成為現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開山之作。[70]此後，隨著醫學史研究的深入和發展，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進展。[71]不過，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前，這一研究幾乎全都由受過專業醫學訓練的人士擔綱，而且研究人員也大多集中在祖國大陸。[72]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醫史學界的研究仍在繼續和深入的同時，中外一批歷史研究者的加入，使這一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由於學醫與學史出身者在學術背景、學術關懷和研究路徑等方面均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所以，以下圍繞著本研究，立足於明清疾病史，結合醫療史，分別對以往的研究作一回顧與總結。

  （一）醫史學界的研究

  對中國現代醫學史的研究，鄭金生以1949年為界，將其分成「奠基」與「發展」兩個時期，在後一個時期中，又以醫史雜誌的停辦興衰為標誌，並不明確地分成20世紀50年代的「黃金期」、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停滯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內史[73]深化期」。[74]相對於其他諸種說法，這一論述顯得較為允當，儘管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並非完全無足輕重。[75]不過，無論是哪個時期，疾病史總體上作為醫學史附庸的地位一直沒有改變。據陸肇基對《中華醫史雜誌》[76]創刊以來至1985年所刊出的643篇文章的分類統計，關於疾病史的文章僅40篇，占刊文總數的6.22％，而且所占比重呈漸趨下降之勢。[77]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疾病史研究的薄弱狀況亦未見有明顯的改觀。[78]

  較早從事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學者，像陳邦賢、伍連德、余嚴、謝觀和范行准等人，均有著深厚的中國或西洋醫學修養，而且除伍連德外，都自小接受舊學教育，傳統文化的功底也相當深厚，所以他們的研究雖處於開創階段，實際上表現出了較高的水準。在陳的開山之作《中國醫學史》中，疾病史占據了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從第一篇到第三篇，他在論述完上古、中古和近世三個時期的醫學發展狀況後，均另立一章專門探討各個時期的疾病名稱，初步梳理了古今病名間的對應關係。而第五篇則專論「疾病史」，根據現代醫學的分類，對傳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臟病、泌尿器病、神經系病和新陳代謝病等在歷史上的病名、症狀以及有關該病的某些重要史料給予初步梳理。其中以對傳染病的探討最為詳細，提出並加以說明的病名達18種之多[79]，幾乎囊括了當時已知的所有重要傳染病。當然，在發軔之期，對如此眾多的問題都有深入細緻的論述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陳著對大多數疾病的說明不過寥寥數語，有些甚至還多有誤會。但其開創之功實不可沒，而且，他搜集的一些重要史料至今仍為一些醫史研究者所徵用，他關於古今病名對應關係的探討有些至今也仍具有參考價值。稍後，日本中國醫學史開創者富士川游也十分重視醫史研究中疾病史的探討。他在1934年出版的《支那思想·科學（醫學）》（岩波書店）和1940年出版的《日本醫學史》（掌華房）中認為，醫學史的研究範圍應該包括：第一，醫學知識的歷史；第二，醫學家在社會上的地位；第三，疾病的歷史，特別是國民中常見病的歷史。[80]

  除了附在醫史著作中的疾病史研究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專門探討某種疾病的單篇論文，其中對傳染病的關注遠遠超過其他疾病。特別是近代以來對中國社會造成重大影響的鼠疫、霍亂、結核病、猩紅熱以及腳氣病等，尤其受到重視。比如，伍連德等人對鼠疫的研究[81]，伍連德和余雲岫等人有關霍亂的研究[82]，陳垣和余雲岫等人關於結核病的探究[83]，余雲岫和陳方之等人對猩紅熱的探討[84]，井村孝全對瘟疫資料的鉤沉與考略[85]。

  1949年以後，中醫不僅結束民國以來長期受壓制的處境[86]，而且由於政府的大力提倡，中醫學研究空前活躍起來，醫療疾病史的研究一度也取得相當的進展。[87]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差不多同時出版了兩部十分重要的著作：范行準的《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華東醫務生活社）和余雲岫（即余岩）的《古代疾病名候疏義》（人民衛生出版社）。范氏深厚的醫學修養和歷史文獻功底，使筆者深感，該書堪稱中國醫學史里程碑式的著作，其突出的歷史意識與開掘深度，在相關的論著中，至今仍無出其右者。在書中，范氏對巫術和神道設教下的一些風俗習慣的預防疾病的意義進行了挖掘，並給予了充分肯定；對民國以前國人的環境衛生觀念和舉措進行了至今仍不顯落後的梳理；同時詳盡地考證了天花傳入中國和人痘發明的時間[88]，並對牛痘傳入中國的過程進行了細緻的論述。而余著通過對古代眾多文獻的爬梳，運用現代醫學知識，對《說文解字》、《釋名》等文獻中的疾病名稱進行了疏解，亦顯示出相當不凡的功力。在20世紀50年代，有幾篇關於傳染病的論文也具有較高的水準，比如李慶坪的《我國白喉考略》、陳方之的《中國猩紅熱簡史》[89]，他們在文中分別認為，白喉與猩紅熱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疾病，到清代只不過是有了專門、明確的記載而已，李文還從眾多的醫學著作中鉤沉出了從1785年到清末百餘年間白喉在我國的12度流行。此外，干祖望也對我國歷史上的白喉做了探討[90]，陳邦賢則撰文對原來《中國醫學史》「疾病史篇」、「傳染病目」中的內容做了有選擇的補充和修改[91]，龐京周論述了中國的瘧疾史[92]，劉牧之、蕭運春分別對麻風病做了探討[93]，姜春華等人探討了傳統醫學對傳染病的認識。[94]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研究，雖然總體上顯得薄弱，但也仍有些成果值得重視，比如蒲輔周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對祖國醫學有關急性傳染病的認識、預防以及辨證論治等問題均做了非常簡明扼要的論述。他認為，祖國醫學對急性傳染病的認識和診治是不斷發展的，在預防方面也有不少貢獻。[95]劉錫璡的《中國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發展》一文[96]，介紹了晉《肘後方》等醫籍中對狂犬（即狾犬）病和叢林斑疹傷寒（即謝工蠱毒）的治療，認為我國古代很早就有通過「以毒攻毒」獲得免疫的科學思想。繼此之後，我國免疫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表現就是人痘苗的發展。不過該文有關人痘的論述幾乎全采自范行准之《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殊少發明，唯一的差異在於他沒有理會范氏對人痘發明時間的考證，仍然相信清人文獻中記載的中國11世紀就出現種痘術的說法。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全國各行各業幾乎都取得了蓬勃的發展，疾病醫療史的研究也不例外。1980年10月，《中華醫史雜誌》復刊，專業研究隊伍也不斷壯大。不過，「由於新人多為醫生出身，因而文史功底不足，對社會史、文化史知之不多」，所以也出現了研究「低水平」重複的現象。[97]當然，由於研究者增多，而且有些老前輩仍在堅持研究，值得參考的成果也不在少數。就疾病史而言，這一時期最值得注目的當屬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兩部疾病史專著：范行准撰著約90萬字的《中國病史新義》（北京，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和陳勝昆的《中國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1984）。范著以疾病為綱，分解剖生理、內科病、神經精神病、內分泌病、營養障礙與新陳代謝病、傳染病、寄生蟲病、外科病、創傷病、皮膚病、婦兒病、胎生、五官病13編，分別闡述了我國古代對各種疾病的認識，包括病名、病因、症候和治療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特點和發展變化。不過傳染病在該書中所占分量並不大，而且較多關注古代疾病病名的含義，對明清的發展變化殊少清理。與范著相比，陳著更像圍繞著一定主題的論文集，不過其對傳染病的重視則明顯甚於范著，關注的時段也多集中在近代。全書21章，其中有9章直接論述鼠疫、霍亂、天花等傳染病，另有兩章談論預防醫學與保健衛生，與傳染病也密切相關。陳著利用現今不易見到的清末至民國期間的「海關報告」、「博醫會報」（均為英文）以及一些醫學雜誌，探討中國（主要是近世）的傳染病，為我們提供了不少非常重要的資料和線索。不過可能與陳醫師接觸的資料有關，陳著的大多數章節往往是先簡單地敘述某種疾病的起源，然後就突然跳躍到近代，給人以一種非常突兀的感覺。而有些顯得頗為紮實的篇章又有輾轉抄襲之嫌。[98]除了疾病史的專著外，有些醫學史著作中也有些重要的疾病史內容。比如范行准在《中國醫學史略》中對鼠疫、霍亂、猩紅熱、白喉、梅毒等傳染病以及工農業職業病做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中國宋元以來就已有鼠疫流行、明萬曆年間可能就出現過真性霍亂等值得重視的觀點。郭靄春編著的《中國醫史年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有較多關於歷史上疫病的記載。馬伯英的《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不僅概述性地論述了古代疫病流行情況，而且還對歷史上人口狀況、自然生態與疾病的關係做了探索性的研究，其體現出來的視野與意識已超出一般醫史研究者關注的範圍。此外，眾多中國醫學史著作在論及溫病學派時，也往往會對明清時期的疫情做簡單的概述。

  在論文方面，這一時期有關疾病史的論文大多發表在《中華醫史雜誌》上。除了傳統疾病病名沿革、古代疾病的症候以及疾病的診治和免疫等方面的探討外，張志斌對古代疫病流行因素的探索頗為引人注目，她根據醫書、正史和1949年以前一些醫史學者的研究，對中國歷代疫情發生情況做了統計，並分析其與政局、戰爭、地理環境、人口、災荒、民俗、防疫措施等因素間的關係。[99]就醫史學界來說，她的研究實在可以說是洞開了一個新的研究天地[100]，儘管從歷史學的角度看，她的統計和分析或許尚不夠細密。此外，還有兩篇有關傳染病的論文也體現了作者較為廣闊的視野。[101]傳統領域的研究似乎較多集中在喉科疾病、免疫及某些重要傳染病等主題上[102]，比如，喉科方面有楊大俊的《古代史料中十種咽喉病候》[103]、王東方和陳國豐的《喉痹病名考證》[104]、余永燕的《爛喉痧（猩紅熱）病史考略》[105]，其中余文考察了爛喉痧病名的演繹、爛喉痧病起源的爭鳴，雖然認為該病究竟是「舶來品」還是自古就有之病目前還無法確認，但在行文中似乎傾向於「外來傳入說」。免疫方面，有楊家茂之《牛痘初傳我國史略及其意義》[106]、楊小明之《「胎毒外感說」與中國古代防治天花的成就》[107]等。其中楊文提出「胎毒外感」的病因學說是中國能夠在11世紀就發明人痘的關鍵因素，認為它是近代天花病毒發明之前關於天花致病原因最科學的認識。此外李永宸、賴文探討了1820—1911年間嶺南的霍亂，認為1820年的霍亂從緬甸、泰國經海路首先傳入廣州和潮汕地區，此後主要流行於沿海地區，尤以珠江口和潮汕地區為甚，流行常發生於旱災的背景中。[108]何斌梳理了我國歷史上、主要是近代瘧疾流行的情況，並簡要論述了中醫對瘧疾的認識，認為中醫對瘧疾的治療效果是好的，但慢些。[109]朱文鋒、吳承玉回顧了中醫學對「痹」的認識，認為「痹」為病理概念，可分成30種。[110]賴文等人分析、研究了古代湛江地區的疫情資料。[111]周秀達、黃永源探討了古代的職業病。[112]

  總體而言，醫史學界的研究關注點較多地局限在技術與病理層面，除范行准等少數人外，資料利用上也基本限於歷代醫籍。所以，他們的研究雖然對認識中國傳統病名的內涵、症候和演變，疾病的治療手段和療效等方面助益良多，但在疫病流行狀況、流行的相關因素分析，特別是國家和社會對疫病的反應、疫病對社會及民眾心態和信仰的影響等方面，可供借鑑的內容非常有限。

  （二）歷史學界的研究

  若從世界範圍看，歷史學界總體上對疫病的關注，西方世界明顯鞭先一招。1975年，美國的麥克尼爾（William H.McNeill）教授發表了他那本在日後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該書「從史學和流行病學的觀點，藉由敏銳機智的觀察與推理，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113]，能讓人深深地感到，對人類的文明與歷史，實有必要進行重新的審視。讀來頗有種耳目一新之感。而西方的一些重要的社會史著作一般都會讓疾病史占有一席之地。[114]

  中外史學界嚴格意義上從社會史角度探討中國疾疫史的嚆矢，應屬於鄧海倫（Helen Dunstan）的《明末時疫初探》[115]，儘管此前曾有羅爾綱的讀書札記《霍亂病的傳入中國》以及陳高傭等人主要根據正史材料在統計歷史上的天災人禍時對疫災的揭示。[116]自鄧海倫之後，西方史學界對疫病史的探討漸趨增多，但離熱門似乎還有距離。中國國內的研究則始於20世紀80年代，台灣首先出現這方面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隨著「人群生命史」研究的趨熱，疾疫史的探討也相應增多。台灣以外的地區這方面的研究亦於20世紀90年代起步，研究者大多為歷史地理出身的研究人員，雖然目前仍屬冷門，但我有一種樂觀的預感，在不久的將來，它將會成為社會史乃至歷史學研究中一個新的熱點。

  應該與歷史學者關注的並非疾病本身、而是疾病造成的社會影響有關，目前史學界對疾病史的研究幾乎全部集中在傳染病上，除綜合性的探討[117]外，又以天花、鼠疫、霍亂三種甲類急性傳染病和含有道德意義的麻風病為主。以下就按類別，分別對中外史學界有關明清疾疫史研究之現狀做一梳理。

  1.綜合性研究

  1998年張劍光出版的《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全書48萬字）是目前唯一一部關於中國疫病史的通論性著作。該書對上起遠古下至清末各個時期的疫情概況、救療舉措、疫病後果、某些重要的疫情以及醫家與疫病關係等問題一一進行了論述。可以想見，在既缺乏足夠可供借鑑的細部研究又未能對各類歷史文獻中的疫病資料做深入發掘的情況下，欲在有限的篇幅和時間內，對如此廣大的時空範圍內如此眾多的問題都做出深入細緻的探討，顯然是不現實的。事實上，從該書的寫作手法和形式上看，它乃是介於通俗讀物與學術專著之間的作品。不過，作為拓荒性著作，它畢竟為我們勾畫出了中國疫情的大致脈絡，對引發人們對疫病以及疫病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的關注，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梁其姿的《中國前近代時期的疾病》是《劍橋世界疾病史》（劍橋大學出版社，1993）的一部分，該文從舊有疾病、舊有及新傳入疾病、人口與疾病、中國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中國醫學五個方面對中國宋、元、明、清的疾病史做了概略性的論述，認為自16世紀以來，由於中國開始進入世界交往體系，猩紅熱、霍亂、白喉和梅毒等一些新的疾病也開始傳入中國。18世紀以來出現人口的急劇增長，最好的解釋應是當時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究其原因，首先，是飲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於種痘術的出現和推廣以及密集的民間醫藥救療網絡的存在；再次，還因為衛生和嬰孩照看狀況的改善。雖然一般認為明末發生在中國北方並延及江南的大瘟疫為鼠疫，不過鄧海倫在《明末時疫初探》中對此持相當審慎的態度，所以她在標題中未明言鼠疫而名之曰時疫。她在文中對明末發生在山西、北直隸、山東、南直隸和浙江的瘟疫（epidemic）的地區分布、發生的季節、流傳情況、種類以及對人口造成的影響進行了鉤沉，並進而初步探討了政府和社會對瘟疫的反應和治療，最後，主要依據吳有性的《溫疫論》中的論述，對瘟疫致病原因和吳有性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地位做了探討。在做了較為詳盡的考察的基礎上，指出這次嚴重的瘟疫很可能是鼠疫，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為其他疾疫的可能，比如炭疽熱等，而且，眾多地方志中所載的「疫」或「大疫」應該不止一種疫病。該文還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儘管其本身並未能給予很好回答或做出積極的努力。比如瘟疫與農民起義間的關係；要認識當時對致病原因的認識，僅僅探討醫家的看法是不夠的，必須考慮到醫家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為普通人所接受、士人與一般不識字者在認識上又究竟存在多大的差別等因素。此外，謝高潮主要利用當代編就的災荒史和太平天國史資料，探討了太平天國戰亂期間發生在蘇、浙、皖的大疫災，對疫病發生情況做了初步梳理，認為這次瘟疫主要包括霍亂（真性）、斑疹傷寒和瘧疾。[118]梅莉、晏昌貴初步考察了明代的傳染病，認為明代南方疫病明顯多於北方，其中「以瘟疫為最多，痢疾、傷寒、瘧疾較為嚴重，鼠疫也有大面積的流行」，同時分析了影響疫病地理分布的原因。[119]

  2.鼠疫、天花和霍亂

  在這三種疫病中，以對鼠疫的探討最多，而其中又都集中在明末的華北，19世紀後半葉的雲南、兩廣、閩、港以及清末的東北等有限時空範圍內。這一領域，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班凱樂（Carol Benedict）關於中國19世紀鼠疫的新著。[120]該書是在作者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此前，她曾發表過相關論文。[121]作者強調從歷史、地理和傳染病學等角度來觀察晚清中國的鼠疫，以其較為廣闊的視野和用力較勤的資料搜集（特別是19世紀末西方傳教士和醫家的報告）使該書達到了較高的水準。該書除去導論和結論，共分6章，分別對中國西南地區鼠疫的源起、鼠疫沿著商路在內陸地區的流布、東南沿海地區鼠疫的空間傳播方式、19世紀中國各界對鼠疫的反應、1894年廣東與香港的鼠疫、清末東北的鼠疫與國家醫學的興起等問題做了探討。作者相當細緻地勾畫了雲南鼠疫的流行路線和流行原因，對鼠疫造成的人口損失做了估計，指出，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雲南「回亂」期間，大約有500萬人喪生，鼠疫無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在戰亂平息以後，鼠疫仍在繼續，顯然更是造成人口損失的重要因素。而兩廣與福建，在鼠疫流行期間，有占總人口2％～7％的人死於瘟疫。作者還提出，19世紀末中國有關鼠疫的歷史圖像不單是生物學現象，也是文化現象，充分強調了國家權力全面介入公共衛生事務的必要性。此外還有四篇關於鼠疫的論文，費克光（Carney T.Fisher）對中國歷史上一些有關鼠疫的問題做了探討[122]，認為自1800年代以來，腺鼠疫一再在中國流行，而此前根據一些典範的歷史記載對腺鼠疫的認定只是猜測，現有資料並無證據支持歐洲的黑死病與中國宋元時期的大疫之間有因果關聯。通過對1894年香港鼠疫和清末東北鼠疫的探討，提出，中國政府對以西醫作為現代化計劃一部分的贊同，為現代衛生學和公共衛生奠定了基礎。憑藉這些措施，他們認為將可以有效地消滅鼠疫的威脅。曹樹基、李玉尚近年來連續發表了四篇有關鼠疫的文章。[123]曹樹基在第一篇論文中認為明末流行的瘟疫為鼠疫，華北的兩次鼠疫流行造成了1000萬人口死於非命，並探討了明末華北社會經歷的大動盪、大變革與鼠疫流行的關係，認為明王朝是在天災、民變和鼠疫的共同作用下滅亡的。在後面的三篇論文中，其從鼠疫的近代疫源地的變動規律出發，在研究疫病對人口損失的影響的基礎上，對近代人類群體活動的加強與疫源地變動頻繁的關係做出了研究，從而揭示了疫源地、人口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以較為詳細的資料全面研究了雲南19世紀的鼠疫流行狀況，從生態關係、民風民俗角度探討了傳染病對農村社會的影響；並著重探究了咸同年間的鼠疫對雲南人口的影響，提出戰爭也是一場「生態災難」。

  關於天花，目前已有不少論文發表，比如，梁其姿的《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124]以及在該文基礎上撰成的《中國晚期帝國的人痘與牛痘，約1570—1911》[125]，杜家驥的《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的影響》。[126]梁文在范行准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立足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對明代中後期至清代的人痘接種、清政府的防痘政策、牛痘的傳入中國等問題做了論述，他認為，「18世紀下半期，民間對種痘法的普遍肯定，來自種痘術本身的改良與發展，以及清廷採用種痘法所帶來的宣傳效果，同時也為稍後從西方傳入的牛痘接種法鋪好了路。」「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對新事物，有相當程度的開放性，至少不低於同期的西方。」「社會方面的因素，即所謂中國社會的保守性、官僚結構的阻礙性等站不住腳的說法，並不能解釋科技在中國發展的緩慢。」杜文在論述清代天花流行和防治的基礎上，以北京的皇族為例，分三個時期——清初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元年（1821年）至清亡——具體探討了天花的危害與預防效果，認為：「自人痘接種術推廣以後，天花的危害對象，已縮小到主要是嬰兒的範圍內了，一部分嬰兒也因為接種人痘得以保全。」而牛痘的效果明顯好於人痘，道光以降，北京牛痘術的推廣普及，大大降低了嬰兒的死亡率。[127]

  對霍亂的研究，除羅爾綱前揭論文外，主要有程愷禮（Kerrie L.MacPherson）、李玉尚以及筆者的研究。[128]羅文根據有限的方志和文集資料，提出真性霍亂的傳入中國始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並可能在道光元年（1821年）由江蘇流傳到北京。程文詳盡梳理了19世紀中期以來中外人士關於真性霍亂究竟是由印度傳入還是中國早已有之的探討，可能與作者審慎態度有關，文章最後並沒有就此下自己的斷言，但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說法：病菌可能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產生和變型，「直到1960年代厄爾托登場以前；印度的霍亂弧菌也許可能是較新而較毒的類型」。同時，文章還檢視了道光元年（1821年）的霍亂流行情況以及此後到1930年的六度大流行，認為：「在野心勃勃的公共衛生措施配合下，免疫的預防注射被廣泛地傳播後，可能會影響霍亂的惡性效果及其頑強存在的各種人為與環境因素。」李文立足方志資料對嘉道之際全國的霍亂流行情況做了勾勒，並簡要分析了霍亂流行的自然、社會背景，認為，傳統國家和社會內部缺乏一種創新機制，在霍亂流行面前已經展露無遺，從這個意義上說，1817年至1821年的傳染病已經為20年以後中國命運的悲劇性轉折埋下了伏筆。拙文對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疫情及前前後後的眾多相關問題做了具體考察，認為：真霍亂的傳入與反覆流行，既與西力東漸不無關係，但同時也與江南本身的地域特點以及乾嘉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海上和內河交通的昌盛、環境的破壞和污染日趨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現後，江南社會各界特別是醫學界對霍亂流行及相關問題做出種種不無成效的反應。從中，看到的不僅僅是所謂傳統社會的變動不居，還有江南地方社會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動性。我們沒有理由蔽於西方文明的突飛猛進和強勢而忽視中國社會自身的發展變化。

  3.麻風病及其他

  麻風病可能因為具有道德象徵意義而較多地受到學者的關注。梁其姿最近的研究，沒有拘泥於古代文獻中的大風、癘/癩病到麻風是否確指現代醫學所定義的真麻風這類很難取得共識的爭論，而是從社會文化史的視角，匠心獨具地梳理了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指出，從「大風」發展到「麻風」的這一連串疾病類別，雖然在不同時代可能有不同的內容，但是其密切的關係，其一貫性，是明顯地有歷史軌跡可循的。「大風—麻風」病的概念變化部分是來自經典醫學思想的影響，也明顯地受到各時代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如道教思想、醫者與患者的社會背景、地域因素、新疾病等的影響。疾病概念的形成，顯然不單是醫學知識的問題，更牽涉著複雜的社會文化因素。[129]蔣竹山探討了明清華南地區有關麻風病的民間療法，認為明清時期雖然醫家對麻風病的認知和治療方式較前代已有明顯的發展，但整體來說，這些醫療觀念仍不夠普遍，民間最常見的辦法是「以毒攻毒」的烏梢蛇酒治療法，而盛行於兩廣的「過癩」習俗則影響到了正統醫家對麻風病治療法的改進。[130]

  此外，梅莉、晏昌貴、龔勝生的《明清時期中國瘴病分布與變遷》[131]一文指出，雲南與廣西為明清瘴病流行的嚴重區，貴州和廣東為流行區，湖廣、四川等地為局部及零星分布地，並就瘴病的變遷與經濟開發的關係做了探討。

  另外，一些與疾病密切相關的醫療社會史方面的成果也值得注意，比如梁其姿對宋以來國家醫療政策和地方醫療資源的研究[132]，Christopher Cullen、Wilt Idema等人依據明清小說對疾病與治療等關係的探討[133]，韓嵩（Marta Hanson）對南方地方醫療資源的研究。[134]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歷史學界對疾疫社會史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顯著地反映在僅有較少的成果集中在幾個有限的專題上。具體而言，這種薄弱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表現：第一，雖然通過深入挖掘各類歷史資料梳理出各個時期的疫情的數量、延及範圍等是歷史學者的專長，且明清時期，歷史文獻相對豐富，因此，這一工作無疑大有可為，但目前的研究，僅有人對個別地區某一時段的個別疫病的流行情況有所揭示，還遠不能使人產生哪怕是局部的整體印象。第二，雖然有些學者提出了一些頗具深意的認識，比如生態問題，但對此深入細緻的論證尚付闕如。第三，關注疾疫產生的社會影響以及社會的反應，乃是歷史學者優於醫史專家之處，不過，就這方面而言，目前的研究也基本局限在對國家和社會各界反應的形式、內容以及相互關係等問題的探討上，對病人及病家的心態和活動少有揭示，而且也多未將國家和社會等的反應置於歷史變遷的背景中，對近世社會的發展做出探索。第四，對疫病爆發流行的原因，多滿足於從政治、經濟和社會以及環境等方面做籠統的論述，而未能結合傳染病流行的三要素——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做深入細緻的考察，特別是對易感人群方面因素的探討，目前還基本未引起注意。第五，研究人員的醫學、疫病學修養還亟待提高。從事疾病社會史研究，固然不需要有很精深的醫學、傳染病專業知識，但缺乏基本的常識——比如疾病概念的模糊不清，疾病症狀的張冠李戴等，顯然會妨礙研究的深入。而且這種修養，不應僅僅包括現代知識，更重要的是還應對當時人的認識水平有較為全面的理解。第六，對白喉、疫喉痧等一些清代文獻中記載甚多的疫病，歷史學界至今還基本未做出自己的研究。第七，在資料利用上，對醫書的利用還非常有限，對筆記文集的發掘利用總體上也仍顯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