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資料說明

  由於疾病醫療社會史在目前還是一個大多數史家較少關注的學術領域，而且目前還缺乏較為深入的綜合性研究，大多數論著在資料的利用上也往往以一兩類資料為主[135]，特別是這類資料還非常零散，因此，我想在此有必要對該類資料的載體、資料的特點和利用狀況做一說明。

  根據筆者的搜羅，這方面的資料大致有以下幾類：

  （一）官書

  主要包括正史、實錄、政書等。總體上，由於國家在對付疫病方面舉措甚少，所以這類資料中相關的內容也較少，但也不可忽視，特別是在探討國家態度時。

  （二）方志

  包括各省通志、府縣誌、鄉鎮志等，特別是縣誌與鄉鎮志，是這類研究最重要的資料之一。其中疫病和疾疫救療的資料主要見於「祥異」、「善舉」、「人物·孝義和方技」以及「雜誌」等門類中，而有關時人對疫病的認識及民間的信仰和習俗則主要包含於「風俗」、「祠寺」、「廟壇」、「藝文」和「雜誌」等內容中。這是本書最主要的資料來源，筆者對《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136]所收錄的清代和民國初年編纂的江南十府一州的各類方志基本上都一一做了翻檢。此外，現代編成的一些地方的「衛生志」中，也有不少有關的資訊，特別是關於清末西醫的情況和當時衛生狀況的記載較有價值。

  （三）詩文集、筆記和小說

  豐富的清人詩文集是清史研究的資料寶庫，雖然早就引起人們注意，但由於館藏分散、人們對其總體上的收藏和分布情況不了解，而且因詩文集本身內容龐雜，所以目前對其發掘利用還遠遠不夠。疫病史資料在文集中並不多見，所以筆者在翻檢時，常常有「大海撈針」之嘆，不過其中偶爾出現的一些關於疫病與救療情況的重要資料也往往給人一種「行有所值」之感，而且在翻檢中，似乎越來越深切地感到，集中翻閱，對了解當時的社會問題以及時人對包括疾病、醫療在內的眾多問題的認識是非常有益而且必要的。南開大學圖書館以收藏清人詩文集為特色之一，達2000餘種，其中大約有一半為本書所稱的江南地區的文人所作。另外，新近出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1996）也收集了較多的乾隆中期以前人所作的詩文集。這些無疑大大便利了筆者對詩文集的利用。在閱讀中，筆者主要關注清代江南人的文集，對一些影響較大、曾在江南為官或居住之人的文集也適當予以注意，對詩集的翻檢則較為隨意。筆記小說特別是筆記中包含的相關資料似乎要多於詩文集，實際上，目前出版界對筆記小說出版的重視也遠遠超過詩文集。首先，有綜合性的「歷代筆記小說大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其次，有不少出版社都出版相關的叢書，比如「清代筆記史料」叢書（中華書局）、「明清筆記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歷史資料叢刊」（上海書店出版社）、「民國筆記小說大觀」（山西古籍出版社）、「浙藏善本叢書」（浙江古籍出版社）、「江蘇地方文獻叢書」（江蘇古籍出版社）等。此外，點校出版的清人小說也不在少數。由於筆記本身形式和內容都非常隨意，故相關資料的內容也十分龐雜，分布也頗為零散。小說雖多虛構，但其反映出的背景往往是真實的，對認識當時一般民眾對醫療、疾病的態度幫助較大。

  （四）醫書

  在目前的研究中，對醫書的利用主要以醫史研究者為主，多數史學研究者偶有利用，也大多從醫史著作中轉引。事實上，醫書特別是其中的序文以及醫話、醫論中包含的大量社會史內容往往為醫史研究者所忽視，而且閱讀醫書對全面了解時人對疾病的認識和醫療技術也是必要的。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國家對中醫的重視，目前已點校出版了相當數量的古代醫籍，極大地方便了我們的利用。比較大型的如「中國醫學大成」（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珍本醫書集成」（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秘本醫學叢書」（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三三醫學叢書」（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中醫古籍整理叢書」（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8），「歷代中醫名著文庫」（人民衛生出版社），「中醫珍本叢書」（華夏出版社，1997），「中國醫學名著」叢書（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明清名醫全書大成」（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明清中醫名著叢刊」（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4），「明清中醫臨症小叢書」（中國中醫藥出版社），「珍本醫籍叢刊」（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實用中醫古籍叢書」（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吳中醫集」（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徽州醫籍叢刊」（黃山書社），「陳修園醫學七十二種」（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等。另外單本出版者也數量頗巨。而有關各地收藏古籍的情況，則編輯出版了《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這些都大大方便了人們的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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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海關醫報（The Medical Reports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

  中國海關自19世紀中葉以後，每十年將搜集到的中國各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況做一匯總，稱為「海關十年報告」，其中有關疾病醫療的情況被匯集成「海關醫報」，約發行80多冊，它對研究晚清的疫病十分重要。不過這類資料不易見到，目前有兩本資料集對有關內容有所摘錄。[137]

  （六）資料彙編

  各個時期編成的資料集種類甚多，不勝枚舉，這裡僅列數種特別重要者。在清代，余治所輯之《得一錄》實為各類慈善事業的文件彙編，雖然在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它早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就已受到關注，1984年，馮佐哲曾於引介夫馬進關於明清慈善組織研究的文章中對其做過簡單介紹[138]，但在我國，似乎至今仍未受到足夠的重視。雖然施藥施診、對疾疫的救療和預防並不是當時慈善活動的主要內容，但相對於其他文獻，它仍然算是相關信息較為集中的史料。20世紀80年代後，陶御風、朱邦賢、洪丕謨編纂的《歷代筆記醫事別錄》（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將作者搜羅到的三百餘種自唐至民國初的筆記（包括少量文集）中的醫療、疾病方面的資料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編排，資料價值不言而喻。王新華、潘秋翔編纂的《中醫歷代醫話精華》（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從四百多種醫籍（不限於醫話類著作，主要為明清時期的醫籍）中，選錄了醫話兩千五百多則，並做了分類編排。《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6）專門有「疾病類」，此外「風俗」和「迷信」等類中也有相關資料。《清詩鐸》（中華書局，1960）按類編排的方式為我們利用清詩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其中，歲時、善政、田家、災荒、義行、風俗、喪葬、掩埋、疾病、醫術和鬼神等類別中有著較為豐富的疾疫史及相關資料。另外，幾本關於太平天國的資料集對了解同治初年的瘟疫多有幫助[139]，有關蘇州的碑刻資料集和商會檔案彙編則保留了一些有關環境衛生以及疾疫救療的資料。[140]

  族譜無疑是另一類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有關疫病社會史的內容也多有存在，不過由於其不夠集中，更主要的是因為時間有限，這次未能多加利用。

  [1] 應該指出，這種重視主要是因為它與重大政治事件的直接掛鉤，從社會及社會心理等方面探索戰爭影響的研究目前依然比較缺乏。

  [2] 美聯社電訊：《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稱：六大傳染病威脅全人類》，載《參考消息》，1999-06-19。

  [3] 對近世一詞，目前學術界並沒有明確的界定，早年由日本學者提出，主要是指宋、元、明、清這一歷史時期。近年，在探討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道路時，中國與西方的研究者也使用這一概念，一般指明代中後期至民國初年這一段時間，大體相當於西方學者所謂的「Late Imperial China」。

  [4] 該地區（涵蓋地區見後）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596人，不僅遠遠高於全國86人的平均水平，而且也幾乎是當時人口密度最高的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平均人口密度（178人）的三倍。參見王業鍵、黃瑩珏：《清中葉東南沿海糧食作物分布、糧食供需及糧價分析》，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06。

  [5] 參見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205～211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

  [6] 《新華辭典》，93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7]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傳統醫學》，502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

  [8] 在現在專業學術著作中，一般把據西方醫學體系發展出來的醫學稱為現代醫學，由中國原有醫學發展起來的醫學叫做中國傳統醫學或祖國醫學。本書這裡只是借用這種通行術語，並不表明筆者贊成這種術語背後所蘊藏的意味。

  [9] 王季午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傳染病學》，1頁，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

  [10] 余：《急性傳染病》，5頁，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65。

  [11] 參見王季午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傳染病學》，6頁。

  [12] 參見黃樹則、林士笑主編：《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224～23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13] 參見蒲輔周：《中醫對幾種急性傳染病的辨證論治》，3～4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0；李家庚、余新華主編：《中醫傳染病學》，3頁，北京，中國醫藥科學出版社，1997。

  [14] 此類名稱在古代文獻中時能見到，這裡僅隨舉一例，下同。比如朱震亨：《丹溪心法》，見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299《瘟疫門》，第7冊，1681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2。

  [15] 如劉奎：《松峰說疫·自序》，14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

  [16] 如民國《上海縣續志》，卷28《雜記·祥異》，1700頁。（有關地方志的作者、版本，均請參見本書的參考文獻）

  [17] 如周揚駿：《溫熱暑疫全書》，48頁，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2。

  [18] 如余伯陶：《疫證集說》，見王新華、潘秋翔編：《中醫歷代醫話精選》，63～64頁，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19] 如陳耕道著有《疫痧草》一書，見《吳中醫集》編寫組編：《吳中醫集·溫病類》，417～441頁，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20] 在正史（比如《清史稿》，卷40《災異一》，北京，中華書局，1978）和地方志的《祥異志》或《災祥志》等文獻中，基本都以「疫」或「大疫」這樣的名稱來記錄瘟疫。

  [21] 溫疫、溫病、瘟疫三個概念在有些醫家的著述中往往相互混淆，這裡指其通常的含義。溫和瘟在清代甚至現代的溫病學著作中，基本不加區別，認為是可以互相替換的。比如章楠認為：古無「瘟」字，「溫」、「瘟」義同。（《醫門棒喝初集·醫論》，卷2，70頁，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有關瘟疫與溫病二者間區別的討論參見下文。

  [22] 傷寒在傳統醫學中，是某一類疾病的名稱，與現代醫學中的傷寒、副傷寒不同。其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傷寒包括一切外感寒熱病，而狹義的傷寒僅指傷於寒邪而即發的外感疾病。廣義的傷寒包括溫病，而狹義的傷寒與溫病相併列。有關傷寒概念的解釋，可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傳統醫學》，384～385頁。

  [23] 如林之翰說：「如感風、寒、暑、濕四序之常氣為病，則不傳染。即如伏氣發為溫熱，與夫即感春時風氣，發為溫病，皆不能傳染……今人以不傳染之溫熱不便名溫，以病家惡聞其名，但名之曰感症，即溫熱也。故不另立名色以滋惑耳。」（林之翰：《溫疫萃言》，卷3，63頁，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24] 余雲岫：《古代疾病名候疏義》，見《說文解字病疏》（中），148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3。

  [25] 浙江省中醫研究所：《〈溫疫論〉評註》，卷下《正名》，255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7。這一論述亦可見於劉奎、楊璇等人的著述中。

  [26] 傳染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流行性，不過流行病未必是傳染病，比如現代的心血管疾病。

  [27] 林富士：《東漢晚期的疾疫與宗教》，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3分，1995-09。

  [28] 參見顧婉生主編：《預防醫學概論》，1頁，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

  [29] 參見任應秋主編：《中醫各家學說》，8～36、149～187頁，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30] 參見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219頁，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

  [31] 比如南京中醫學院編《溫病學》開宗明義：「溫病是由外感溫熱病邪引起、以熱象偏重為主要特徵並具有季節性和不同程度傳染性的一類疾病。」（南京中醫學院編：《溫病學》，1頁，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范行准更是明確地指出：「傳染病學總論——溫病學。」（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218頁）

  [32] 關於中國醫學史上傷寒與溫病兩種學說此消彼長的過程，可參見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218～241頁；郭謙亨：《溫病學發展史略》，載《中華醫史雜誌》，1985（2）。

  [33] 轉引自陳修園編著：《陳修園醫學七十二種》，第2冊，667～668頁，上海，上海書店，1988。

  [34] 劉奎：《松峰說疫》，卷2，46～47頁。

  [35] 在現代的溫病學教科書中，一般都列專目區分「溫病與溫疫」，比如孟澍江主編的《溫病學》指出：「溫病是溫熱性質的外感病，溫疫則是指溫病中具有強烈傳染性和引起流行的一類疾病。」（孟澍江主編：《溫病學》，8頁，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

  [36] 浙江省中醫研究所：《〈溫疫論〉評註》，255頁，並請參閱257頁之評註。

  [37] 楊璇：《傷寒瘟疫條辨》，卷1，39～40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

  [38] 現代醫史學界一般認為發源於印度的真性霍亂自嘉慶末以後才傳入中國，中國傳統所謂的霍亂實際上多為急性腸胃炎或爆發性食物中毒。儘管目前對這一認識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中國傳統的霍亂主要不是指真性霍亂。對霍亂的詳細討論參見本書第三章及余新忠：《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後後——基於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載《清史研究》，2001（2）。

  [39] 參見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299《瘟疫門》，第7冊，1676～1709頁；卷257～258《霍亂門》，第6冊，814～853頁；卷459～497《痘疹門》，第11冊，1227～2120頁。

  [40] 參見曹炳章校刊：《中國醫學大成》，第4、6、7冊，北京，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

  [41] 有關古代江南概念的含義及其變化，請參見周振鶴：《釋江南》，見《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2] 參見《清史稿》，卷58《地理五》，1983頁。

  [43] 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1），100頁。

  [44] 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1），101頁。

  [45] 比如朱小田的《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等。

  [46] 參見王業鍵、黃瑩珏：《清中葉東南沿海糧食作物分布、糧食供需及糧價分析》，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06。

  [47] 參見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1），105頁。

  [48] ［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89。

  [49] 本書在譯成中文時，更名為《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50] 這方面比較重要的論著，就管見所及主要有：Mary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美］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美］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美］羅威廉：《駁「靜止論」》，見張芝聯、成崇德主編：《中英通史二百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美］艾爾曼：《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James L.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中文書評見羅志田：《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研究：〈懷柔遠人〉的史學啟示》，載《歷史研究》，1999（1）；［日］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日］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特別是最近，貢德·弗蘭克對歐洲中心主義的社會理論進行了全面的清理與批判，他提出：如果人們能夠真正從封閉的歐洲中心主義知識霸權中解放出來，轉而從一種全球視野來看世界，那麼他們會發現，在現代早期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處於中心地位的不是歐洲而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是歐洲被吸收到一個早已存在的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即從歐洲內部發育出一個現代世界體系並以此為中心向外擴張，把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區吸收到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中。參見［德］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51] 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成果，最集中地體現在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中。

  [52] 參見羅榮渠：《走向現代化的中國道路——有關近百年中國大變革的一些理論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6（4），43～53頁。

  [53] 參見吳承明：《傳統經濟·市場經濟·現代化》，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2）；《現代化與中國十六、十七世紀的現代化因素》，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4）。

  [54] 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變化的特點和歷史地位》，載《中國農史》，1998（3），42～43頁。

  [55] 比如，李伯重對江南早期工業化的研究，《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羅一星對佛山近世社會變遷的勾勒，《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陳春生對廣東米價的分析，《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世紀廣東米價分析》，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許檀對山東商品經濟的探討，《明清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劉志偉對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的研究，《在國家和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王振忠對淮揚社會變遷的探索，《徽州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高王凌對中國18世紀經濟發展的研究和明清經濟增長的綜論，《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府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明清時期的經濟增長》，載《清史研究》，1999（4）；高翔對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的研究，見《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等等。

  [56] 如許檀在最近的兩篇文章中指出，中國近代以來的市場經濟完全是藉助傳統的市場網絡發展起來的，儘管工業化源自西方的影響。參見《區域經濟與商品流通》，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及其歷史意義》，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2）。

  [57] 溝口雄三從思想史的角度對此做出的探索是筆者所見到的非常有限的例外，他通過對中國「公」、「私」等概念的梳理，提出：「雖然我們不能從中國近代思維中分析出『個我的自立』這種思想，但是，相反地，應該能夠展望到他們把獨特的共和革命與人民革命視為近代的將來。無疑，中國近代思想只能從共同體的，如萬物一體之仁——大同思想中分析出。因此，天、理、自然、公是這種共同體思想的表象，在思想史上，我們應該通過這些概念去探索亞洲的一種近代的歷史性或主體性的質。」［日］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38～3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8] 參見鄧正來、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1～6、372～373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59] 參見余新忠：《中國的民間力量和公共領域——近年中美關於近世市民社會研究的回顧和思考》，載《學習與探索》，1999（4）。

  [60] 有關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含義和在西方的演變情況，可參見何增科：《市民社會概念的歷史演變》，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5）；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及其在現代的匯合》，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5）；鄧正來、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1～15頁；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6（2）；汪暉：《公共領域》，載《讀書》，1995（6）。

  [61] 參見余新忠：《中國的民間力量和公共領域——近年中美關於近世市民社會研究的回顧和思考》，載《學習與探索》，1999（4）；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247～253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62] 參見［美］魏斐德：《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問題的論爭——西方人對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的思考》，見鄧正來、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378～400頁。

  [63] 黃宗智雖然提出了「第三領域」的新名詞（《中國的「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國家和社會間的第三領域》，見鄧正來、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420～443頁），但他對中國國家和社會的特點並無討論，而且他所提出的第三領域含義頗為模糊和多變，一方面，與羅威廉等人所謂的「公共領域」究竟有怎樣的區別還讓人疑惑；另一方面，它能不能作為一個與國家和社會相對應的、單獨的領域獨立存在也大有問題。相關的評論請參見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11～29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余新忠：《中國的民間力量和公共領域——近年中美關於近世市民社會研究的回顧和思考》，載《學習與探索》，1999（4）。

  [64] 這只是就一種潮流而言，事實上，梁其姿等人零星的研究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開始。

  [65] 有關台灣這一研究興起的緣起與狀況，請參見杜正勝的三篇論文：《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和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載《新史學》（台北），第6卷，第1期，1995-03；《「疾病、醫療和文化研討小組」的緣起與立意》，見《古典與現實之間》，265～270頁，台北，三民書局，1996；《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載《新史學》（台北），第8卷，第4期，1997-12。亦可參見李建民：《一個新領域的摸索——記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緣起》，載《古今論衡》（台北），創刊號，1999。

  [66] 網址為：http：//saturn ihp.sinica.edu.tw/～medicine/，承台灣蔣竹山先生見告，謹致謝忱。

  [67] 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和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載《新史學》（台北），第6卷，第1期，142頁。

  [68] 陳元朋：《民國以來宋代醫學史研究概況簡介——以台灣與大陸地區的研究成果為例》，載《大陸雜誌》（台北），第90卷，第5期，46頁。

  [69] 有關中國台灣地區這方面研究的具體情況，可參見余新忠：《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3）。

  [70] 筆者所見為上海書店於1984年據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的影印本。關於陳三次創作的情況請參見趙璞珊：《讀陳邦賢先生三部〈中國醫學史〉》，載《中華醫史雜誌》，1990（1）。

  [71] 有關現代中國醫學史的狀況，可參見鄭金生、李建民：《現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源流》，載《大陸雜誌》（台北），第95卷，第6期；陸肇基：《從〈中華醫史雜誌〉看我國的醫史研究》，載《中華醫史雜誌》，1987（1）；甄志亞：《關於我國醫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務的回顧與探索》，載《中華醫史雜誌》，1991（2）；吳雲波：《試論中醫史研究重心的轉移》，載《中華醫史雜誌》，1992（3）；李經緯、朱建平：《近五年來中國醫學史研究的進展》，載《中華醫史雜誌》，1994（3）；傅芳：《中國古代醫學史研究60年》，載《中華醫史雜誌》，1996（3）；靳士英：《疾病史研究六十年》，載《中華醫史雜誌》，1996（3）。

  [72]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德國的文樹德（Paul U.Unschuld），日本的真柳誠，中國台灣的劉伯驥、陳勝昆等人。參見鄭金生、李建民：《現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源流》，載《大陸雜誌》（台北），第95卷，第6期；陳元朋：《民國以來宋代醫學史研究概況簡介——以台灣與大陸地區的研究成果為例》，載《大陸雜誌》（台北），第90卷，第5期。

  [73] 指立足醫學本身發展，以敘述醫學「發現」與「成就」為重點的醫史。基本相當於本書所謂的醫史學界的研究。

  [74] 參見鄭金生、李建民：《現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源流》，載《大陸雜誌》（台北），第95卷，第6期，26～29頁。

  [75] 比如甄志亞指出，這一時期是醫史研究中以揭示中國醫藥學發展的規律為研究目的的「規律說」逐漸流行並日益受到重視的時期。參見甄志亞：《關於我國醫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務的回顧與探索》，載《中華醫史雜誌》，1991（2）。

  [76] 《中華醫史雜誌》，其前身為《醫史雜誌》，1947年3月在上海創刊。後因經費短缺於1949年停刊。1951年，《醫史雜誌》由華東醫務生活社協助，得以復刊。1953年改名為《中華醫史雜誌》，並由上海遷到北京編輯出版。1956年以後，中華醫學會以稿源不足為由將《中華醫史雜誌》停刊。1957年，增加保健組織內容、改名為《醫學史與保健組織》編輯出版，仍為季刊。1959年，《醫學史與保健組織》與《中華醫學雜誌》合併，改名為《人民保健》，每期僅登載醫史文章一兩篇。1961年《人民保健》停刊。1980年10月，《中華醫史雜誌》重新復刊。參見陸肇基：《從〈從中華醫史雜誌〉看我國的醫史研究》，載《中華醫史雜誌》，1987（1）。

  [77] 參見陸肇基：《從〈從中華醫史雜誌〉看我國的醫史研究》，載《中華醫史雜誌》，1987（1）。

  [78] 參見李經緯、朱建平：《近五年來中國醫學史研究的進展》，載《中華醫史雜誌》，1994（3）。

  [79] 它們分別是：傷寒、發疹傷寒、霍亂、痢疾、天花、麻疹、水痘、白喉、猩紅熱、鼠疫、肺癆病、梅毒、麻風、瘧疾、黑熱病、血吸蟲病、薑片蟲病、肺蛭蟲病。參見陳邦賢：《中國醫學史》，361～385頁。

  [80] 以上有關日本的信息，由南開大學歷史系胡寶華博士提供，謹致謝忱！

  [81] 參見伍連德：《中國之鼠疫病史》、《中國鼠疫史》，載《中華醫學雜誌》，第22卷，第11期，1936；李祥麟：《鼠疫之歷史》，載《中西醫學報》，1910（8）；李健頤：《鼠疫之研究》，載《醫藥衛生月刊》，1932（5）。

  [82] 參見伍連德：《中國霍亂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療法概況》，載《同仁醫學》，第8卷，第4期，1935；余雲岫：《霍亂沿革說略》，載《新醫與社會彙刊》，1918（1）；余雲岫：《流行性霍亂與中國舊醫學》，載《中華醫學雜誌》，第29卷，第6期，1943；余雲岫：《霍亂的流行史》，載《健康醫報》，1946（4）；鄭偉如：《霍亂史話》，載《申報》，1946-07-26。

  [83] 參見陳垣：《肺癆病傳染之古說》，載《醫學衛生報》，1909-04-08；余雲岫：《中華結核病變遷史》，載《中華醫學雜誌》，1924（2）；余雲岫：《中華舊醫結核病觀念變遷史》，載《華國》，1924（11）；盧永春：《癆病的歷史》，載《醫學周刊集》，1931-01；嚴祖庇：《克明醫刊》，1934（3～3）；李濤：《中國結核病史》，載《中華醫學雜誌》，1939（12）；朱燁：《中國古籍中對肺結核之記載》，載《中華醫學雜誌》，1945（5～6）。

  [84] 參見余雲岫：《猩紅熱舊說之回顧》，載《新醫藥》，1934；《猩紅熱與中國舊醫學》，載《中華醫學雜誌》，1941（5）；陳方之：《猩紅熱的現代觀》，載《新醫藥》，1934（2）；陸淵雷：《猩紅熱的傳入》，載《國醫導報》，1941（2）；關任民：《猩紅熱在吾國之考察》，載《中醫醫學報》，1930（7）。

  [85] ［日］井村孝全：《地方志所載之中國疫癘略考》，載《新醫藥》，1937（4）；《中國疫癘考》，載《現代醫學》，1943（12）。

  [86] 有關民國以來歷屆政府對中醫的歧視與壓制，可參見甄志亞主編：《中國醫學史》，487～490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

  [87] 參見鄭金生、李建民：《現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源流》，載《大陸雜誌》（台北），第95卷，第6期，28頁。

  [88] 他指出，天花傳入中國不在東漢，而是南北朝時期，中國發明人痘約在明代中後期，而非如傳說中的11世紀。

  [89] 均刊載於《醫學史與保健組織》1957（2）。

  [90] 干祖望：《白喉及它的一切在我國的發展史》，載《新中醫藥》，1954（11）。

  [91] 陳邦賢：《幾種急性傳染病的史料特輯》，載《中華醫史雜誌》，1953（4）。

  [92] 龐京周：《中國瘧疾概史），載《醫學史與保健組織》，1957（1）。

  [93] 劉牧之：《麻風病在中國醫學及歷史上的記載》，載《中華皮膚科雜誌》，1956（1）；蕭運春：《祖國醫學對麻風病之認識》，載《中醫雜誌》，1956（4）。

  [94] 姜春華：《祖國醫學對急性傳染病病原的認識》，載《新中醫藥》，1955（1）；朱顏：《祖國醫學在傳染病認識和防治方面的成就》，載《中醫雜誌》，1955（8）。

  [95] 參見蒲輔周：《中醫對幾種急性傳染病的辨證論治》，1～20頁。

  [96] 載《微生物學報》1978（1）。

  [97] 參見鄭金生、李建民：《現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源流》，載《大陸雜誌》（台北），第95卷，第6期，26、29頁。對此，筆者深有同感，相當多的論文引文不注出處，僅於文後列一兩種參考文獻，對資料的處理也比較隨便。不僅對社會史、文化史知之較少，就是對醫籍資料的搜集和理解也基本不出陳邦賢、伍連德、范行准等前輩學者的範圍。此外，近年來的新版醫籍點校方面的錯訛也明顯多於以往。

  [98] 比如第六章《中國的天花》、第十一章《中國的禁忌與預防醫學》幾乎完全是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第106～116、30～40頁的翻版或縮寫。

  [99] 參見張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諸種初探》，載《中華醫史雜誌》，1990（1）。

  [100]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醫史學界也逐步開始表現出對隱藏在疾病醫療背後的社會、文化因素的關注。實際上，這方面的旨趣，范行准早在其1953年的著作中就已有所體現，只是很少被注意。近來的研究，在社會史方面，除張文外，馬伯英的《中國醫學文化史》也對社會因素有相當的關注。而對文化史，可能由於中國醫學本來就與中國文化密不可分，受到的重視也遠甚於社會史，這從近十幾年來出版的較多醫學文化史著作中不難看出。比如，李經緯等編著的《中國古代文化與醫學》（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陳樂平《出入「命門」——中國醫學文化導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馬伯英、高唏、洪中立《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文匯出版社，1993），以及馬伯英的《中國醫學文化史》。此外，廖育群所著的《岐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也對醫學與文化的關係相當重視。這一傾向可能是醫史學者在研究過程中認識發展的結果，他們認識到中醫史研究重心的轉移乃服務現實和學術發展的需要。比如吳雲波指出：要實現為當前現實服務的目的與任務，「就是要從以往的醫家、醫籍的考證、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的一般論述，轉移和提高到以中醫學術發展史為中心，深入分析中醫學術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外部的社會背景和文化條件；學術內部諸因素間的關係和作用，進入一種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理論性研究新階段」，見吳雲波：《試論中醫史研究重心的轉移》，載《中華醫史雜誌》，1992（3），162頁。這多少顯示出了醫史學界同史學界在研究旨趣上逐漸接近的趨向。

  [101] 李良松：《略論中國古代對傳染病人的安置及傳染病院》，載《中華醫史雜誌》，1997（1）；郭鏡智：《福建民俗與台灣的衛生事業》，載《中華醫史雜誌》，1993（1）。

  [102] 論文因數量相對較多，這裡僅錄與本書密切相關或竊以為值得注意的論文。

  [103] 載《中華醫史雜誌》，1984（1）。

  [104] 載《遼寧中醫雜誌》，1997（10）。

  [105] 載《中華醫史雜誌》，1998（3）。

  [106] 載《中華醫史雜誌》，1990（2）。

  [107] 載《中華醫史雜誌》，1997（4）。

  [108] 參見李永宸、賴文：《霍亂在嶺南的流行及其與旱災的關係（1820—1911）》，載《中國中醫基礎研究》，2000（3）。

  [109] 參見何斌：《我國瘧疾流行簡史（1949年以前）》，載《中華醫史雜誌》，1988（1）。

  [110] 參見朱文鋒、吳承玉：《論「痹」的概念及痹病的分類》，載《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1997（5）。

  [111] 參見賴文、李禾、李永宸、楊頁君：《廣東湛江地區古代疫情資料的分析研究》，載《中國中醫基礎研究》，1998（5）。

  [112] 參見周秀達、黃永源：《我國古代職業病史初探》，載《中華醫史雜誌》，1988（1）。

  [113] 陳建仁：《古往今來話傳染病史》，見［美］麥克尼爾：《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導讀」，2頁，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114] 比如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中用了差不多20頁的篇幅探討了疫病以及疫病的影響。

  [115] Helen Dunstan：The Late Ming Epidemics：A Preliminary Survey，Ching Shih Wen-ti，Vo1.3.3（1975），pp.1～59。

  [116] 參見羅爾綱：《霍亂病的傳入中國》，載《歷史研究》，1956（3）；陳高傭等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上海，上海書店，1986。

  [117] 所謂綜合性研究是指不是針對某一種疫病，而是對明清整個或其中的某一段時期中的疫病所做的總體性研究。

  [118] 參見謝高潮：《淺論同治初年蘇浙皖的疫災》，載《歷史教學問題》，1996（2）。該文是國內史學界在疫病史方面最早出現的成果之一，所以粗疏之處在在多有，特別是對疫病的認識頗多誤會，比如，認為史書上記載的各種「痧症」就是真霍亂、瘧疾為瘟疫家族傳染性強的疾病等，對傷寒與斑疹傷寒完全是兩種疾病亦缺乏認識。

  [119] 參見梅莉、晏昌貴：《關於明代傳染病的初步考察》，載《湖北大學學報》，1996（5）。該文在疫病概念的運用上，似乎也存有模糊混淆之處，比如，將瘧痢從瘟疫中分離出來，根據當時人的認識，當然是可以的，不過，其所謂的傷寒，因語焉不詳，我們很難判定其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但不管怎樣，都存在一定的問題，若指西醫之傷寒，則無疑應包括在瘟疫之中；若指中醫廣義之傷寒，那麼，它應該包括瘟疫；若指中醫狹義之傷寒，它也為一類疾病之名稱，與瘧、痢並列，首先邏輯上欠妥，更重要的是狹義傷寒中的疾病有些雖仍有一定的傳染性，但作為傳染病，其地位已不重要，所以自溫病學興起後，人們往往就以溫病指代傳染病。（參見上文概念界說中的討論）另外，鼠疫之名出現於晚清，當時，可能包括在瓜瓤瘟、疙瘩瘟等名稱中，實際上，該文已指出，吳有性《溫疫論》中的疙瘩瘟為鼠疫，而在吳著中，疙瘩瘟明顯屬於瘟疫。

  [120] Card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21] 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Modern China，Vol.14.2 （1988），pp.107～155；「Policing the Sick：Plague and the Origins of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14.2（1993），pp.60～77.

  [122] 參見《中國歷史上的鼠疫》，見劉翠溶、尹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673～745頁，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

  [123]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變遷（1580—1644）》，載《歷史研究》，1997（1）；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李玉尚、曹樹基：《18—19世紀雲南的鼠疫流行與社會變遷》，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李玉尚、曹樹基：《咸同年間的鼠疫流行和雲南人口死亡》，載《清史研究》，2001（2）。

  [124] 見陶希聖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國史釋論——陶希聖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以下簡稱《國史釋論》），239～253頁，台北，食貨出版社，1987。

  [125] In S Plotkin，B Fantinin eds：Vaccinia，vaccination and vaccinology：Jenner，Pasteur and their successors，pp.65～71.Paris，Elsevier，1996。 該文由梁先生本人贈閱，謹致謝忱。

  [126] 參見李中清、郭松義編：《清代皇族的人口行為與社會環境》，154～16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127] 此外，有關天花的論文還有張嘉風：《清初的避痘與查痘制度》，載《漢學研究》（台北），第14卷，第1期，135～156頁，1996；《清康熙皇帝採用人痘法的時間與原因試探》，載《中華醫史雜誌》，1996（1）；「Strategies of Dealing with Smallpox in the early Qing Imperial Family，」in Hashimoto Keizo，Catherine Jami，Lowell Skar ed.：East Asia Science：Tradition and Beyond，Osaka，Kansai University Press，1995；「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Diplomacy，and the Military：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57，No. 2，2002-04；熊秉真：《且趨且避——傳統中國因應痘疹間的曖昧與神奇》，載《漢學研究》（台北），第16卷，第2期，285～315頁，1998；謝景芳：《天花與清初史實評議》，載《民族研究》，1994（6）。

  [128] 程愷禮：《霍亂在中國（1820—1930）：傳染病國際化的一面》，見劉翠溶、尹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747～795頁；李玉尚：《霍亂在中國的流行（1817—1821）》，見《歷史地理》，第17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余新忠：《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後後——基於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載《清史研究》，2001（2）。

  [129] 參見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399～438頁，1999-06。

  [130] 參見蔣竹山：《明清華南地區有關麻風病的民間療法》，載《大陸雜誌》（台北），第90卷，第4期，1995。

  [131] 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2）。

  [132] 這方面梁發表了兩篇內容相關的論文：「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Late Imperial China，Vol.8.1 （1987），pp. 134～166；《宋元明地方醫療資源初探》，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

  [133] Christopher Cullen：「Patients and Heal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i」，History of Science，xxxi （1993），pp.99～150；Wilt Idema：「Diseases and Doctors，Drugs and Cures：A Very Preliminary list of Passages of Medical Interest in a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and RelatedPlays」，Chinese Science，1977 （2），pp.37～63.

  [134] Marta Hanson：「Robust Northerners and Delicate Southerners：The Nineteenth-Century Invention of a Southern Medical Tradition」，Positions，Vol.6.3，1998。該信息由香港城市大學范家偉博士提供，謹致謝忱。

  [135] 在已有的研究中，在對資料全面而豐富的利用上，就管見所及，仍以范行准之《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為最。

  [136]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137] 參見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廣州海關志編纂委員會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

  [138] 參見馮佐哲：《日本夫馬進關於明清慈善組織的研究》，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4（5）。

  [139]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南京大學歷史系太平天國研究室編：《江浙豫皖太平天國史料選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太平天國史料專輯》（《中華文史論叢》增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40] 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59；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蘇州歷史博物館、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合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蘇州市檔案館合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1905年—1911年）》，第1輯，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