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學術專著，從書名上看，同傳統的史學研究異趣，我們幾乎要將她打入另類，但如果打開書頁翻一翻，就會發現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著作，甚至同我們的身體健康頗有關係，筆者就是為書中所提出的那些問題所吸引，饒有興趣地閱讀的。

  《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社會史研究》（下面簡稱《瘟疫與社會》）一書，對清朝時期江南地區（含蘇南、浙西、浙東）瘟疫流行的狀況、社會與政府的對策及其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的關係，做了全面系統的探討，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見解。

  《瘟疫與社會》的作者，將占有的大量資料進行爬梳整理，對江南的疫情做出特徵性的說明：在時間上，逐漸呈遞升態勢；空間上，集中在以大城市為中心的人口稠密、社會經濟較發達的地區；瘟疫種類，以霍亂、傷寒、痢疾等腸胃道傳染病為主，嘉慶、道光之際真性霍亂從外國傳入，反映出瘟疫國際化的趨勢；傳播途徑上，水傳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傷害力方面，瘟疫頻數增多，而殺傷力有所減弱；社會影響方面，主要體現在心態、風俗信仰上；至於疫病產生的原因，指出天災是必要的誘因，而人口則是影響瘟疫分布最為關鍵的因素。

  說到瘟疫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瘟疫與社會》通過分析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和地區社會力量對疫情的防預、控制的作用，認為兩者需要合作與互補，而不是社會力量同政府的對立；同時強調起重要作用的是社會力量，反映出清代江南社會力量、社會組織的強大，社會經濟的發達，體現了江南社會的活力和特質。論及江南防疫能力的進展，作者沒有盲目套用西方理論，而是認為它是以中國的方式發展變化，雖然也受到西方的某種影響，但其主體是江南社會自身孕育出來的。

  對於瘟疫及其流行情況，我們注目的種類、地域、傳播途徑、傷害力、產生原因、疫情控制諸方面，讀罷全書，掩卷回思，歷歷在目，可見作者研究透徹，從而給讀者以清晰的回答和明確的概念。

  《瘟疫與社會》論題新穎，基本上為前人所未涉獵。其所研究的對象是危害人們健康與生命的瘟疫，並且不僅論述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說明瘟疫流行的後果和社會對它的控制。過往醫學史界大多關注疾病本身，而忽視疾病與社會的關係，歷史學界對這種歷史領域不好說全然漠視，然也可供敘述的成果微少。《瘟疫與社會》研究的領域，屬於「人群生命史」的範疇，這門學問產生於晚近，在西方出現於20世紀70年代，中國台灣學術界則進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出現「疾病、醫療與文化」研究小組，稍晚亦引起祖國大陸學者的關注，不過起步之始認識上不是那麼自覺。因為它是新興起的，名稱尚難取得學者的共識，諸如「身體史」、「醫療社會史」、「疾病醫療社會史」之類。在我們對「醫療社會史」尚屬陌生的情形下，五六年前，余新忠博士以其學術目光的敏銳性踏進這一學術領域，兩年多前撰成《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書，似乎是我國內地醫療社會史研究有自覺意識進行的第一部有分量的專著。在這一研究尚屬於起步階段的時候，余博士以其專著投入，與國內外同行共創具有新方向研究意義的醫療社會史乃至身體史研究，表現出創新的勇氣，令人欽佩。

  人群生命史，關注生命，關懷人生，自具其特殊價值。《瘟疫與社會》論述瘟疫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給予人們相關知識，可供現實社會的防疫衛生工作參考，其社會價值自不待言。

  新方向的研究必須有充實的史料來支持。《瘟疫與社會》一書資料翔實，由書中的那些圖表可知，筆者所言不虛。古代統治者認為瘟疫是聖明之世所不應有的現象，對之頗為忌諱，一般不予記錄，即使載筆，亦語焉不詳，因之留下的資料很少，而且零散。《瘟疫與社會》的作者挖掘醫書、檔案、方志、文集、筆記、政書、族譜等所載的資料，搜集相當豐富，能夠成功地說明清代江南瘟疫流行的狀況和社會對策，並對原始資料做出特別的介紹，不僅是著作完整性的需要，對後來的研究者也有觸類旁通的參考價值。

  史學工作者要寫與醫學有關的醫療社會史專著，會遇到先天性的困難，即醫學知識的不足。就筆者所知，余博士為進行他的研究，投入相當的精力，做了相關知識的補充，為很好地完成專著的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醫療社會史，是跨學科研究領域，史學背景出身的學者，必須增加醫學知識，才能介入這種研究。我想，余博士以其史學和必要的醫學知識的準備，所著述的《瘟疫與社會》，可能會得到醫史學界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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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想說，《瘟疫與社會》是我國大陸醫療社會史研究的標誌性成果！新興的醫療社會史及身體史研究是對人生的關懷，相信會越來越有前途，余博士可謂開了個好頭。余博士年輕，學術思想敏銳，視野開闊，勤奮鑽研，必會有新的研究成果貢獻給學術界和社會。我們以此期待於他，是以樂於寫此序文。

  馮爾康

  2002年8月22日於南開大學顧真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