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可說是非主流的歷史研究。雖然論文引用了大量主流史學研究常引用的資料，如方志、文集等，但由於中國傳統的歷史研究比較注重政治、制度與上層學術思想等，一般人對歷史這門學問的了解也多局限於此，所以在主題上，或許讓讀者覺得不屬主流。

  然而，主流與非主流史學之間的界限，在今天中國歷史研究的領域裡似乎已漸鬆動。其實這個變化在歐洲的史學界早已發生。西方史學者對日常生活、尋常百姓的生命歷程等的歷史已關注了數十年之久，在今天，這類史學已毫無疑問地成為西方的主流。雖然傳統的政治史、事件史並沒有因而完全消失，而以所謂「新的舊史學」（意指重新解釋的政治或大事件、大人物的歷史）重新出發，但是政治史並沒有再度成為唯一的歷史研究主流。或許，當社會真正關注人的具體生命與生活的種種複雜問題時，就不會再把所有的精力與興趣投注在傳統定義下的政治權力或抽象的思想上面。其實，只有多方面地探討人的歷史，才能比較全面地了解我們的過去與現在。

  余新忠是大陸新一代的優秀史學工作者。我在2000年秋訪問南開大學時與他初次見面，並讀到他剛完成的博士論文，也與他討論了不少有關疾病史的問題。我深深感受到他對研究的熱誠，並佩服他能在不甚有利的客觀條件下，短短三年內完成內容如此豐富的論文。同時他的論文讓我意識到大陸史學研究與國際史學研究的趨勢接軌日趨密切，這是令人感到興奮的發展。我當時估計，余新忠的論文必然會受到史學界的重視。果然不出所料，兩年後，欣聞此論文被評為2002年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並正式出版，實在替新忠感到高興。當新忠要我為此書寫序時，我義不容辭地馬上答應，除了感到榮幸外，也覺得有義務鼓勵更多年輕的學者加入研究疫疾社會史及其他相關領域的行列。

  其實新忠選擇了一個非主流的社會史題目不令人驚訝。他的導師馮爾康教授是史學界的前輩，並很早對法國年鑑學派的史學研究有興趣，且不遺餘力地介紹、推廣社會史，新忠受到啟發勇敢地走入新領域，是件自然的事。我一向極景仰馮教授的學問，更敬佩他寬闊的眼界及對後輩的提攜。新忠能得到他的指導是幸運的。當然，新忠本身的天資與努力仍是論文成功的主要因素。

  新忠的論文主題是一個很重要但同時困難度頗高的課題。無論在資料運用上、專業知識方面還是現象的解釋上都相當不容易把握。

  首先是資料方面。傳統中國社會除了有關國家財政收支、人事等問題比較注重數字的記錄外，其他方面的數據都不甚求精確。尤其不易找到可靠的地方性數據資料。這個資料方面的困難，是所有中國社會史學者都必須面對的。這與研究西方近代社會史的學者可利用豐富的教區或地籍資料寫出精彩詳細的地方史[1]不能相比。事實上，新忠將研究集中在江南地區的主因之一就是這個區域的資料相對之下還比較豐富，但就算如是，他仍必須以迂迴的方式解釋某些現象以補資料上的不足。

  其次是有關疫疾的性質方面。明清史料所提供的有關疫疾的資料，如病症、死亡率等往往讓受了西方近代醫學洗禮的現代人感到匪夷所思。到底史書所載的各種疫疾所指何疾？相信就算是醫學專家也難以完全確定。這些限制加深了解釋的困難。如以下這個簡單的問題，就無法有圓滿的答案：從文獻看來，清代江南瘟疫較別處頻繁，而江南以外地區，如嶺南或其他地區疫情卻較少。但這到底是由於江南的資料比較詳細、江南的醫生比較多，故有較多疫疾的記錄；還是因為江南疫情的確較別處為嚴重？令人不禁懷疑這到底是否主要為資料性質的問題。同時，史籍所載的瘟疫種類是否只獨見於江南？這類問題，既困難又有趣，仍待學者進一步探討。

  但無論如何（儘管困難重重），新忠已成功地為清代江南疫疾的社會史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描述。他利用了大量江南地區的各類資料，合理地解釋了多次疫情發生的經過、分布情形與死亡率的影響。他的成就在於相當具說服力地將清代江南疫災的重要性與複雜性呈現出來，特別在對社會的影響及社會應對能力的估計方面，有中肯的看法。在清代江南社會史這個複雜的拼圖中，新忠放進了重要的一塊，讓後來者能有依據地把其他的部分填補上去。或者有一天，我們會看到比較全面的圖畫。

  

  醫療社會史方面的研究，台灣地區學者起步比中國其他地區學者要早，也已成為了主流史學的部分。這是由於台灣地區學術界近二十年來較直接受西方史學的影響。事實上這個領域頗廣闊，每個研究者的興趣無論在主題上、時段上均各有發揮。但是台灣學者較無法處理的問題，是比較細部的地方史方面的探討。這當然是由於資料的限制。然而西方的社會史研究已進入相當細微的探討。中國史這方面的發展，恐怕必須依賴如新忠一樣的年輕學者。相信各地可就地取材的非文本資料不少，加上所藏的仍未出版甚至仍未編目的地方史料頗多，有待學者去發掘、利用。我國年輕學者乘地利之便，相信可以寫出更多、更精彩的地方社會史。在這方面，新忠無疑已有了一個好的開始。

  梁其姿

  2002年9月26日於台北南港

  [1] 如著名法國史學家勒華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名著之一《朗格多克的農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1969）就是利用法國南部地區大量詳細的地籍資料（compoix）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