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版序言

  不久前，由王吉民和伍連德完成於20世紀30年代，中國第一部英文醫學史著作《中國醫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由上海辭書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當今醫界的權威學者韓啟德在該書的再版序言中寫道：雖然從讀書到工作，幾十年間我都沒有離開過醫學領域，然而真正關注醫學史，卻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間，我開始研究傳染病的歷史，之後對醫學史興趣日濃。通過研究醫學史，我對醫學的本質以及發展規律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也深刻地感受到當前醫學與人文日益脫離的趨勢，這就更讓我堅定了醫學應當回歸人文的理念。[1]

  十年前那場震動世界的「非典」疫情，有如一面鏡子，不僅展現了中國社會的道德力量和合作精神，也照出了種種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非典」的肆虐誠然是中國人民乃至人類的不幸，不過中國社會能藉此對以往存在的諸多問題展開反省並有所彌補，亦不失為不幸之幸。「非典」的肆虐，能讓韓啟德這樣的臨床醫學權威進一步切身地感受到醫學人文的重要，並開始反省以往醫學教育中這方面的缺失，對於我們這樣從事人文研究的學者乃至全社會來說，自然屬於值得期待的「不幸之幸」。「非典」的流行自然而然地讓全社會感受到了醫療衛生的重要，認識到了「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但若我們還只是將疾病僅僅看作「生物性事件」，將醫學僅僅視為科學與技術，那麼無論國家如何投入，專業人士怎樣努力，醫學恐怕都無法最大限度地發揮增益民眾健康與幸福的功效，甚且還有可能製造「病痛」和苦難。

  對醫學人文的關注，自然就會涉及醫學的歷史，醫學史儘管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但在過去相當長時間裡，它在國內學術界一直只是醫學界自身的專史，很少受到歷史學者的注目。不過隨著國內社會史研究的不斷深入開展，以及國際學術思潮影響的日漸加深，從20世紀末開始，這一情況逐漸有所變動。本書的撰著和出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不過巧合的是，十年前，本書出版之時，正逢「非典」的肆虐之際，際會風雲，讓原本甚少受到社會關注的純學術著作，頓時「火」了起來，不僅本書的一些評介頻頻出現在一些主流媒體之中[2]，就連一向待在象牙塔中的筆者，也需不時面對記者和出版人的「眷顧」。毋庸諱言，對於本書來說，「非典」的肆虐實在是另一種「不幸之幸」。不過，這樣的「火」，並不是以學術為志業的筆者所在意和期待的，坦率地說，當時的廣受關注和種種好評，似乎並沒有讓自己真正感到興奮，相反，在當時以及此後的一段時間內，還因感到自己的研究並未能在本書的基礎上取得明顯的突破而內心頗感焦慮，直到找到新的可能突破的研究方向，才漸漸釋懷。不過我依然將其視為「不幸之幸」，因為這一事件，毫無疑問，促動了學界和社會對疾病、醫療以及其歷史的關注和投入。2002年9月，我在本書的後記中寫道：「在疾病醫療社會史領域中，本書只是一個初學者的探索和嘗試，不免稚嫩和粗淺，但我仍真誠地（或許也是天真地）對她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學界對該領域多一些關注和投入。」這樣的期待，現在看來，似已成為現實，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則不能不說應歸功於這一不幸的事件。

  本書出版後，有幸得到了眾多師長和友人的垂愛，他們通過撰寫評論等方式，對本書以推介，對筆者以鼓勵，有些還素昧平生，令人感動。尤其令人感念至深的是當時已年逾古稀的著名學者王思治教授，在本書出版後不久就熱情地寫下了題為《「醫療社會史」的力作》的書評[3]。這是本書的第一篇學術書評，讓初出茅廬的我頗感受寵若驚。王教授不幸已於去年離開人世，而今再次捧讀他的勉勵之詞，不禁眼眶泛濕，除了懷念和感激，也讓我感受到了一份無私推動學術傳承的責任。對於眾多我所熟悉或不熟悉的師友的謬獎和鼓勵，我一直都心懷感激，並以此來激勵自己在醫療社會文化史這一領域中不斷前行。對於這種種的美意，謹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讚賞與肯定固然令人欣慰，而或許刺耳的批評則似乎更促人思考。在眾多的評論中，也不乏一些逆耳之言，它們或在研究視角和理念，或在學術資訊，或在具體的論述和資料等方面，給我以種種指教，對於它們，無論我是否全然認同，我都虛心承受，衷心感謝。這些意見雖然不見得全然在理，甚或還不無誤解之處，但它們無疑都或多或少影響到了我後來的學術探求。故而，這裡無意對此做出具體的回應，不過從後面有關本書的反省中，或許多少可以看到這些意見的價值。與此同時，自2005年開始，在筆者開設的「中國醫療社會文化史專題」這一研究生課程中，本書一直是必讀書目，研究生的一些品評，也不時給我啟益。這裡也要向他們表示感謝。

  另外，還應特別感謝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譚徐鋒編輯，正是因為他的美意，本書才得以重版，也才會促使我全面細緻地重讀本書，並作出了修訂。這次修訂，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核校了本書引文，校訂了引文文字以及標點等方面不少錯漏之處；二是對書中一些文字表達不夠順暢或妥帖以及錯誤的地方，在儘可能不影響原意的前提下做了一定的修正；三是對少量硬傷，比如史實、人名、地名和徵引文獻方面的錯誤做了訂正，比如將1892年誤植為1992年，蔣竹山誤植為「蔣竹三」，《中國社會歷史評論》誤植為《中國歷史評論》等。可以說這次所做的修訂幾乎都是細節方面的。基本的觀點、結構和內容，一仍其舊，未做改動。這一方面是出於對原作的尊重，因為這畢竟是我在一段較長時間裡對一個問題全面系統的思考和論述。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這十年中，我在研究理念和學術認知等方面已經發生了不少的變化，這種變化可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若要按現在的認識去一一修改，那不僅改不勝改，而且即便真改出來，恐怕也變成了一項新的成果。再一方面，從當時的學術理念和語境來看，其基本的構架和立論，我認為依然可以成立，資料也基本足夠說明問題。作為一項自成體系的學術研究，仍自有其價值和意義。

  在本書出版的後記中，我期許自己以此為起點，做出進一步的探索。十年來，世易時移，無論是外在環境還是自己的認知和興趣，都有不小的變化，但對歷史上疾病和醫療的關注則一以貫之。此後的學術探索，顯然是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在探索的過程中，筆者在不斷學習和吸收新資訊、新思想的同時，也常常回望並省思自己以往研究的問題和不足。這樣的反省不是要否定過去，而是希望藉此來發現可能的突破。概括起來，至少有以下幾端，值得於此提出。

  首先，在學術認知和研究理念方面，還存在較大的局限。當時筆者介入這一領域為時尚短，對很多的問題，比如醫學史、醫學流派等，都缺乏自己的思考，往往都會借用當前一些通行的說法而未意識到其可能需要檢視。與此同時，當時在國際史學界一些新的、甚至較為成熟的學說和理論，如後現代史學、文化建構論等，尚不太為國內學界所了解，筆者也因受資訊條件等因素的影響，對此也往往缺乏認知。這在以下兩方面有比較明顯的體現：一、本書的初稿，筆者的博士論文體現出相當強烈的現代化「進步觀」，這一點，經梁其姿教授指出後，成書時已做了一定的修改，但由於對該問題認識還不夠透徹，所以現在看來，問題依然存在。比如，我雖然反對將傳統視為停滯和落後，而認為他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向前發展，但對這種發展和近代社會轉型（等於現代化）的進步性深信不疑，無意中將社會的進化視為理所當然，並對西方制度的正當性和進步性毫不懷疑，幾乎未意識到其中「現代性」問題，也未認識到西方的近代醫療衛生機制，不應只是我們追逐的目標，同時也應是檢視的對象。對清末仿效日本和西方實行衛生行政，將國家的衛生職能具體化，完全視為值得推崇的進步之舉，而對於這種「進步」背後的權力關係以及政府職權不斷擴張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全然缺乏關切。二、對於現代醫學史和中醫學的相關論述，我基本抱著學習和接受的態度來對待的，傾向於視其為「事實」，儘管也存在問題甚或錯誤。但並未意識到，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有關醫史和中醫學的諸多通常性的論述，本身也是中國社會特別是醫界人士在面對西醫和西方文化衝擊的過程中一種文化建構，中醫儘管從其社會地位來說，或許是衰微了，但就理論建構、學科建設等方面的巨大變化而言，恐怕遠超前代。比如與本書主題息息相關的所謂「溫病學派」，我全然接受現代醫史學界的說法，將其視為清代一個重要的醫學流派，它的形成和發展乃是清代醫學發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完全沒有想到要去考察一下，明清特別是清代的人如何敘述所謂「溫病學派」，那些被稱為「溫病大家」的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這一身份，這一群體是否存在大體一致的身份認同等一些問題。若當時有意識做這樣一番考察，那麼現代有關「溫病學派」的認知，恐怕就不無重新思考的空間。

  

  其次，就研究視角來說，本書可以說基本屬於純社會史的著作。在當時的資訊條件下，筆者雖然對國際中國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狀態做了不少功課，也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和把握，不過老實說，對於國際上學術界中國以外醫療史研究，了解甚為有限。筆者在近年來的研究和教學中，越發深切地感受到，若想在國際學術脈絡中從事我們的研究，特別是像中國醫療史這樣的新興研究，對海外的研究關注，若只是局限於中國史領域的相關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認真參考世界史領域中一些較為經典性的研究成果。所以，近些年中，筆者著意於對國際史學發展思潮和世界醫療史研究等方面的資訊和重要文獻的搜集和研讀。通過不斷的閱讀和思考，筆者日漸真切地認識到，醫療史研究，作為中國史學界一項新興的前沿研究，雖然尚未成為主流史學的一部分，但業已被視為具有方向性和潛力性的新領域，若不能對國際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理念上多一些自覺的體認，使其無論在內容上，還是方法與理念上，都展現出一種新意來，其意義自然就會大打折扣。故而甚有必要不斷地引入一些新的理念和視角來展開相關的研究。而就目前來說，以下兩方面視角的引入不僅是必要，而且可行。一是社會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視角。筆者認為，無論從當今史學發展的潮流來說，還是就疾病、醫療問題本身蘊含的豐富的社會和文化性而言，儘可能多地了解和借鑑西方頗為成熟的醫療史研究理念和成就，進一步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展開醫療史的研究，對促進當今中國醫療史的深入開展來說，都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可謂當務之急。如果說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展開研究不失為當今推動中國醫療史研究必要而可行的路徑，那麼，疾病、醫療乃至生命與健康這些內容本身所蘊含的文化性和私人性，使得從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展開對其探討，不僅在內容上頗為契合，在理念和方法上也十分符合新興研究的要求，故而若能融通社會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從社會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雙重角度出發來探究中國歷史上的生命與健康，對於未來中國醫療史的研究來說，應不失為一條可行路徑。[4]不過若反觀本書，顯然還缺乏相關理念的自覺。筆者在追尋和闡釋瘟疫文化意義和反省現代醫療衛生機制等方面，明顯缺乏有意識地關注，其所關注的乃是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況及其相關分析、時人對瘟疫的認識以及由此顯現出清代江南社會的社會構造和演變脈絡。並沒有想到要去探究當時社會對諸多瘟疫的描述和命名體現了怎樣的社會文化意涵，也沒有去考慮19世紀以降社會認識和應對瘟疫方法變動背後的權力關係，而且也沒有意識到，現代的醫療衛生制度的正當性和有效性並非是不證自明的。同時，也沒有緊緊圍繞著人的行為、心理等去呈現當時的日常生活經驗。這樣說，不是我們認為一部著作必須要處理這些問題，而是希望藉此表明，若拓展視野，就是同樣的題目，其實也還有不小的開掘深度和別樣的書寫模式。[5]二是生態史的視角。當今社會日漸嚴重的環境問題，讓環境史研究擁有了不斷凸顯的正當性和迫切性，但環境史研究的價值和目標，顯然並不限於環境保護，我們需要環境史，也是為了可以更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和理解人類歷史和文化的複雜性——僅僅以人類為中心所無法體認到的複雜性。環境史展現的不僅僅是一種新的研究領域，也是一種新的視角、新的意識，一種時時處處將生態納入考量的生態意識。故而，醫療史與環境史的關聯，不單是研究對象的部分交集，還有理念和視角上的相通。當今的醫療史研究，雖然隨著醫療文化史的研究日漸興盛，其與環境史的交集，也漸趨減弱。然而，環境因子並沒有在我們探究的疾病、醫療的文化範疇中消失，環境史倡導的環境意識的適用性，也不曾因為我們研究的旨趣轉向文化而減弱。故而，在這樣的情形下，無疑有必要積極倡言在醫療史研究中引入和貫徹生態意識。這不僅有利於我們發現關乎人類疾病、健康和醫療的文化內容的環境因子，更真切地體認到歷史的複雜性，而且也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歷史上種種的醫療觀念和行為。[6]本書出版後，一些有關環境史的綜述往往將其視為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歸入環境史研究之列[7]，由於書中有不少有關清代江南疫情分布和瘟疫成因等內容的探討，也關注到了江南獨特的生態因素對江南疫情的影響，並在最後還對清代江南的社會生態系統及其變動做了簡要的總結，因此，將其納入環境史研究，亦當無不可。不過平心而論，我認為自己當時並無貫穿全書的生態意識，當初並沒有有意識地將自己的研究放在環境史研究的脈絡中來展開，研究的落腳點主要在於社會的變遷，而非環境的演變，而且在具體探究社會變遷時，也較少自覺地引入生態意識，去觀察社會變遷背後的環境因子。

  再次，資料方面也存在薄弱環節。在本課題的研究過程中，筆者對資料的搜集基本採取「地毯式轟炸」的方式進行，幾乎沒有利用檢索手段，對那些基本的史料，大體上做到了逐一翻檢，故而在資料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方面，頗受好評。不過受認知、時間和自身學術背景等方面因素的影響，也存在著以下兩點較為明顯的薄弱之處。一是晚清的資料甚為匱乏。雖然筆者力求打破傳統古代史和近代史之間的學科壁壘，將清代視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但長期以來的古代史方面學科訓練，還是讓我在探究傳統上屬於近代史的晚清的情形時，頗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這主要在於筆者當時對近代史史料學還缺乏較為全面的把握，對晚清社會的重要脈絡和關係的掌握不夠，對近代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資料，比如大量的報刊、地方和海關檔案以及大量的近人日記等資料不夠熟悉和了解，未能系統地閱讀和利用。這些使得本書有關晚清部分的論述往往顯得頗為粗淺。二是對反映普通民眾狀況的資料重視和挖掘不夠。這一方面無疑跟資料本身的情況有關，現存的資料往往由精英階層製作，本身反映下層社會情況的資料就十分稀少；另一方面,也源於自己這方面的認識不足，沒有有意識地去關注和發掘，以至於對當時民間社會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秘密會社和民間宗教對瘟疫的認知和應對全然忽略了，也未能有意識地梳理普通民眾和精英人士在相關認知方面的差異。這些，無疑都對本書的完整度和深度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此外，也想藉此機會對本書中的諸多數據和圖表做點補充說明。為了說明當時的疫情狀況，筆者以疫情年表中的記錄為基本數據，進行了不少的統計分析。對於這部分內容，後來的評論可謂褒貶互見。在此，我無意做出具體的回應，而只想就這類做法談點總體的想法。如果讓我再做一次有關瘟疫的研究，可能我不會再做這樣的工作，原因不在於這樣的工作不重要，而是覺得要做好這樣的工作實在太過艱難，在現有的資料條件下，其準確性或許無法保證，而其具有的意義也是相對的。當初為了完成這部分內容，我花費了大量的心血，雖然用了較多的統計和圖表，不過並沒有用到複雜的數理統計和分析方法，這可能為有些研究者所詬病，對於這類批評，我願意誠懇接受，不過在我現在看來，真正困難可能不是統計分析方法，而是數據的搜集。相較於其他同類的著作，我相信本書疫情年表中對清代江南的疫情記錄的收集，是較為完整的，儘管如此，也必然有大量的遺漏。實際上,不必說缺乏相關統計的古代社會，就是進入民國以後，國家有了現代的疾病統計，其數據也往往問題多多。故而筆者認為，這類的統計分析，儘管對於說明疫情狀況不無意義，甚或有其必要性，但無論其統計和分析方法多麼精緻和複雜，實際的意義和價值可能也只是相對的，很多情況下，貌似精確的數據未必比對史料的深入研讀和闡釋更能準確地反映歷史狀貌。由於數據採集難以精確，故而再精確的數字、再完善的模型，其對歷史狀貌的反映也仍是大致而趨向性。

  最後，我還想指出，作為一項跨學科的研究，其無疑要求研究者具有多方面的學科背景和知識能力。近些年，由於從事研究的跨學科性，讓我有幸接觸到了醫學家的老師和朋友，與他們的交往，既讓我為歷史學視角的醫療史研究感到信心，同時也讓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局限與巨大的進展空間。為撰寫本書，雖然我也對中醫學和傳染病學花了一些工夫，但那點「現學現賣」的皮毛知識顯然不足以讓自己的研究可以深入中國醫學的核心問題。當然，無論我怎麼努力，我大概都不太可能也無意成為一個醫學人士，但從歷史學的角度，深入到中國醫學的核心問題，對中國醫學基本認知的形成以及主流理論的流變脈絡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卻是我非常期待的。這對我仍然淺薄的醫學修養無疑是個很大的調整，但我仍對此充滿期待，期待通過自己的努力以及聯合醫學界的師友，展開這類的探究。

  學無止境，不用說，十年前出版的本書只是筆者稚嫩而粗淺的探索，而如今這些省思，也依然只是筆者學術生涯中的階段性思考，也依然有待反省和修正。但無論其淺薄與否，也不管其是否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甚至謬誤，它們都是我這些年來真誠而用心的思索。它們不僅讓我心懷珍惜，而且也一直在影響和引導著自己進一步地開展實證性的研究。這十年中，我將自己相對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清代衛生史的研究，這一研究主要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以醫療衛生為切入點，探究以清代為中心的近世人們的日常生活境況和社會變遷。一方面，採用實證主義的方法，通過儘可能全面的資料搜集和爬梳，較為清晰呈現了以醫療衛生為中心的一些重要日常生活經驗和歷史變遷脈絡。另一方面，引入社會文化史的理念和研究方法，致力於對意義的分析和詮釋。在細緻呈現歷史複雜性的基礎上，盡力揭示「現代」醫療衛生制度背後社會文化意涵，具體展示現代「衛生」的植入不僅意味著健康和文明，同時也帶來了政治和文化上霸權和權力、某種程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義以及對身體自由的剝奪。並進而對相關的現實問題提出了思考。[8]上面所說的那些省思，很大一部分已經貫穿並體現於這一研究中，不過也有些將是筆者下一步所欲探究的，而另一些，則還有待於自己未來或來者來踐行和彌補了。俗話說，「學海無涯苦作舟」，此前本書的撰寫和出版，為筆者剛剛起步的學術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讓自己更好地體驗到了學術人生的樂趣和意義。學海作舟，這樣的樂趣，必定是苦中作樂，但我卻樂此不疲，願意一如既往地懷著真誠和熱情繼續在這一片學術海洋中乘風破浪。

  是為序！

  余新忠

  2013年4月7日於天津寓所

  [1] 韓啟德：《〈中國醫史〉再版序》，見王吉民、伍連德：《中國醫史》，1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2] 當時，《中華讀書報》、《文匯報》、《文匯讀書周報》、《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讀書》、《書城》以及新浪網、新華網等報刊媒體紛紛刊文評論和推介該著，並在當年年底被《中華讀書報》推選為「2003年社科年度推薦圖書」（2003-12-24）。與此同時，也進一步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東洋史研究》（日本）、《新史學》（中國台灣）、《讀書》和《中華醫史雜誌》等海內外著名學術刊物先後發表專題書評，對它的學術性和現實意義均給予了相當積極的評價。不過需要指出，本研究被學界的認可，與「非典」事件並無什麼關聯，像其被評為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其中的一些內容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清史研究》和《中國人口科學》等刊物刊發，相關論文獲得天津市優秀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獎勵等以及書稿受到多家出版社的垂顧等，均發生在2003年之前。

  [3] 《中華讀書報》,2003-04-23。

  [4] 參閱拙稿：《回到人間聚焦健康——新世紀中國醫療史研究芻議》，載《歷史教學》，2012（11下）。

  [5] 之所以指出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發現後來出現很多有關疫病或傳染病的論著，往往走不出本書確立的研究和書寫模式。

  [6] 參閱拙稿：《醫療史研究中的生態視角芻議》，待刊稿。

  [7] 比如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環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月刊》，2004（6）；高凱：《20世紀以來國內環境史研究的述評》，載《歷史教學》,2006（11）。

  [8] 該研究目前已經基本完成，即將以《衛生何為？——清代的衛生機制的演變與現代性省思》為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