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量出處吾誰與」：角色扮演及其困惑

  朝代間的類比，永遠是把雙刃劍，既提供了抵抗的榜樣，同時也提供妥協的先例，問題是你預備在已有的劇情中扮演何種角色。南明史研究者司徒琳以遺民文集為材料，從「被征服的一代」（conquered generation）的自我表述中發現或隱或顯的「角色困擾」[21]。明清之際的社會變動加劇了士階層的升降轉移，使其不得不在短時間內選擇、調整自己扮演的角色，而可供選擇的「臉譜」（mask）十分有限，不外乎忠臣、貳臣還是遺民。

  淪陷初期滯留在北平的文人學者，也試圖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摸索個人在「道德團體」中的位置。「七七事變」後不久，任教於清華大學外文系的吳宓，從報上得知戰局危追，預測「今後或則（一）華北淪亡，身為奴辱。或則（二）戰爭破壞，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樂靜適豐舒高貴之生活，必不可得」，斷言其「一生之盛時佳期，今已全畢」[22]。既然清華園之安樂生活已不可得，吳宓不得不考慮出處去就的問題：「今後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或就義，無論若何結果，終留無窮之悔恨。」[23]他列出的這幾個選項，幾乎囊括了易代之際士人可能採取的行為模式。

  「國亡則吾輩將何作？」吳宓為自己設想的結局，實則脫胎於民初其與湯用彤的對談：「上則殺身成仁，轟轟烈烈為節義死，下則削髮空門遁跡山林，以詩味禪理了此餘生。」[24]或死節，或逃禪，這兩種選擇固然有上下之別，但都是以亡國為前提。距「七七事變」才一周，是戰是和尚不明朗，吳宓就開始考慮亡國後當如何的問題，可見他對抗戰的前景甚為悲觀。[25]

  在亡國這一情境預設下，富於詩人氣質且不乏小說家的想像力的吳宓，進而將出處進退的不同選擇——「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或就義」——分配到具體的歷史人物身上，挑選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吳宓聲稱習慣於把自己放進歷史或小說的人物、事實、環境中，對當下現實生活中之人事反而不太注意[26]。由事變後的經驗，他愈發肯定「古來書史小說中所記敘之人物，其情與事，極真而非假。但必我有類似之境遇及經驗，然後方能感覺到，而信其真」[27]。

  套用易代之際忠臣、貳臣、遺民的角色劃分，盧溝橋事變後吳宓的自我定位是：「不能為文天祥、顧亭林，且亦無力為吳梅村。」[28]宋元之際的文天祥，無疑是「殺身成仁，轟轟烈烈為節義死」的化身；對於同處明清之際的顧亭林與吳梅村，吳宓憑對其人其詩的體會，曾作二者之比較表如下：

  

  顧亭林（163—1681）：一、陽剛性。二、主道。三、注重政治（兼包軍事）鬥爭，地理，歷史。四、富於責任心：自為英雄，從事復國抗清，以至講學術、傳文化，為天下後世謀。五、恆覺自己堅強不屈，是守志而成功之人。六、其道尊，可敬。七、歸宿於宗教（儒教）。八、是正面人物，精深，博大，雄偉。九、所作是史詩（寓我之情）。十、其詩是自傳。

  吳梅村（1609—1671）：一、陰柔性。二、主情。三、注重社會（特別是愛情）生活，文化，藝術。四、富於感受力：自覺無用，而了解同情一切人，各種事。五、恆覺自己軟弱，是偷生苟活而失敗痛苦之人。六、其情真，可親。七、歸宿於文學（詩）。八、是旁觀者，細密，明敏，真摯。九、所作是情詩（□國之詩[29]）。十、其詩似小說。[30]

  表中歸納的要點，不無將二人「臉譜化」的嫌疑。其對吳梅村的概括，拈出一個「情」字，簡直就是吳宓個人的自畫像。「不能為」顧亭林，「無力為」吳梅村，「不能」與「無力」的微妙差別，暗示出吳宓跟這兩個角色的親疏遠近。若擱置道德評判，單就個人性情而言，恆以情聖、失敗者、旁觀者自居的吳宓，自然更親近背負污名、草間偷活的吳梅村，而非被他塑造成偉丈夫的顧亭林。

  1937年7月16日吳宓日記云：「晝寢。醒後，讀《顧亭林詩集》。」[31]即日起，連續近十天都在讀顧詩。讀詩是自我帶入的過程，也是揣摩角色的最好方式。明知「不能為」顧亭林，為何還要讀顧詩？7月22日吳宓作《讀顧亭林詩集》二首，附註曰盧溝橋事變後，人心惶惶，「宓時在清華圖書館尋得山陽徐嘉詳註《顧亭林先生詩》木刻本，細心閱讀，並錄其要點於宓藏之《顧亭林詩》，上寫有黃師《講義》之要點。至七月二十二日閱讀完畢，遂作詩二首如上」[32]。由此可知，吳宓重讀顧亭林詩集，誠然以盧溝橋事變為契機，但起因於1934年秋其師黃節在北大講顧詩。

  1934年北平已淪為邊陲上的危城，黃節在北大講顧亭林詩，不免有「如此江山，漸將日暮途窮」[33]之感。該年11月吳宓在東安市場舊書店購得《顧亭林詩集》木刻本，次年年初至黃節處借講義，黃節為其闡述顧亭林事跡，「極矜重熱誠」，謂顧氏「既絕望於恢復，乃矢志於學術。三百年後，中華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顛覆異族，成革命自主之業。今外禍日亟，覆亡恐將不免，吾國士子之自待自策當如亭林」[34]。這是從詩教而非詩法的層面，闡發顧亭林詩的意義。黃節說詩的目的，在以詩教挽救世道人心，維護道德禮法，使學者「繇詩以明志」[35]。吳宓送還講義時，黃節已病重不能相見，數日後即辭世。周作人的輓聯點出黃節說詩之用心：「及今歸去，等是風流雲散，差倖免作顧亭林。」[36]

  1935年12月吳宓作《讀顧亭林吳梅村詩集》，題注曰：「顧詩集始讀，吳詩集則宓自十五六歲時讀之已熟，今重取讀之。」為何將顧、吳二人的詩集參合讀之？其詩云：

  史可為詩吳祭酒，身能載道顧亭林。殊途壹志忠和愛，隔代相憐古類今。

  天下興亡原有責，江山文藻盡哀音。商量出處吾誰與，豹變龍潛看陸沉。[37]

  黃節「以亭林自待，且勖其門人勉效亭林」。吳宓讀顧詩、抄講義，便是為了「商量出處」、變化氣質，或用其師之語，「繇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38]。但吳宓自知其「性之所近」，仍在自幼便已熟讀的吳梅村，故只能學梅村之「龍潛」，而不能為亭林之「豹變」。北平籠城後，當「商量出處吾誰與」的考驗迫在眉睫時，吳宓的選擇比事變前更趨消極：非但不能為顧亭林，且亦無力為吳梅村——「志事亭林難學步，梅村才薄奈予何。」[39]預感大禍將臨，吳宓本打算隱居北平，閉戶讀書，以逃於宗教、哲學，遁世斂志為正途[40]，最後亦敵不過同事及親友的勸駕，於1937年11月初離平南下。

  淪陷初期吳宓的「角色困擾」並非個例，抗戰勝利後，淪陷八年留居北平的常風回憶，他「在事變之後和一切讀書人一樣常在故書中古人的言行中尋求自己的心境的印證」[41]。「古人每在更換朝代之際在以前的朝代亡國的時候的人中找尋知己」，常風覓得的異代「知己」是明清之際的黃宗羲、顧炎武。將顧、黃奉為「人范」，不僅是因為他們在異族入侵時能「有節有守」，常風更看重二人「雖然恥事異族，卻並沒有不食周粟，一個既要明夷待訪，一個又要守先待後」。這種人格上的矛盾，在他看來正是「古代志士仁人之用心」，即「獨善其身之後仍然明白那些不能獨善其身的芸芸大眾應該有個安排」。可見常風引顧、黃為「知己」，並不是單純地表彰二人的潔身自好，反而是要質疑傳統的貞節觀——「忠於各人的時代，各人交代了各人」。常風再三強調「現代確實是異於古代」，淪陷八年的苦痛經驗，理應催生出一個「非個人主義的道德觀念」，而不是照搬古代的道德標準，表彰現代的伯夷叔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