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代同時」：朝代間的類比

  啟用「遺民」這一「背時」的概念，背後的問題意識是在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勢力範圍以外，中國自身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易代之際的思想資源與話語模式，以及業已喪失政治合法性的倫理架構，對淪陷時期知識人的政治選擇、道義堅持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首先需要對「遺民」的概念作一個基本的分疏。傳統意義上與「貳臣」相對的「遺民」，作為一種政治身份，是改朝換代的產物。遺民的譜系，從被奉為鼻祖的伯夷、叔齊算起，最出彩的時段無疑是宋元之際、明清之際。而本文所涉及的清遺民與所謂「民國遺民」，可以說是遺民史的一個尾聲，一個不那麼光彩的尾聲。

  遺民不僅是一種狹義的政治身份，它還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傳統，為易代之際——或自以為身處易代之際——的士人提供了一整套話語資源及可效法的行為模式。[10]易代之際士人的出處進退，往往關係著道德標準及社會風氣之變遷。當新舊嬗蛻時，常呈現出紛紜錯綜的情態，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氣與舊社會風氣並存雜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士林內部善於利用兩種甚至兩種以上標準的人，雖一生經二世，照樣身泰名遂；而僅持一桿秤，不懂得在新舊度量衡之間自由切換、買進賣出者，只能隨他所屬的時代一起湮滅[11]。

  借用梁啓超的說法，士的使命，不外乎「導民以知識」「誨民以道德」[12]。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引入，使得士階層的道義使命被知識人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從屬關系所掩蓋。然而正是晚清以降道德革命的未完成性——新道德未能完全取代舊道德——及三四十年代士大夫傳統的迴光返照，造成了淪陷時期知識人的倫理處境，既不同於近代民族主義，亦不同於「蠻夷猾夏」或易代之際的曖昧性。借用陳寅恪的話說，「吾徒今日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託命於非馬非牛之國」[13]。作為道德團體的知識階層在淪陷下面對的，不是單一價值體系內部的抉擇，而是多重道德標準、新舊社會風氣之間的縫隙與衝突。

  「淪陷」在這裡有雙重含義，不僅特指某一具體的歷史時空——1937至1945年，處於軍事占領狀態下的北平，更是士人群體反覆遭遇的政治倫理困境。值得關注的是，身陷其間的知識人如何調用固有的思想資源、修辭策略，來表達個人的身世懷抱，或為自己的選擇辯護。

  抗戰時期的詩文史論中反覆出現朝代間的類比，用以與當下處境相提並論的朝代，是東晉、南宋、晚明[14]。為什麼拿這三個朝代作類比？這種修辭策略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南渡」這一相似的歷史情境。類比的修辭法通常盛行於朝代交疊的時刻（inter-dynastic）。譬如，宋元之際對明清之際的影響，趙園發現在戰或和、剿或撫的關鍵時刻，明朝一再受到來自宋朝的提示，好似被隱喻系統牢牢控制住了一般。既往的歷史經驗戲劇性地介入現時的政治過程中，干擾著特殊關頭的抉擇。在明亡的過程中，宋朝好似幽靈，始終徘徊不去，士人隨時在已有的劇情中選擇、辨識自己的角色，因為關於易代之際的敘述幾乎窮盡了特定歷史情境中可供選擇的諸種可能性。[15]

  影響歷史進程的，與其說是真實的人物與事件，不如說是追摹者的「想像與敘述」，或者說一種修辭慣性。從明清之際切換到清末民初，本已被強制遺忘的晚明又復活過來。上至清朝政府，下至市井百姓，從朝廷議案到報章雜誌，從建祠立廟到戲劇演出，無不裹挾入一場「製造晚明」的運動中。[16]在改朝換代的危急時刻，無論「新朝派」還是「故國派」都戰戰兢兢地召喚出亡靈來為自己效勞，借用前輩的名字、衣冠乃至台詞來編排時事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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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客觀情境的相似性，朝代間的類比還訴諸一種「易代同時」的主觀感受。所謂「易代同時」，指不同時代人同處於易代之際，或自以為是易代之際而產生的同時代感。這種不同時代的同時代性（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背後是一種往劫重現的歷史觀。[17]

  陳寅恪回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其困居香港時，購得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抱持誦讀，汴京圍困屈降諸卷所述之人事利害、國論是非，極盡世態之詭變，「然其中頗復有不甚可解者，乃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以相印證，則忽豁然心通意會。平生讀史凡四十年，從無似此親切有味之快感」[18]。這種援古證今、以今釋古的閱讀體驗，未嘗不是基於「易代同時」的感受。陳寅恪之所以能從宋室南渡後的歷史中讀出如此「親切有味之快感」，正是在國土淪陷的陰影下，這一段往事已不再是紙上的歷史，而幻化為身歷目睹的現實。

  又如淪陷末期史家陳垣所著的《通鑑胡注表微》，為「易代同時」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證：

  昔宋亡，謝皋羽撰《西台慟哭記》及《冬青樹引》，語多不可解。明初張孟兼為之注，明亡黃梨洲重注之，曰：「余與孟兼所遇之時不同，孟兼去皋羽遠，余去皋羽近，皋羽之言，余固易知也。」[19]

  黃宗羲所謂之遠近，以常理度之，似不可解。張孟兼生在元末明初，黃宗羲乃明末清初人，距謝翱所處的宋元之際，自然是前者近，後者遠。然若以時勢論，張孟兼「所遇之時」，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其緬懷皋羽，猶清末革命家之於晚明的感情。而黃梨洲正值易代之際，有亡國之慟，皋羽之言亦即明遺民傷心痛切之言。

  所謂「通鑑胡注」，是指宋元之際史家胡三省作的《通鑑》注。陳垣的《表微》事實上是對注釋的注釋，他將《通鑑胡注》拆散後，抽取條目分類作注。《表微》探究的不是《通鑑》本文如何，而是由「胡注」窺探宋元之際遺民史家胡三省的處境與心境。陳垣以為《通鑑》注為胡三省「居憂患時所作，故惟同居憂患之人讀之，乃覺其言之有味。居安樂之人讀之，有時不知其言之謂何也」[20]。整部《通鑑胡注表微》與其說是陳垣為胡三省作注，不如說是胡三省為陳垣代言。代言者與被代言者之間的角色顛倒，即建立在「易代同時」的基礎上。計算古今之間距離的遠近，依據的不是線性的機械時間，而是往復的倫理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