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同時與遺民擬態

  ——北平淪陷時期知識人的倫理境遇（1937—1945）[1]

  

  袁一丹

  引言 遺民之今昔

  1938年10月31日，《申報·自由談》上刊發了一篇雜感，題為《遺民之今昔》，作者周黎庵從伯夷、叔齊說起，一直講到遺民史上最輝煌的明清之際，忽然筆鋒一轉，指向「今日的學者之流」：「當舉國尚在一致抗爭中，勝負之數未可預卜，他們早已準備亡國後的事業，先把『遺民』的招牌掛出了。不信，有『七七事變』後六十有二天胡適博士致平友書為證。」[2]所謂「胡適博士致平友書」，即1937年9月9日胡適受命赴美從事對外宣傳工作，臨行前在長江舟中寫與北大留平教授的一封信。[3]

  「七七事變」發生次日，北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到米糧庫四號拜訪文學院院長胡適，詢問其對時局的意見。胡適當時以為盧溝橋只是局部事件，或許不至於擴大，所以按原定計劃離平南下。[4]待8月初，北平淪陷已成定局，胡適從臺靜農處得知周作人、羅常培、魏建功等北大教授「決心居留」，以為「此是最可佩服之事」，赴美前去信鼓勵北大留平同人「忍痛維持松公府內的故紙堆」，充分利用這一難得的「閒暇」埋頭著述，並斷言「將來居者之成績必遠過於行者」[5]。胡適信中提倡的閉門著述，卻被周黎庵視為今之「遺民」的生存策略。

  「不負博士所勸」，1937年8月至10月間，「北平城外是炮火喧天、屍橫遍野的恐怖世界，城內的教授們卻加倍的埋頭著述」。淪陷初期「居者之成績」，據周黎庵從《宇宙風》雜誌上摘錄的一篇帳單：孟森有《香妃考實》及《記海寧陳家》兩篇，羅常培整理《臨川音系》，鄭天挺作《十六國春秋箋注》，周作人翻譯希臘文學，魏建功校錄《十韻彙編》，毛子水重譯《幾何原本》。北大之外的學術成果，如輔仁大學，還有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及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子史兩部。[6]面對留平學者短短兩月內取得的不菲成績，周黎庵諷刺道：「『閉門著述』，善哉，善哉！在侵略者鐵蹄的籠城中，若不是掛了『遺民』招牌的諸公，恐怕早已束裝『飄蕭一杖天南行』[7]，或是榮任『新民學院』教授了。」[8]

  周黎庵對今之「遺民」的嘲諷，說明胡適提倡的「閉門著述」面臨著士林內部的道義壓力。這種壓力滲透到留平學者的著作中，甚至左右其去留。以羅常培的《臨川音系》為例，事變後羅常培暫居北平，閉門謝客，發憤著述，除去為維持北大殘局四處奔走，和晚間聽中央廣播報告戰況外，每天總要花五個小時以上來整理臨川音系。「故都淪陷之後，是否應該每天關在屋裡還埋頭伏案的去作這種純粹學術研究？」羅常培當時的想法是，自己「既不能立刻投筆從戎的效命疆場；也沒有機會殺身成仁，以死報國；那麼，與其成天的楚囚對泣，一籌莫展，何如努力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藉以鎮壓激昂慷慨的悲懷」[9]。《臨川音系跋》中的這段自白，既是回應外界的質疑，亦流露出留平學者自身的道德焦慮。羅常培稱《臨川音系》算是「胡先生1937年9月9日在九江輪船上所發的那封信的一個共鳴」。然而11月中旬，羅常培與鄭天挺、魏建功等原本「決心居留」的北大教授結伴南下，終究辜負了胡適對留平同人的期待。

  由「胡適博士致平友書」引出的關於「遺民」的今昔之辨，必須考慮到抗戰時期京滬兩地生存環境的差異：上海陷落後讀書人尚可避入租界，北平則除了輔仁、燕京等教會大學，幾乎完全「在侵略者鐵蹄的籠城」中。周黎庵宣稱，全面抗戰爆發後，只有「順民」和「逆民」之分，而所謂「遺民」，骨子裡仍是服服帖帖的「順民」，「更進一步，接交官府，化為山長；鴻博一開，榮任檢討」，便成為奴才。況且今之「遺民」，即居留北平、閉門著述的文人學者，在周黎庵看來，不同於三代直至明清之際的正牌遺民。因為亡國而後有遺民，哪有國家還在一致抗爭中，便搶先掛出「遺民」的招牌的？

  否定閉門著述的正當性，進而解構易代之際的遺民傳統，無異於取消了抵抗與妥協之間的灰色地帶。在非此即彼的輿論空氣中，對滯留於淪陷區的知識人而言，不為「逆民」，便為「順民」，舍此似無第三條路可走。然而，淪陷區扭曲的時空結構，卻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業已失去制度支撐的士大夫傳統，尤其是易代之際的遺民傳統。「七七事變」後留在北平的知識人，他們的歷史處境當然比改朝換代要複雜得多。所以他們沿襲的遺民姿態、遺民話語，包括「遺民」這個概念本身都有重新界定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