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組織文史雜誌

  經過上述調整，華北文教協會的發展進入相對穩定期，但是平津兩地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機關的關係以及地下工作的保密規則仍然未得到適當處理。1941年春，北平市國民黨黨部改組，英千里等人因為要改就黨部書記，退出文協，北平文協總會不得不再度進行調整。為此，高挺秀潛赴重慶匯報，沈兼士則致函朱家驊，並提出會務報告，函謂：「平市改組，耿、英兩君之新任務，因津方傳播，此間局外人已有所聞，而各同人探詢消息。褚君頃與弟等商酌再四，覺處此艱危環境，原來之行醫計劃，非變更不可。現正設法另立社會基礎，俟成功後，即當進行一切。……再英君前請尊處電津，宣布彼已辭職，藉獲掩護，乞速飭辦。董洗凡君經弟邀請，已允加入本會工作，化名丁伯強，擬請予以文委名義，俾便合作。」[41]朱家驊同意沈兼士所請各項，並批示復電：「平市文教工作重要，務請設法大規模擴充」。[42]

  4月7日，朱家驊再度致電沈兼士和褚成猷：「平市為昔日文化中心，淪陷以還，學人志士仍多息影其間，敵偽注意誘脅，不遺餘力，浸漸移變，不無可慮。故我方文教工作較之其他省市尤關重要。現任或曾任各級學校教員及畢業肄業學生，愛國家愛民族之心人皆有之，啟迪聯繫及如何發揮其力量，以為他日收復失土張本，正有待於諸君子之繼續籌划進行，北望燕雲，神與俱馳。」

  朱家驊連番催促，並非一般的鼓勵督促，而是迫切希望北平方面於短期內有大動作。由於未見北平文協回復，4月25日，朱家驊再發一電，除了表彰北平文教協會在沈兼士領導下「收效及宏」外，主要是提出：「茲為加強工作起見，擬在平出版文史雜誌或文藝刊物，以吸收第一流作家，使其能掌握華北文壇，隱約之間，灌輸民族意識，暗示本黨主義，並另出版一普通周刊，以吸引青年作家與優秀學生之稿件。擬請兄負責籌備，擬就預算，即行開辦。」

  以創辦刊物的方式影響戰時文教界學人和青年，並非由北平開始。一年前，在上海時任暨南大學校長的何炳松接到中央視導學校黨務，「網羅人才，補助生活於學術商榷」[43]的指示，「日夕考慮推進工作問題，深覺在此間推進黨務，既不能公開活動，而文教界中人又非僅口舌討論或酒食酬應所能搖動，或改變其立場。加以此間文教專家亦不盡均在各校任事，聯絡更難普遍。故愚以為謀黨務之發展，莫先於文教界同人精神之聯繫。而精神之聯繫方法固多，然莫要於學術問題之討論。而以創刊一種標準較高，內容較富之月刊為其主要之重心。在專家方面，既得有發表研究心得之機會，又復可借優厚之稿費，以補助其艱困之生活。而在主辦人方面，亦可收聯絡感情、網羅各科專家之明效。刊物本身如果標準甚高，亦大足貢獻於吾國學術之進步，間接並可轉移全國學者及青年學子之趨向。吾黨如欲在文教界謀長足之進步，似以印行有價值之刊物為目前要圖之一。近代《財政評論》之印行在學術界頗占地位，隱然成為吾國財政學界之重鎮，即其明驗。以往吾黨亦常化巨大之經費印行各種定期刊物矣，然成效不著，蓋主持者過重於宣傳，與研究學術異趣，故不為時賢所重。且因初無永久計畫，往往虎頭蛇尾，所謂乘興而來，興盡即返也。此外，並因內容文字多屬空洞無物之作品，無法引起青年之興趣，更無望獲得國人之高重。吾人若果發行刊物，必盡力矯正以往之缺點，為吾黨樹一文教界之新幟。」

  根據自己的認識和以往主辦銷量達五萬份的《教育雜誌》的經驗，何炳松提議創辦《中國學報》月刊。取其範圍較廣，「且暗示黨國主辦之意」；以社會科學為主；每期20萬字；編輯7～9人，以住在上海者為限，特約編輯100～120人，延聘國內各科專家擔任，每期版權頁上全體列名，以示負責而資號召。如此，「將來學校黨務之推進，或能收事半功倍之效」。[44]次日何炳松再函朱家驊，告以「偽方近已出有一種專門研究學術之月刊，表面上不談政治，想藉以引誘各科專家代為撰稿，稿費聞極優厚。」有鑑於此，他認為辦刊一事更有考慮價值，並擬請朱家驊、陳立夫、王世傑三人為名譽編輯。[45]

  朱家驊接函，於6月3日轉告何炳松來函的大意於葉楚傖，認為「此項建議如能推行卓有成效，既符政府收羅人力之本旨，且於研究學術之中推行黨務，可使國內優秀分子悉心內向，無異充實本黨之力量，兼能為黨樹一文教界之新幟。」葉楚傖對辦刊一事深表贊同，但鑑於國民黨中央財務狀況無法撥款，宣傳部方面亦有困難，希望與教育部陳立夫協商解決。[46]朱家驊認為：「該刊之發行，事關主義之闡揚，以與異黨鬥爭，在今日之上海，實屬特別需要。得柏丞兄主持，當必有成績可期。最好能在戰地經費節餘項下指撥一款，較為妥善，且得以從速進行。」[47]由於1940年度戰區經費預算分配無餘，不能按月撥款，遂在1939年度該項經費節餘項下一次性撥款4萬元。[48]

  

  該刊實際創辦時，定名為《學林》。「出版以來，頓得國內專家之合作，與青年讀者之歡迎。」堅持一年左右，何炳松請求繼續撥款兩萬，否則結束。因為據說「內地同志中對此事頗有微詞」，「為避免誤會計，似以早日告一段落為佳也。他日交通較便，時局較定時再行續辦，確足謀聯絡文教界同志之感情，提高學術研究之興趣也。唯自《學林》印行以來，國內能文之士（北平、昆明、重慶諸地均有授稿人），確獲得不少生活上之補助。如予停刊，似宜別求簡便救濟之辦法。」何炳松的提議是：每月籌一二萬元的款，收購國內專家之專著，俟時局大定後為之印行，似亦網羅人才之一道。此外，何炳松還通過朱家驊獲得特別講座津貼兩萬餘元，設立學術講座，延聘滯留上海的學者，新的學年將至，也希望繼續獲得資助，即使款項減半，「亦勉可補助一部分值得優禮之賢士」。[49]

  此時內地文教界人士對羈留孤島的國立大學不及早內遷嘖有煩言，以為在此任事者為苟且偷安之輩。實則何炳松等人每學期都呈文要求內遷，教育部鑑於在孤島的其他國立機關風雨飄搖，朝不保夕，只有國立院校尚在埋頭掙扎，要求其堅守崗位，不允任意撤退。面對內地同行的誤解，儘管對於辦刊物和學術講座何炳松都做了結束的準備。他還是強調：「自《學林》與講座兩事實行以來，本黨在此間文教界之信譽似頗有所增進，將來公開整理學校黨務時，必可較能順利進行。蓋精神上既獲得聯絡，則形式上將不成問題也。唯以往本黨行事，每每舉棋不定，隨作隨輟。不特旁觀者為之失望，即身負工作之責者，亦不免因之灰心，見有應為之事亦不敢毅然自任。故愚以為如《學林》之印行，不特不宜中止，且如上海局勢不變，並宜擴大積極進行。」[50]

  這樣的方式在大後方也予以採用。1941年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擬在重慶創辦一份文史半月刊，發表學術論文。「以左右一時風氣」。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朱家驊再次想起顧頡剛，商得葉楚傖同意，擬聘顧到重慶主持其事，每月經費五千元。[51]開始顧頡剛以夫婦二人身體欠佳、主持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無法脫身以及少有可用人才為由，要求延遲半年再說。[52]後因朱家驊一再堅持，顧頡剛又與蕭一山商議，「中國各種學術俱有學會，惟史學會尚付闕如，擬即著手組織，俾作文史半月刊之後援。」請朱家驊協助。並希望能在成都進行編輯事務，以利用當地人才集中、圖書豐富之便。[53]朱家驊對於組織史學會以作文史半月刊後援一事深表贊同，力助其成；而編輯地點，因文史半月刊由中央黨部主辦，則堅持要頗頡剛「常駐川渝，襄助一切」。[54]

  後來顧頡剛果然到重慶主辦《文史》，先任副社長（社長為葉楚傖），再接任主編。社中職員先後有楊效曾、吳錫澤、顧良、魏建猷、周春元、史念海等。只是再度遇上類似的麻煩，1942年2月，有黨務人員指控「奸黨吳錫澤等，竟利用《文史》雜誌社為掩護機關，建立組織。該吳雖身為《文史》社編輯，近乘該社社長顧頡剛先生離渝期間，大肆活動，往返於沙磁路上（該社現在柏溪），匆忙異常，所作何事，自不難明了。請再派人徹查，速作斷然處置，以免患生肘腋。聞《文史》社系由部座扶植而立，今竟被奸黨利用，殊覺痛心。」[55]後來證明，吳系「被人誣告為跨黨分子。經先生（案即朱家驊）查知其枉，令其到部供職，以資洗刷。當於四月中到部。」[56]後來國民黨以該雜誌無關於主義宣傳，加上戰時財政困難，物價飛漲，一直不能足額支持，靠顧頡剛個人苦撐，根本起不到預期的作用。1944年4月，國民黨黨政考核會即擬停發經費，1945年1月，中央黨部終於停止財政支持。[57]

  上海、重慶的成效，令朱家驊等人對北平的期待更加迫切，可是北平方面對於中央的提議和再三催促，遲遲沒有反應。6月3日，朱家驊復電北平：「至文化工作，應積極進行，全力以赴。請辦刊物二種，已詳前電，希即照辦。提倡民族思想，暗示黨義，轉移文風，創造新精神，至要。」6月7日，朱家驊請秘書室沙孟海發電北平方面催問，並於6月9日致電天津轉沈兼士，「盼將籌辦詳情電示為荷」。6月10日，沈兼士等提出新的工作概況報告，「（甲）人事，曾聘委員二人，丁伯強主持內線及交通工作，景魯生主持鄉鎮教育救濟及培植抗敵師資等工作；更換工作員一人，應靈另就他業，改派莊友霖補充，活動學術團體均有進展。（一）中國語整會會員增加學術講演。每月兩次，刊有講演集。（二）中小教員會聯絡同志多人，作種種調查及準備，並擬辦夏令師資講習會。（三）文藝社原辦刊物，繼續發行，文藝刊物已出七期，約八百份，編輯人七名，綜合刊物已出十五期，千餘份，編輯人十一名。青年團體：（一）清儉學社年來損失甚重，現擬暫維現狀，徐謀開展，詳情請葛同志面陳。（二）亭林學社，除聯絡三大學同志外，現更聯絡中學教員，組織團體，資助計劃外圍同志赴渝服務。有二同志去冬被捕，後陸續釋放。（乙）機關：（一）北京高校仍為掩護辦公及集合同志機關。（二）鄉村小學為鄉教中軸及同志避難機關。（三）駐滬聯絡處仍由王佩齊主持。（四）天津新設交通站。（五）小學中軸現已樹立。中學中軸正進行中。（丙）輔助救濟：（一）資助同志及外圍同志數人赴渝。（二）饋貽在渝同志及外圍忠貞同志家屬子女。」[58]但仍然未對創辦文史雜誌一事作出答覆。

  平渝雙方溝通不暢的情況持續到6月30日，北平方面才正面回復，沈兼士等人的來電稱：「文史雜誌及普通刊物均須經敵偽註冊，始克發行。刻正覓取路線，一候獲得認許，即行擬具預算及計劃電請核奪。茲為充實人才，促進會務，擬增李霽野君，化名朱耀祖，為本會委員。李君專攻文學，曾充津女師院英文系主任，現為輔大教授，此次參加本會，擬出任以出版之計劃及推進工作。」朱家驊立即批示：「請從速籌辦。現上海有何柏丞兄主辦之《學林》，此間則有《文史》半月刊。下月起由顧頡剛兄接辦。渝滬平三地有此有利刊物互相密切聯繫，提倡民族復興，闡揚本黨主義，轉移文風，糾正青年思想，以立建國之基礎，關係國家民族之前途殊巨。」[59]並於7月2日復電，希望能於最短期內使之實現。

  稍後，北平文教協會擬就《以文史雜誌社為中心聯繫華北淪陷區忠貞學者辦法》。[60]按照這一辦法，淪陷區忠貞之文教學者分為兩類，「一類是既富有國家民族意識，崇信中央政府，且已參加本黨或同情本黨者，一類是雖富有國家民族意識，而對於本黨與異黨持騎牆態度，或對本黨持懷疑觀念者。前項學者已由華北文協取得聯繫，參加工作，或正在設法聯繫，後項學者則因須保持文協機密，擬不請其參加文協工作，而以文史雜誌社為中心聯繫之由，增加其與中央之關係逐漸勸變其思想態度。」文史雜誌社由純正學者主持，國民黨「應派一與學術界接近之忠實同志參加社中，巧妙運用學術思想之探討研究，逐漸使與文史有關之學者信仰本黨主義，成為本黨忠實同志。」聘請華北淪陷區忠貞學者為該社特約編輯，以北平文協總會為介引聯轉機構，文史雜誌社對所聘特約編輯可由北平文協轉達意示，所有應聘特約編輯，如對文史有所貢獻，可由北平文協設法轉來。特約編輯為無給職，如對學術或抗建工作確有貢獻，而生活確極困苦者，可酌予不定期救濟金，由北平文協轉送。文史雜誌托商務印書館每期寄往平津分館代售，並電令平津文協於書到時購買若干份，分送各大學及圖書館，「以廣傳布而暗系人心」。擬聘為特約編輯的有原俄文法專校校長王之相，原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系主任王桐齡等。不過，從目前資料看，該雜誌並未實際刊行。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北平形勢日見險惡。先是英千里被告密遭日方逮捕，囚禁三個月，後來據說又有人在敵偽報紙上發表消息，說聞沈兼士將辦一國學刊物，李霽野將辦一新文學刊物，收登社會上家居不出的人士的稿件，稿酬甚豐，經費據云系有固定來源。等於是變相向敵偽告密。[61]1942年4月初，北平方面突然來電告急：「此間環境日惡，敵方傳將不利於弟，馬君被逮後，已虞牽累，加之輔大經費告竭，敵偽乘虛侵入，將成事實。弟唯有先機出走，現擬協同文協總幹事蘇民赴渝，面陳一切，並報告各項工作及將來計劃。」[62]朱家驊對此有些意外，復電錶示：「北方電訊阻絕已有數月，日內甫通。兄來渝甚好。輔大經費中央決可補助，在美捐款亦當設法使轉渝寄平。敵偽藉此企圖侵入，仍希設法力拒為盼。」實際上很不情願放棄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淪陷區組織聯絡系統，「兄來渝甚好」一句，底稿是「自無不可」。難以割捨之情溢於言表。[63]4月11日，朱家驊再電沈兼士：「輔大款事已電宋、胡兩兄代收匯渝轉平，中央補助款可即匯發。北方工作因電台及其他關係窒礙叢生，又來電僅收到十之一二，致莫明實況，使各同志增加困難。頃平津同志到此者日多，真相已明，決徹底整頓，由部另設電台，布置交通網，妥覓匯兌路線，務實工作得以加強，諸同志亦可安心服務。過去工作技術不夠，危險至多，此後必須避免橫的聯繫，化整為零，分別負責，文教會及刊物應獨立活動，仍由兄全權辦理，密作黨部外圍。與其他單位絕對隔絕，已囑徐敬仁兄切實遵照。渠即將啟程，五月底可到平。兄如不能繼續安居時，宜及時離開。」[64]

  在極其困難危險的條件下，沈兼士又堅持了半年多。直到1942年12月16日，在被列入黑名單，敵憲即將實施抓捕的情況下，沈兼士才微服離平潛往後方。是月30日，日軍憲兵果然實施逮捕，沈兼士倖免於難。此後，華北文教協會其他成員繼續堅持活動。據說最盛時會員達數百人，並以輔仁大學校友會為聯繫，在開封、濟南、太原等地設立分會。1944年3月11日、21日，日本憲兵大舉搜捕抗日組織人員，華北文教協會負責人及成員英千里、張懷、董洗凡、葛信益、葉德祿、趙光賢、孫碩人、孫金銘、歐陽湘、左宗綸等數十人先後被捕入獄。[65]遭此重創，華北文教協會遂告瓦解。

  綜觀抗戰時期國民黨在北平古都文教界活動的成敗，除了客觀條件的局限，主觀立意與具體做法不無可議之處。面對外來強敵，國民黨的民族大義仍然以中央統一和本黨主義為基準，至少難辭狹隘之責。在這樣的眼光之下，無論戰前還是戰時，工作的用力不免常常偏離軌道。對外如此，內部亦然。國民黨內派系眾多，儘管當事人公開否認，實際上不僅存在，而且盤根錯節，嚴重影響國民黨的決策與執行。本出同源的朱家驊與二陳，輪流執掌組織部和教育部，各有人脈，互相拆台，北平尤為雙方爭奪的重點，暗地的角力持續到戰後（關於雙方在文教界的矛盾與鬥爭，另文詳論）。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淪陷區設有不少機構，可惜彼此不能配合，反而相互掣肘，平津兩地的黨部，即一直無法協調，加上敵後工作者缺乏必要訓練，組織、聯絡等方面屢屢不守嚴格的保密規則，使得華北文教協會窒礙叢生，迭陷危境，並最終失敗，令沈兼士等人的長期努力付諸東流。滯留北平的文教界人士失去主心骨，迫於生活和時勢，不免動搖依附。戰後國民政府在處分北平偽文教機構及其人員時採取強硬政策，固然義正詞嚴，追根溯源，當也難辭其咎。

  [1] 本文選自《中國文化》，2007（24）。

  [2] 參見邵銘：《抗戰前北方學人與〈獨立評論〉（1932—1937）》，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李盈慧：《抗戰前三種刊物封中日問題言論之分析——〈東方雜誌〉、〈國聞周報〉、〈獨立評論〉之比較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李雲漠：《抗戰前中國知識分子的救國運動——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六年》，見徐後觀等：《知識分子與中國》，387～415頁，台北，時報出版社，1980；楊奎松：《七七事變前部分中間派知識分子抗日主張的異同與變化》，載《抗日戰爭研究》，1992（2），70～91頁；蔣永敬：《胡適與汪精衛對中日問題之討論》《胡適的和戰論》，均載蔣永敬：《抗戰史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韓]車雄煥：《戰前平津地區知識分子對日本侵華反應之研究：1931-1937》，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

  [3] 參見王睛佳：《學潮與教授：抗戰前後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載《歷史研究》，2005（4），25～48頁；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載《歷史研究》，2006（4），125～147頁。本文的資料收集，得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潘光哲博士的幫助，謹致謝忱。

  [4] 「『北平為中國文化中心』一說，是非且不論，北平之有學術空氣。他處無之，乃是實在。今華北局面不可測知，而東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學術空氣，成何國家？此一責任，中央大學無能為也。洋涇濱尤無能為也，如欲有之，非自研究院啟發不可。」1933年6月（？）傅斯年致丁文江。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檔案。

  [5] 《與顧頡剛商洽北平新聞事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此為綜合整理的文字，保留相關函電多通。此節凡未註明者，均出自該文。

  [6]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152～157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7] 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25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8] 胡頌平著：《朱家群年譜》，37～38頁，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9] 胡頌平著：《朱家驊年譜》，38頁，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10] 1937年1月3日傅斯年致函蔣夢麟、胡適、周炳琳：「昨日下午五時到京……我這次到北平，想不惹得人疑神疑鬼，其實還是上次往保定之故事，一人做一人的主意，是臨時高興，既不是有何等使命，尤不作偵探也。」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七卷，159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11] 1939年1月7日通俗讀物編刊社致朱家驊函。

  [12] 參見山根幸夫：《近代中日關係の研究——對華文化事業を中心として》，15～16頁，東京，東京女子大學東洋史研究室，1980。

  [13] 1932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蔡元培[抄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檔案。

  [14] 1945年8月17日傅斯年致蔣介石函。關於胡適的態度及表現，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的記述有所不同（103～105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

  [15] 1937年4月20日傅斯年致王重民函。

  [16] [日]法本義弘：《東亞文化協議會設立の意義》，見《支那文化雜考》，229～237頁，東京，國民社，1943。

  [17] [日]法本義弘：《東亞文化協議會設立の意義》，見《支那文化雜考》，247～255頁。

  [18] 朱家驊檔案301-01-06-202，文教協會卷。英千里，原檔多處又作（或改為）蔡千里。

  [19] 葛信益：《沈兼士傳略》，見晉陽學刊編輯部編：《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5輯，112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20] 抄1939年9月17日吳世仁□電。朱家驊檔案文教協會卷。另參見《華北文化教育協會概況》。

  [21] 1940年1月27日郭若泉致葉楚傖朱家驊養電。

  [22] 1940年1月25、26日喬翔速致朱家驊有電、宥電。

  [23] 1940年1月31日朱家驊致喬翔遠電。韓季通即沈兼士。

  [24] 1940年1月10日、11日秉禾致朱家驊。秉禾為沈兼士化名，於主教為于斌（野聲）。

  [25] 1940年2月11日喬翔遠致朱家驊電。

  [26] 1940年3月8日章毓庵致朱家驊江電。

  [27] 1940年3月11日朱家驊致元正之、章毓庵電。

  [28] 1940年5月8日朱家驊復沈兼士電。

  [29] 1940年3月7日葛方致朱家驊虞電。

  [30] 1940年4月15日郭若泉致朱家驊葉楚傖刪電。

  [31] 中央秘書處抄北平市黨部卯儉電（1940-4-28）。

  [32] 中央秘書處抄教育部函（1940-5-11）。

  [33] 抄中央秘書會計、機要處簽呈（1940-5-14）；1940年5月22日葉楚傖致朱家驊函。

  [34] 1940年8月16日沙孟海致朱家驊函。

  [35] 1940年8月11日郭若泉致朱家驊真電。

  [36] 1940年9月5日於復生致朱家驊歌電。於復生即王若僖新的化名。

  [37]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40頁，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

  [38] 1940年9月5日沈兼士等致朱家驊函。

  [39] 1940年10月23日趙志誠致朱家驊梗電。

  [40] 1940年11月18日朱家驊致中央秘書處。

  [41] 1994年3月31日沈兼士致朱家驊。工作報告原擬托比利時使館書記官帶去，因其有難色，另寄。褚君，褚成猷，重慶派赴北平工作者，化名徐敬仁。董洗凡，輔仁大學經濟學教授。

  [42] 1994年4月2日朱家驊復沈兼士。

  [43] 1940年6月3日朱家驊致葉楚傖函。

  [44] 1940年4月26日何炳松致朱家驊函。

  [45] 1940年4月27日何炳松致朱家驊函。

  [46] 1940年6月5日葉楚傖致朱家驊函。

  [47] 1940年6月11日葉楚傖致朱家驊函。

  [48] 1940年6月18日葉楚傖致朱家驊函；1940年6月25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會計處致朱家驊函。

  [49] 關於學術講座一事，參見王睛佳：《學潮與教授：抗戰前後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載《歷史研究》，2005（4），25～48頁。款項來源本來是教育部，實際由朱家驊墊付。

  [50] 1941年4月25日何炳松（化名何如茂）致朱家驊函。

  [51] 1941月7日朱家驊致顧頡剛函。

  [52] 1941年1月11日顧頡剛致朱家驊函。

  [53] 1941年2月25日顧頡剛致朱家驊函。

  [54] 1941年3月1日朱家驊致顧頡剛函。

  [55] 張效之致朱家驊函。

  [56] 1943年3月1日顧頡剛致朱家驊函。

  [57] 顏潮編著：《顧頡剛年譜》，318、32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58] 1941年6月10日章毓庵致朱家驊辰電。

  [59] 1941年6月30日致朱家驊電。

  [60] 高挺秀致沙秘書函。

  [61] 沈萃、沈泰、沈節、沈兌：《記先父兼士先生抗戰期間二三事》，見《沈兼士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論文集》，29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62] 1942年4月6日章毓庵致朱家驊寅電。

  [63] 1942年4月7日朱家驊復章毓庵電。

  [64] 電稿文字有所出入。

  [65] 葛信益：《沈兼士傳略》，馬英林：《邪正古來觀大節，是非死後有公言》，均見《沈兼士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論文集》，6、10頁；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740頁，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