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華北文化教育協會

  抗戰爆發後，持續不斷的戰亂和遷徙，破壞了原有的政治生態，表面統一的局面被打破，不同政權的轄區內各派勢力的爭奪更加激烈。當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重慶穩定下來之時，就開始關注淪陷區文教界學人的動向，尤其是學人比較集中的北平以及還是孤島的上海兩地，希望在這些地區恢復和發展黨務。其目的一是避免學人為日偽所拉攏利誘，二是防止學人倒向左翼，保持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正統對於學人及青年的影響力。

  民國以來，北平文史學界與日本的關係持久而複雜。儘管英美留學生後來居上，留日學人在北京（平）學術界教育界一直扮演要角。加上中日兩國學人不斷互訪學習考察，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所謂對支文化事業展開，北京一度是其規劃中文科研究所的建所之地。後來雖然未能實現，改到日本本土，可是在北平還保留了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的圖書館。由橋川時雄等人主持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先後撰著提要和負責整理的學人多達85人，以平津一帶學人為主。[12]中日學人之間的密切交往，在中日兩國的衝突對立日益加劇以及日本對華北的侵略逐漸加深的背景下，產生了錯綜複雜的影響。民族大義與學術無國界形成相當程度的緊張。如何處理正常學術交往與堅持民族氣節的關係，成為北平學人兩難的抉擇。

  早在1932年10月，部分學人運動將北平設為「文化城」「平日最反對外國人」的北京大學的馬衡等人還前往南京遊說，傅斯年等即表示不贊成，稱此「實為中國讀書人慚愧也」，雖不便公開反對，還是私下勸告，並向南京方面表達反對意見。[13]《塘沽協定》簽訂後，傅斯年不惜與贊成妥協的胡適斷交，堅決反對對日妥協。1935年冬土肥原來北平，勾結蕭振瀛等漢奸，製造其所謂華北特殊化。彼時中央軍與黨部撤去久矣，據說胡適等人奮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組織起來以抵抗之，卒使奸謀未遂。為國長城，直到「七七」。[14]

  稍後，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的橋川時雄主持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開始運作，「北平盛傳北平圖書館諸公皆與東方有撰稿之關係，議論紛紛」。袁同禮深以為慮，詢問傅斯年如何了此一事，傅建議「莫妙於分頭一談。以前不必說，以後不再作。」於是二人乃分別一一訪談，「反轉陳說，幾至零涕，幸承諸位友人不棄，終於意見一致」。問及此事如何發生，則皆謂自王重民始，又多謂自王重民介紹，於是傅斯年再三托袁同禮函勸王重民早日結束。北平學人參與日本方面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有的不過是為了生活。傅斯年等人知道「此事本非大事也」，所以堅決反對中國學人參與。就大局看，是因為「坐失四省，不能無所感動，而日本人又好以此標榜，故或以不作為是。」據說「當時有一位友人詢陳寅恪先生以此事之可作否，寅恪先生雲，如以為可以公開，則作之；如不以為，則不可作也。」傅斯年深感此言恰如事理之平。就個人看，王重民的學問、聲聞，後來必有大進於實務學術之進步，「而貽人以此小口實，則萬萬不值」。所以傅斯年有分外之關心。[15]

  「七七事變」後，雖然大批學人輾轉遷徙到大後方，仍有不少人為了各種原因滯留故都。迫於時勢，加上戰前與日本的種種淵源，不可避免地產生分化，甚至有人附逆，參與各種偽組織的活動。日本方面，隨著戰線的延伸，必須維持後方治安，消弭中國人的所謂赤化思想和排日思想，需要武力以外的文教協助。1938年8月，日本動員了代表該國現代文化的一流人士30餘名組成代表團來到北平。成員包括酒井正忠（伯爵，貴族院議員，帝國農會長）、慶松勝左衛門（前東京大學教授，藥學博士）、宇野哲人（東大名譽教授，文學博士）、羽田亨（京都大學教授，文學博士）、杉森孝次郎（早稻田大學教授）、赤間信義（日華學會理事）、森島庫太（京都大學名譽教授，醫學博士）、鵜澤總明（前明治大學校長，法學博士）、安藤廣太郎（農事試驗場長，農學博士）、小林澄兄（慶應大學文學部長，文學博士）、鹽谷溫（東京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常盤大定（文學博士）、正木直彥（東京美術學校名譽教授）、伊東忠太（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工學博士）、松本文三郎（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文學博士），森田實（前神宮皇學館長，中央大學預科長），中井猛之進（東京大學教授，東大附屬植物園長，理學博士），北島多一（慶應大學醫學部長，北里研究所長，醫學博士）、原田淑人（東京大學教授）、平賀讓（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工學博士）、松村松年（北海道帝國大學名譽教授，理學農學博士）、林春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醫學博士）、宮川米次（東京大學教授，傳研所長、醫學博士）、小山松吉（法政大學校長）、橋本傳左衛門（京都大學教授，農學博士）、林毅陸（東亞同文會理事，法學博士）、增田胤次（東京大學教授、醫學博士）、加藤武夫（東京大學教授，理學博士）、長谷部言人（東北帝國大學教授、醫學博士），島峰徹（東京高齒校長，醫學博士）、那須浩（東京大學教授，農學博士）、永井潛（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醫學博士）、岩住良治（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農學博士），江角金五郎（華北產業科學研究所長），小柳司氣太（國學院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宇田尚（東京女齒校長）。

  8月30日，在中海懷仁堂舉行了所謂「東亞文化協議會」成立典禮及第一次大會，中方出席者有王克敏、湯爾和、何其鞏、周作人、夏蓮君、王謨、鮑鑒清、龍敦敏、黎世衡、文訪蘇、文元模、張愷、張鼎勛、李泰棻、阮尚介、陶尚銘、徐佛蘇、王家駒、張大千、吳家駒、許修直、梁亞平、馬鄰翼、張心沛、孫人和、錢稻孫、繆斌、余晉龢、錢桐、朱華、宋介、柯政和、陳垣、傅增湘、刑端。該會宣言號稱要中日兩國人士「以傳統之明倫親仁為本，擷西學之萃以資利用厚生，庶幾蔚為更進一層之新東亞文化」，其規定又以中日文化提攜振興東亞文教為目的，實則得到日本軍部的一致支持，目的顯然在於建立和穩固軍事統治。[16]

  三個月後的1938年12月1日，東亞文化協議會又在東京大學安田講堂舉行第二次大會，偽臨時政府教育部長、議政委員會委員長湯爾和率21名協議員前往參加，會議除增加評議員、理事、正副部長等職員外，還設立總務、文學、法經學、醫學、農學、理工學等部，決議兩國學術機關密切聯絡提攜，予以適當的組織形式；協同調查研究中國教育機關的創設擴充；恢復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設立北京自然科學研究所等。這次會議的背景，是日本急於恢復占領區的治安，以配合廣東、武漢的戰事，並將對中國的態度由單純破壞的「長期膺懲」轉變為「長期建設」，以建立穩固的殖民統治。[17]文教工作自然成為重點。

  為了改變不利局面，國民黨通過潛伏在北平的黨務人員爭取由沈兼士出面，進行組織聯絡。1939年8月18日，國民黨天津黨部王若僖（化名吳世仁）致電中央黨部，轉達北平市黨部高挺秀關於平市黨務文教青年工作的報告，其中第一條就是：「沈兼士、張懷、英千里、張重一諸教授前曾以友誼關係密切聯絡，協助文教青年工作。近將尊電轉告沈先生後，工作關係愈益緊密。頃與沈先生協商，擬羅致輔仁、燕京、中法諸校教授及平市中小學忠實教職員，組織文教團體，由沈先生主持，由挺秀任日常事務，以推廣工作。關於工作方針、工作用費及中央通信辦法，祈指示遵行。」為了訓練青年及文化工作人員，舉沈兼士、張懷、英千里商定，由輔仁大學以訓練偽教士為名，收納各中央機關反法團保送學生40名，普通教育功課由該校教授擔任，思想指導及技術訓練由高挺秀擔任，秘密實行，一年為期，畢業後分派各地。[18]

  北平淪陷後，沈兼士受教育部委託維護輔仁大學校務，滯留北平，與同人輔仁大學秘書兼附中主任英千里，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張懷等秘密組織「炎社」，取顧炎武的炎，以示抗日。[19]朱家驊指示平津黨部協商呈核有關事宜。9月17日，王若僖電告結果，「沈兼士先生為網羅人才，增厚力量，平津應為一體，須密切聯繫，以利工作」。初步計劃為：甲、組織：（一）定名為華北文化教育協會。（二）幹部委員15人，北平9人。天津6人，會設北平，津立分會。（三）內部分高等、中等、初等、社會教育四組。乙、工作：（一）吸收思想純正之各級學校教職員及文化機關工作人員，預計半年內可發展至300名。（二）平津各辦中心小學兩處，中學一處，以收容教導各方救國工作同志之子弟為主要任務。（三）救濟平津各校院及文教機關堅貞不附逆之高級人員，以介紹工作為主，津貼為輔。（四）選派忠實同志參加偽教育機關，從事破壞擾亂工作。（五）輸送忠實青年參加游擊區及後方工作。丙、費用：（一）會務每月500元。（二）被困文教界同志臨時救濟費每月1500元。（三）中心中小學津貼每月1000元，中學生100名，每人每月4元，小學生300名，每人每月2元。中央黨部很快於9月23日第61次黨務委員會會議通過，朱家驊批示由沈兼士負責辦理。積極進行，但須注意嚴防共產黨與人民陣線分子混入。[20]

  華北文教協會立案後，天津方面進展順利，依照總會規定，於1939年12月17日正式成立分會，委員6人。為趙伯陶（化名郭若泉，亦化名元正之）、路秀三（化名李茂林），伍克潛（化名吳蒿齋）、劉仁（化名金友仁）、賀翊新（化名田天池）、徐石公（化名鍾靈生），推趙伯陶為主席委員。路秀三為書記，分調查、救濟、教育、宣傳四組，由委員兼任各組組長，具體為：路兼調查，徐兼救濟，伍兼教育，賀兼宣傳，均無薪酬。每月經費，與平方商定，各1500元。[21]

  

  北平總會的成立，卻一波三折。此事發端，高挺秀等人似乎並未與沈兼士充分協商，甚至事先可能並未得到後者的同意。1940年1月5日，高挺秀（化名喬翔遠）電告朱家驊文協經費收到。「當商承沈先生努力工作，雖環境日艱，計劃尚可逐漸實行。」其時北平日偽拘捕文化界人士多名，雖因證據不足，牽連太廣，缺少補充等因素，旋捕旋釋，畢竟造成人心動盪。加上北平與會者多系現任教職員，所以文教協會與國民政府教育部駐平負責人聯絡問題，擬在保持秘密之下謀取協商，以免泄漏人名，傷害與會學者生命。1月25、26日，高挺秀接連致電朱家驊，告以收到華北文教協會經費，已向沈兼士報告經過，商討進行。「不意有人聞悉本會名稱及負責人姓氏，遂妄加意會，函知平方某等局外人。風聲宣洩，甚至自稱委員，徑向沈先生接洽。先生以身處淪陷區域，現任教職，殊覺不安，乃不願有所組織，只囑職每周會談一次，相機量力，有所貢獻。……今津方分會業已成立，平方尚未正式組織，而抗日遺族子女、優秀青年學生及文教界不屈不淫保持氣節之士，亟須救濟，事實又不容陷於停止。經職再三向沈先生勸駕，先生以愛國確有熱忱，而現實環境不能不顧慮，再與諸關係方面分別研商，一部主張詳為斯種工作實迫切需要，中央決不能因人事而牽動功令，應另推委員代理，大膽做去。以副中央之期望，一部主張則認為事已被泄，危險莫測，應及早解消組織，停領經費，以息風聲，及相繼工作另起爐灶。處此情形之下，職對經費既不顧自為支配，工作亦不敢貿然推動，究宜如何辦理之處，用特電懇訓示祗遵。」高挺秀又提出，為了保證沈兼士的安全。「可否由部長直接函沈先生一部高教工作職密秘供其驅使。一者避免電經津方，被局外人宣傳，礙及沈先生安全，一者隱合沈先生另起爐灶之意。至於文協會則再補充一二新人，仍繼續工作，為國建樹廣泛力量，形勢變化，自可減少注意矣。」[22]

  朱家驊接電，覺得事有蹊蹺，指示查明詳情並電示高挺秀：「文教協會前據吳電，由韓季通先生主持，而兄任日常事務，此間會議時，將原電傳觀。因中央同志多稔韓先生，聞其願出來主持，均極欽佩，此項經費始獲通過。此次又何以遽爾移交？查該會既歸韓先生主持，則平津兩地委員人選及經費支配諸大端，均應由渠決定，為顧慮環境計，可請其稍斂形跡，總持大綱，而責成其他忠實有為之同志分頭執行。所陳派員代理及解消組織，均非辦法。蓋一易人則與中央諸同志原意相違，恐有異議。且文化教育界工作，須得學術上極有聲望之人領導之方能推動。」並要求用款須按原定方針，不能挪移；對青年學生應以正義感召，多做人格薰陶。若專恃金鈔張羅，不但無以持久，反為青年所鄙視。又專電沈兼士：「平津為舊日文化中心，敵偽誘脅方急，青年學子，萬不可無人領導。會事務請積極進行，此間諸同志企仰正殷。」[23]

  沈兼士托人帶給朱家驊的兩封信，說明了出現周折的原因，一封寫於1月10日，函謂：「一、開學後曾送一批畢業生南下服務。在校內創刊兩種雜誌，以資聯絡。一、暑假內中外神父及學生均有被捕者，校中被監視偵探極嚴。近兩月來外聞被破獲之機關者多。故計劃頗難運行。一、喬君前曾囑組織一具體機關，一時甚不易辦到。理由已告喬君，請其轉達。一、鄙意仍與去年所上之書相同。盡國民之本分同，儘可能之範圍，為國家效力，不預受任何名義及任何報酬，保持獨立自動的活動。一、此間風傳天津有人組織一華北文化教育協會，由弟領銜，承受中央經費每月三千元。此事弟絕未與聞。近來竟有人（不止一次）到校及舍下詢問此事者，燕大同人亦有傳說此事者。兩月前曾托喬君赴津調查，並聲明不顧參加之意見。惟近來風傳更甚，頗覺不妥，極盼尊處能為一查。一、喬君已兩月余未晤，不知目下是否仍在平？弟意直接通訊最好，否則須由一固定而且慎密之人轉達亦可，但決不願與團體發生關係。此種不得已之苦衷，乞諒之。」

  是函待發之際，高挺秀從石家莊回平，沈兼士和張懷等即約與晤談，了解情況後，沈兼士再附一函：「一、聞喬君之報告，始知華文會之經過，極佩盛意。惟本弟前信之原則，及現在北平之環境，與喬君及英、張二君仔細商酌，均認為華文會現在平已有滿城風雨之勢，決不能利用之以資活動。一、弟等仍本前議，進行一切，而不參與津局。因顧慮環境，瞻望前途，苟不如此，將來恐一事無成，而有絕大之危險。一、弟等不須有組織，只擬相機量力，隨時有所貢獻。至相當時期，自當報告（或由喬君，或直接）。一、經費一層，現在無此須要。將來如有事業需費時，自當直接請款。一、如有賜件，請勿由津轉此（直接來函亦極不妥），由於主教設法交西友代遞最妥。」[24]

  在高挺秀的勸說協商和朱家驊的慰藉之下，沈兼士終於同意出山，北平方面重新部署，沈兼士化名章毓庵（分用則毓指沈，章指張懷，庵指英千里），高挺秀新改化名葛方（分用則葛指高挺秀，方指施天牟）。要求朱家驊介紹平方電台關係，或建立專用電台；在平方不能直接通電之前，請朱家驊直接賜下專用密碼交沈兼士。[25]3月，沈兼士致電朱家驊，表示華北文教工作若準備計劃得當，自能生效，「然一切工作總以各方嚴守機密為不可缺之條件，前老文協事已由津方泄漏，傳播平方，以至外人竟有以文協與弟名作為談資新聞。於此險象環生之下，弟等自無法擔任。此後因葛君之盡力與弟等熟商，弟為工作便利及安全起見，須改變方法。茲將鄙見列下：（一）文協名稱已公開，弟等處此環境，不有此名義，實際亦能便於工作。（二）平津兩方精神雖屬一致者，工作則宜分行。故此後平方之事不須令津方與聞，且中央必須備有與平方直接秘密通信辦法，方敢負責進行工作。（三）在中央未能直接與平方通信而須借用津方轉達消息之前，請勿明提弟等之事。（四）為防止耳目補救善後起見，中央似可對津方聲言弟等已不就文協事。」[26]朱家驊同意遵照辦理，電告天津方面沈兼士不願主持，會務另簡委員接辦。[27]並再度致電沈兼士：「近歲文教界思想龐雜，久不聞名節之重，幽燕一隅為舊日文化中心，士風隆替，所關非細，領導□流。策動抗戰，先生是賴。」[28]

  北平黨部電台遭到破壞後，與重慶方面的聯絡須申天津代行，不利於保密，沈兼士堅持與中央直接聯繫，主要是為了保障安全，便於開展工作。在文協領導下，重新組織了原來青建社中對於學術意趣濃厚及實地從事教育工作者。[29]經此一番折騰，北平文協總會實際上並未正式成立，因此再度引起糾紛。此事背後，可以看出平津國民黨各方機構爭權奪利的影子。5月15日，文協天津分會以「平津兩會積極推動，需款甚殷」為名，催撥三、四月經費，並報告該分會成立以來工作概況，據稱成果有如下幾項，一、救濟：津貼各級學校中抗日遺族子弟及思想純正學行優良的貧寒學生。分別為工商學院8名，每人月給5元，中學生29名，每人月給5元，小學生38名，每人月給2元；酌送文教界堅苦貞守貧居不與敵偽合作之士獎慰金，「以示中央顧念之意，並激勵其節操」，被資助者有前天津教育局長鄧慶瀾，津市立師範校長李審侯，北洋工學院教授張毓恂、弓[？]廣奎，河北省立女師學院訓育主任趙子豐，河北省立商職學校訓育主任李柳范。二、輸送青年（共3人）及教授（北京師大楊宗翰）到後方讀書工作，補助其旅費。三、華北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接辦匡時小學一處，天津分會每月補助1000元，作為中心小學。四、派員赴河北省內地之縣份，在教育界發展優秀分子，以鄉村小學為樞紐，宣傳中央意旨，增強民族抗戰意識，已有基點20處。五、敵特務機關唆使偽新民會在天津租界內組織和平興亞救國會，文協天津分會分別聯絡有力量之學校，務使消極的不合作，頗有效果。[30]

  朱家驊接電，頗感疑惑，既然已向天津方面聲明沈兼士不參與此事，北平總會既未成立，天津分會則無從談起，何謂平津兩會積極推動？恰好此時中央秘書處接到4月28日北平市黨部來電，指文協會一事為「借名義以便私圖」，並提出該黨部「原設有文教委員會，除派執委一員為中心委員外，請教育界名流之愛國分子擔任委員，共策進行，以往工作尚著成績，如再增加相當之經費，其發展可以預期。」要求停發文教協會之款補助文教委員會。據說教育部所派之平市教育督導員亦贊同此舉，願加入該會擔任委員，共同負責。[31]而教育部方面也接到派駐華北戰區督導教育人員報告，希望文教協會與之密切聯繫，統一步調，推進戰區教育事業。教育部遂行文中央秘書處，要求指定機要人員常川與該部會商此事。[32]中央秘書處鑑於文教協會的成立及經費獨立「已引起黨部本身之分化與攻訐，似應設法調整，以免醞釀更大之危機。按教育部既有推進戰區教育文化之整個方案，且派有專人在彼主持。華北文化教育協會之工作推進，似可劃交教育部督導，以免機關林立，統屬不明，事倍功半，而款歸虛糜。至中央核定之經費，擬即停止，由教育部所派督導人員依據實際情形及需要數目，另擬預算。呈請教育部撥發。」此事在朱家驊任內核准，秘書長葉楚傖遂請其設法查明文教協會工作狀況以及沈兼士是否實際主持其事，並徵詢關於教育部華北督導員與該會聯絡的意見。[33]

  後來中央秘書處、組織部與教育部協商結果，教育部表示有統一指導的必要，唯戰區情形與平時不同，指導方式需按實際情況而定，最好每半月或一月由主持方面派專人會談一次，交換情報，再確定以後動向。此法實行一段時間，因會談者對華北情形及文教協會淵源不甚了解，效果不佳。組織部秘書沙孟海鑑於北平總會迄未建立，天津分會便成似是而非，建議若有適當人選，可將分會劃出獨立辦理或改歸聯處負責；另外平津兩市黨部教育會與文教協會職權衝突，應有所指示。[34]

  其時，天津方面再度報告平津文協會工作實情，據稱「北平文協工作，對外揚言停動，實際經沈公決定，津方只與職（按即趙伯陶）發生聯繫，並守秘密。津方同志咸認沈公已不負責矣。每月經費由職密轉喬同志，所有中央匯款辦法，曾經職與王任遠同志商妥，由青年團關係方面匯轉，並請秘書處與沈公定有密碼，一切不經津市黨部轉也。此皆為便利沈公，以免稍有泄露。頃喬同志又來津，沈公囑徵詢津方工作情形，以期一致。此平津文協會工作之實情。」[35]朱家驊接到各方面的不同信息，對文教協會的實情進一步懷疑，於是密電該會發起人王若僖，詢問詳情，以便決定是否繼續撥款，並考慮改換天津分會負責人。王若僖在該會發起之際一度失去自由。接電後報告：「查文協成立後，復生即無法照管，致有糾紛，其主持人或有不善處置之處。惟文協工作自屬重要，今後似可令平津市黨部負監督之責。……查文協各委均系一時之選。惜因由喬、郭所招致。實際上各委均不甚負責。此後擬請由公直接委派津分會人選。」並對天津分會人事提出具體意見。[36]中央組織部隨即按照這些意見對天津分會進行改組，由賀翊新為主任委員，趙伯陶為副主任委員，教育部督導員郝任夫增補為委員兼秘書。

  北平方面，9月初沈兼士、高挺秀、張懷、英千里等人聯名提交工作報告、預決算以及計劃，據稱：「同志原有之組織，其工作因1、去夏某校中外教職員被捕，2、南下學生被捕，3、平津中央機關迭被破壞，不得不取奠定基礎相機復進政策。今春葛君轉達尊意，當時因津方舉措失慎，消息致被泄露，弟等力不從心，未能遵命辦理，至為歉仄。後由葛君與弟等再四會商，並電得公同意，脫離津方，另組進行。……半年以來，漸告成熟。暑前三青突被破獲多人，又不得不暫行停頓。現在風聲仍甚緊急，開學後當再徐圖進展，此經過之大略也。」交通線問題，「凡通訊及匯款仍非經由津方不可，實感不便，且有危險性。」日前英千里赴滬成立聯絡處，將來寄款便利，隨時直接通訊則尚無辦法。北平總會暫以委員會為首腦機關，下設幹事及工作員，委員四人：沈兼士、張懷、英千里、高挺秀，沈兼士為主席，高挺秀為常務，負責計劃主持及推進一切工作。幹事承委員之命，執行各項工作，由四名幹事分任聯絡消息及文書、事務及會計、組織青年團體、駐滬聯絡等。擔任幹事的有郝德元、常惠和葛信益。[37]工作員輔佐下事，分任各項事務，共二人，一任收支，一任交通。該會「以聯絡操守忠貞之士，網羅有志青年為主旨」，從事下列活動：1.組織學術團體，已成立中國語文學研究會（沈兼士主持，聯絡國學家及優秀學生，研究中國固有文化，藉以引起國家民族思想，並堅定其自信力）、中小教育研究會（由張懷及外圍同志余君主持，聯絡教育學者及中小學教員，研究建國教育方法，逐步實驗，以抵制奴化教育），文藝社（由英千里主持，為使青年得有正當讀物，在輔仁大學名義掩護下發行刊物二種，一為純文藝刊物，即《輔仁文苑》，已出四期，一為綜合刊物，即《輔仁生活月刊》，已出八期）。2.利用臨時集會，進行宣傳，已舉辦美術展覽會、攝影展覽會和輔仁大學校友返校節。3.組織青年團體，以操控各大學中學及破壞敵偽各團體，已成立清儉學社（即青年建國學社）、亭林學社，前者由高挺秀負責，就原有團體改組，高任書記。下設社務、事務、助理，成立集體單位五，樹立個人中軸七，具體活動為破壞敵偽青年黨，調查自學會，輸送有志青年南下，指導中學生升學，調查敵國內情形及協力外圍之學術團體等。後者由華奇負責，自去年開始活動，主要工作為聯絡北平三校同志組織團體，介紹人才南下服務，利用實驗室製造特種藥品。

  該會於本年寒假接辦北京學校。「一、因奴化教育於血氣未定之小學生最有危險，思有以救濟之。二、利用之以為工作之總機關，即以本會委員加入該校校董會，為推動工作之主幹」，由幹事擔任總務和教員，「造成便利工作之環境。三、藉以聯絡各中小學，擴張抵制奴化教育之工作效能。」已聯絡9所中小學，其中鄉村小學尤為直接有關。此外，該會還隨時調查操守忠貞思想純正的教員學生公務員等，予以介紹職業，補助前往西南、西北大後方服務就學的旅費生活費等救助。至於今後計劃，該會除繼續進行上述各項工作外，為加強效能，擬開展如下工作：1、調查登記在平各項專門人才，報請中央徵用，一面密切聯絡，促使自動南去服務國家，一面代籌南行路線或資助旅費。2、擴大青年救濟及組織訓練，養成抗戰建國之有用人才，免被敵偽收買利用。3、建立學術報國陣線，於各大學選定思想純正、資望隆重之學者，聘為委員，建立中軸，分頭聯絡同志，加以組織，鼓吹學術報國，造成普遍風氣。4、搜集淪陷區之新聞，調製有關本會工作的各項統計表，以備研究運用。5、宣傳敵人陰謀及酷虐行為，喚起一般民眾之敵愾意識。[38]

  10月，國民黨北平黨部電台恢復，負責的蘇麟閣（化名趙志誠）受託了解文教協會詳情，向朱家驊報告：「自職到平後，即與沈兼士見面入手，所有經費，均已收到。惟因為慎秘計而免去橫的關係，對外竭力否認，並曾托司徒雷登、德領事及在滬托人共三次報告，近又托德領諾爾曼帶去之工作報告，想造詣垂察。嗣後凡關華北文教協會之電，均由職台代發，取得相當聯繫，請釋念。並將調查平津文協情形陳述如下：（一）華北文教協會，平為總會，津系分會，平津以沈為主任委員，高挺秀為常委，英千里、王之相、張懷為委員，以青建學社及亭林學社作該會之外圍組織，每社約純潔之會員五六十人，青建學社由高負責，亭林學社由祝福祥負責，更辦有小學二處，工作頗活躍。津會先由趙伯陶任主委，因趙與王臾青及沈同志均有相當交誼，工作聯繫頗佳。自由賀翊新負責後，沈同志為自身安全計，在技術方面不願與津文協再生聯繫，同時津會及教部工作人員均思把持華北文協會，而要求加入，並流言鈞座只認私人而不認組織之蜚語。懇鈞座分別指示，責以事有專責，不得干涉攫奪。華北文協之事，令其自行向外發展，免去內部摩擦，俾沈同志仍可安心進行工作。（二）沈同志決免去橫的關係，願直接受鈞座之領導，以免自身發生危險，有礙工作。（三）華北文協之經費原為三千元，平津各千五百元。現為秘密計，請各別分寄。（四）本年下年度北平文協之預決算，沈同志要求平市每月增為三千元，俾便貼補平市之貧苦學生，而求工作進展。（五）現國幣在華北跌價尤甚，貼水事亦想鈞座擔負此項損失。」[39]朱家驊接報，認為「華北文協工作，北平較天津為重要」，將天津分會預算減為每月一千元，北平則加到2500元。[40]並且不顧天津方面的不滿和中央財政的困難，堅持要有關方面設法滿足。可見其對北平文教界工作的極端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