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導平津新聞

  國民政府移都南京，有著多重考慮，其主要目的，當然在於避開日本對華北的巨大壓力。爭取緩衝的空間，建構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政治格局。以應付內外交困的局面。但是這樣一來，在政治和軍事上，南京政府對華北無法實施有效的直接控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國民黨急於扭轉五四以來不破不立的革命與自由的風氣。回歸穩定的傳統，以利於政權的穩固與思想的控制。這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北京學術文化界的追求發生尖銳對立。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的黨化教育以及思想鉗制政策，一直遭到北平文教界學人的抵制。而南京政府或明或暗地扶植中央大學以取代北京大學的地位，進而影響全國風氣的做法，更引起政見各異的北方學人的強烈不滿。[4]因此。儘管國民黨與北京大學乃至整個北平文教界新派師生的淵源不淺，雙方的關係還是相當疏離甚至時而緊張。

  

  1936年夏，北方局勢日趨複雜。日本企圖策劃北方數省，脫離中央政府，成立特殊局面，以便逐漸侵略。其時河北一帶由宋哲元部二十九軍駐防，一切地方行政概歸宋氏主持，對日折衝，亦由宋氏就地應付。國民政府鑑於國力未充，實行安內攘外政策，對北方情形，暫時隱忍，不肯加強政治壓力，只從教育文化方面，培植輿論，以為將來抗敵之準備。

  6月13日，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朱家驊電告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中央擬派兄就近秘密主持指導平津新聞，倘若同意，即將公事與辦法寄上，並酌定經費。此事兄任頗宜。時間亦不甚費，乞勿卻。」[5]顧頡剛與朱家驊均出身北京大學，20世紀20年代在中山大學任教時又得到主持校務的後者的知遇，且因《古史辨》的引人注目在學術文化教育界聲望已高，並勇於任事。「九一八事變」後，燕京大學成立中國教職員抗日會。顧頡剛擔任宣傳幹事，以出版大鼓書詞對民眾進行宣傳，並成立了三戶書社。後因抗日會無力資助，轉向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王世傑求援，並應後者要求於1933年10月改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脫離燕京大學抗日會而獨立，宗旨也有所調整，「目標除提倡民族精神外，尤注意於國民道德之培養及現代常識之灌輸，蓋救國大業固非但恃血氣之勇若義和團者所可勝任。」該社面向民眾的宣傳活動漸引起國民黨的注意，以為社中人都是共產黨，陳立夫以此為由欲將其封禁。顧頡剛為此於1936年1月帶了該社出版物前往南京，向時任交通部長的朱家驊求援，後者表示支持，並乘機動員顧頡剛加入國民黨。顧氏為了社務，只得同意，風波遂告平息。[6]

  由於上述因緣，顧頡剛接到朱家驊來電，復電允諾。朱家驊遂與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葉楚傖磋商，規定經常研究費每月五千元，開辦費一千五百元，請顧頡剛在北平籌辦新聞事業。7月3日，顧頡剛與傅斯年一同南下，到南京面見朱家驊、葉楚傖，商議通俗讀物工作，並作通俗讀物計劃書，擬定下年度下層工作計劃。該社由顧頡剛、徐炳昶任正副社長，王守真任總編輯並主持日常工作，趙紀彬任編輯，李一非任總務主任，一年之內工作人員增至40人。[7]10月5、7日，顧頡剛兩度致函朱家驊並報告工作進展：已組織通俗讀物編刊社，發行《民眾周報》和《大眾知識》二種期刊，編印叢書如通俗劇本、鼓詞唱本，旨在啟迪民智，宣揚愛國思想。此外還印刷連環圖畫，與山東省教育廳合作，編印《求生之路》月刊，與《晨報》合作，在該報發刊「生活與教育」，並調查培訓北平市的評書和鼓詞藝人，希望深入民間，廣事宣傳。

  從上述淵源看，朱家驊與顧頡剛表面的一拍即合，背後其實各有所求。關於此事原委，朱家驊檔案所藏《與顧頡剛商洽北平新聞事業》的編纂者主要從對日方面立論，強調「激發愛國情緒」，「喚起民族意識」，其實事情顯然並非如此單純。該文稱由朱家驊推薦顧頡剛在北平舉辦新聞事業，但據前引朱家驊的電報，派人主持其事應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旨意。其時朱家驊剛好因汪精衛內閣辭職而失去交通部長的職位，接任因丁文江逝世而空缺的中研院總幹事一職。[8]根據相關資料，可能的情形是，動議應為葉楚傖，選擇顧頡剛則由朱家驊提議。而主要目的，絕不單單在於對日準備。朱家驊和葉楚傖看過顧頡剛的來函及工作報告，對其進展成績甚為滿意，10月12日朱家驊復函道：

  「成舍我君事據云伊為聯絡《世界日報》起見，曾與談起對於北平教育之溝通與青年思想之問題，擬請兄與孟真兄稍為幫忙，並未提及經費。或請徑函孑公，設法補救。此事弟處甚為秘密，從未告任何人，甚至院中會計主任，亦僅辦領款匯款等手續，未知其他底蘊，並祈嚴守秘密為荷。對『左傾』分子之工作。應請十分注意。隨時糾正其思想與言行。使人正軌，免為所乘，而致妨礙工作之進行。聞河北省內有天主教徒七十萬之眾，為該教在中國勢力最巨之區，宜設法深入工作，使有民族觀念，效忠國家。廿九軍士兵頗具國家觀念，應設法更增強之；對宋及其他高級將領，亦須妥為聯絡，促其擁護中央，使知統一與救國關係。以上各點，均關重要，至祈隨時注意及之。」

  解讀是函。有四點值得特別注意：其一，國民黨中央注意與北平教育界之溝通及青年思想之間題。重要的考慮，是隨時糾正「左傾」分子的思想言行，使教育界和青年的思想言行進入正軌，以免受「左傾」分子的影響，其背景當與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開系密切。其二，宣傳的重心，是強調統一與國家的關係，所謂效忠國家，增強國家觀念，無疑包含具有民族觀念，更重要的則是擁護黨國一體的中央。其三，此時朱家驊的正式職務雖然是中研院總幹事，資助的領款匯款等手續也由該院的行政部門經手，但這既非該院的管轄範圍，也不是朱家驊的個人行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葉楚傖始終介入，其間朱家驊又一度兼代該秘書長之職[9]，則應視為國民黨中央的秘密安排。其四，除教育界和青年外，天主教徒，軍隊的士兵和將領也是工作的對象，則頗有為國民黨中央在華北秘密代言的意味。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顧頡剛14日即來函報告北平人士對事變的態度，對於張學良的「不顧大局，肆意妄行」表示「曷勝傷痛」。據稱北平同人主張四點：（一）希望政府以政治手段解決。勿遽討伐，俾蔣介石安全。（二）希望中樞充實。即使蔣不能遽復自由，亦可維護國家之統一，並照蔣原定計劃進行。（三）綏遠戰事仍須由中央主持。勿以此次事變，致懈軍心，且表示政府徹底抗敵之決心，藉以間執任意批評者之口。（四）華北地方當局環境不同，因之態度未能一致，政府應竭力消除隔閡，俾其能徹底擁護中央。朱家驊於19日復函表示，西安事變影響國家民族前途極大，北平人士主張的前兩點，「須于堅決迅速方法之下行之，方能有效，否則特增危險，國家前途，亦將不堪設想。後兩點原系中央一貫之政策，日來中央態度極為明顯，決不因西安事變而有所改動。」這時朱家驊已在蔣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就任浙江省主席，暫時仍兼中研院總幹事，所以他一面對通俗讀物社的各種刊物風行一時表示大為快慰，一方面告以「此事仍由中研院王君辦理，下次到京當再與葉先生切商之。」並特別強調：「此次張逆叛變，受人民陣線活動之影響亦多。此輩邪說，北方所聞較多，年來『赤匪』之禍。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已不計其數，僅江西一省人口減少八百餘萬，全國當在二千萬人以上，此為我人所不可忘者。切望兄等特別注意，嚴加駁斥，以正視聽。」

  朱家驊專門叮囑其注意反共一節。除了貫徹行動的初衷以及西安事變的前事之鑑，多少也是在暗示或提醒顧頡剛，因為顧氏的宣傳等活動，在得到中央黨部的資助後大有起色，在他本人眼中以及事實上固然相當成功，但在某些國民黨人尤其是與朱家驊明爭暗鬥的二陳兄弟看來，卻是偏離了軌道，中央黨部接獲控告呈文達數十起之多，指責其接近冀察當局。所編《大眾知識》，用紅色封面，內容雜「左傾」言論。朱家驊和葉楚傖對此也頗覺難以處置，遂由中央黨部函達顧頡剛，囑其申復理由。為了具體了解顧頡剛工作的實況，朱家驊乃乘傅斯年北上之便，托其就地考察。1937年1月7日朱家驊致函陳布雷：「西安事起，除即分電各地教育界友人力主正義，擴大宣傳，以領導青年外，並以平津關係特別重要，再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兄北上，因顧頡剛兄主辦之通俗讀物有《大眾知識》期刊一種，其名稱與封面顏色，弟早覺不妥，曾迭函促其注意，嚴防為『左傾』分子所利用。此次乘傅君北上之便，托其注意與頡剛兄再言之。頃得傅兄來函及頡剛兄托其帶來函各一件，另紙抄奉察閱。[10]就此推勘，頡剛究屬文人，容易受欺，心尚無他，除電約其南來詳談外，復函請楚傖先生從速選派妥人前往輔助，因此公疏於防範，不得不有人幫忙。前曾迭陳楚傖先生，伊已有意派朱雲光兄。頃又函請楚公即派朱前往，論頡剛學術及品格，確為不可多得之士，予以維護，妥為任使，國家必可有相當收穫。傅、顧兩函述北方情形，殊關重要。擬請於便中將兩函及弟之處理經遇轉陳委座為荷。」

  《大眾知識》的實際主持人為吳世昌，編輯有連士升、鄭侃嬨、楊繽、張秀亞等。1937年1月8日，顧頡剛遵照朱家驊的指示，親自前往南京將出版物交有關部門審查，並進行申辯。12日，顧頡剛再度致函朱家驊解釋一切：自去年遵囑從事北方活動以來，已造成一種勢力，學生及民眾竭誠表示愛慕之忱，而攻擊者大至，一方面北平教育界對宋哲元頗無好感，誤會聯絡冀察當局使之勿脫離中央為顧氏個人活動，流言交集；一方面《大眾知識》編輯人急於吸收青年，雜有「左傾」之語，無以自解。擬具將來工作方針四項，（一）二十九軍中下級軍官及士兵抗日意識至濃，故通俗讀物社所編抗日唱本能在該軍內推行，此實造成精神防線之唯一機會，不願放過。此後擬減少與冀察當局之接近，只在抗日一點上往來，因讀物銷入軍隊，非得長官諒解不可。（二）刊物方面，已切囑編輯人鄭重登載，《大眾知識》之紅色封面已更換，編輯人員亦當改組，撰稿者擬改以各校法學院教授為主體，而將青年作品減少，確保此後不再有「左傾」色彩。（三）減少與青年接近。（四）對中央方面，應多事聯絡，凡中央派至北平工作者，擬一一與之識面。有疑難事，與之商量；一切工作，俱與公開；對中央之報告，每周發一次；中央對其工作如有意見，祈隨時宣示。

  對於顧頡剛的解釋和改進意見，朱家驊表示滿意，希望其實行第四項，令一切傳言，不攻自破；嚴密注意第二項，「確遵主義，不涉其他思想，則接近青年，實屬必要。青年為國家基幹，導之於正，黨國前途，得以利賴。中央所期望於學術界諸先進，關於此點，實較授與其他知識技能為尤切也。至與冀察當局往來，初非招謗之原因，要點只在誤會『左傾』耳。弟與楚傖先生同感困難，亦在此點。」並要顧頡剛「有暇蒞杭一談」。此事的交涉清楚地顯示，在對日及地方勢力等多種因素考慮中，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最為關注的還是與「左傾」爭奪青年。

  不過，在青年普遍「左傾」，且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缺乏信任和信心的情況下，要想通過導入擁護中央的正軌來激發民族意識，多少有些不切實際甚至南轅北轍。顧頡剛的宣傳鼓動工作短期內收效顯著，重要原因正是順應了「左傾」青年的熱情。當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覺無法二者兼得時，寧可因噎廢食。據說「此事經各方磋商，僉主暫時結束，由中央黨部函達顧氏，停發工作經費」。這與朱家驊的態度大相逕庭。前後如此反覆，很可能是因為驚動了最高當局，由最高領袖做出與主其事者不同的決斷而後者只能執行。

  顧頡剛對於這樣的結果，自然不滿，於2月4日致函朱家驊，表示惋惜之外，請求補發積欠的工作經費。若黨部不能即發，祈暫由中央研究院墊付。這一要求，讓已經離開中研院的朱家驊多少有些難堪，他於2月6日復函道：「特殊工作費事，前接中執會財務處來函，要求更換正式收據，已復請逕行接洽。屆時正式收據送來時，即將中研院所出者註銷，請即與王毅侯先生接洽為荷。至十二月、一月份經費，楚傖先生既經允發，當可即寄。頃又致函催訊，請其早予撥給。前王毅侯先生言，當黨部于歸還墊款時，曾向伊聲明，此款已停，故此時縱再囑撥墊，恐伊亦未必照辦也。總之，此事結果如是，殊為可惜，實非意料所及，徒使兄增加困難，方寸至為不安，負兄實甚。殊覺無顏以對，心有餘而力不足，徒喚奈何而已。北平各國立大學，年來主持正義，領導宣傳，殊可佩仰，尤以北大同人努力奮鬥，更屬得力。惟燕京以環境特殊，致兄之處境，較夢麟、適之諸先生，困難尤甚，自屬實情。為執事素抱熱忱，且精力瀰漫，夙夜匪懈，仍盼與教育界諸同仁同心協力，在共同主義之下，為中央繼續努力，以應付華北之危局，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此事雖然終止，朱家驊與顧頡剛乃至通俗讀物編刊社的關係並未結束。抗戰爆發後，通俗讀物編刊社輾轉於西北、西南各省，除繼續編輯抗戰讀物、繪製抗戰畫冊外，與全國文協合辦通俗文藝講習會兩期，組織本社巡行工作團，演唱本社新詞。參加後方勤務政治部工作，擔任傷兵民眾宣傳與教育。然而，自遷到重慶後，因教育部補助數目過小，印刷困難，經費支絀，所有編成抗戰讀物畫冊150餘種，先後交由合作機關印行，運送到渝者寥寥。為此，1939年1月6日，該社研究部主任趙紀彬持顧頡剛函前往拜會朱家驊，以後者「扶植本社歷有年所」而尋求支持，因朱家驊外出，未能見面。次日該社專函報告社務近況，朱家驊乃另行約期與趙會晤。[11]此後朱家驊對顧頡剛仍然有所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