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民生活的變遷

  來自國外和外省的大量人口聚居北京，迫使北京在城市結構上所做的變動，對市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都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祖祖輩輩居住在老北京的固定人口，淹沒在新來的人流當中，原有的鄰里生活方式受到了破壞。家庭結構雖然保持著傳統舊式的大家庭的模式，但已難以維繫。在古代中國，城市裡的大家庭與農村的大家庭並沒有太大分別。城市裡的大家庭也往往建立在擁有大量農田的基礎上，以維持家庭開支。而當北京從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城市向近代城市過渡時，維繫大家庭的經濟壓力越來越大，維持一個大家庭牽涉的問題非常多，家庭成員之間也矛盾重重。即使在較小的大家庭里，也潛伏著父子、婆媳、兄弟和妯娌之間的衝突。結果是這種大家庭制度危機四伏，搖搖欲墜。[12]作者認為應該打破大家庭制度，改為小家庭，這樣就「絕沒有家長受罪的情形了」。但他也承認這不容易做到。「可是中國人不能分居另過也有兩種理由：一種是不願意分家。因為不能獨立，離開父母，他就不能活著。這才養成一個倚賴性。自己跟自己的妻子、老婆、孩兒全都要吃要喝，還要拿餑餑錢。您說，這種的日子他能不著急麼。一種是不敢說分家。自己雖然能夠獨立，離開父母是不至於挨餓了。可是他怕他一說分家，不能得父母的同意，至少總得挨一頓罵。又怕有親戚朋友笑話他，說他不孝，所以沒法子，只好暫且忍耐罷。他所掙的錢是瞞心昧己，不能全交在家裡，甚至於還要挑鼻子弄眼。您想，這樣兒的家庭，他能好的了麼？」[13]由於傳統觀念或經濟的原因，大家庭制度還勉強維持著，但離解析之日已為期不遠了。

  現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深入北京人的生活。城市生活所要依賴的人比鄉村人口多得多，社會裂化，出現了很多新興的行業與市民群體。人力車於1874年傳入中國，光緒初年被引入北京，在北京的城市交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代北京的工業落後，發展緩慢，在沒有其他就業途徑的情況下，拉人力車便成為眾多下層貧民的必然選擇。《北京風俗問答》寫到一位前清的舉人，迫於生計，已經45歲，也顧不得斯文拉起了洋車。而且向乘客自曝身份，以博得同情，原諒他的拉車技術。這一現象，與北京城市的特徵及城市社會轉型對北京的城市社會結構造成的衝擊分不開。北京一度聚集著大量純消費人口，依靠封建特權得到供養。隨著城市功能的現代轉型，城市的社會結構由傳統的等級制度向現代的職業功能演變，其特權地位喪失，所以那位舉人不得不以拉人力車作為最後的謀生手段。[14]1924年北京引入電車，給北京的7萬洋車夫再次帶來衝擊。1923年北京的公用人力車有24000輛，1925年減至18899輛。這些人既無法被安排到鐵路、電車公司工作，電車公司籌措35萬元設立工廠的救濟計劃，在作者看來也靠不住。「民國辦事是有名無實的。只要自己合適他就不管人家死活。就是立了工廠也是無濟於事的。」[15]

  

  警察也是北京近代社會新興的群體。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占領北京，設立安民公所，聯軍撤離時便改為警察署。「前清所辦的新政像警察、郵政、電燈、電話、自來水這五樣兒，到了現在就是郵政跟警察很有進步。」「警察所以進步的緣故，也實在由於教育的發達。北京的高等小學畢業生跟中學畢業生，因為家裡很窮，所以大多數都當了巡警了。警界的官吏也知道這個情形，所以考巡警的時候兒是一回比一回的嚴。七八塊錢的巡警也要作個二三百字的文章，才算合格。」[16]警察進步固然可喜，但其進步是由北京城市發展滯後、職業競爭激烈所致，反映了北京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不足，無力吸納人口就業，與當時的沿海開埠城市形成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