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空間的演變

  「空間是實踐的場所。」[4]一個城市的性質與功能決定其空間發展的總體趨勢，因此通過城市空間，我們最易於感知城市的變化。北京，作為連續幾百年的中國封建王朝的首都，是帝國力量在空間和物質上的體現。當帝制覆滅時，作為帝室象徵地位開放的空間，就會逐漸消失。「從1914年到1926年這12年的時間裡，差不多以前全部的御花園和皇家廟宇都向公眾開放了。一位近代西方作家寫到，『以前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悠哉游哉的場所如今變成了普通市民的桃園仙境』。」[5]1914年10月10日，由社稷壇改造成的中央公園向公眾開放，它是北京的第一個近代公園。公園是近代城市所特有的產物，是城市近代化與社會進步的標誌之一。但是由於人員混雜，管理不善，也經常上演「武劇」：「昨天晚上十點多的時候兒，我同著幾個朋友正在那兒喝茶哪，就聽見一片打架的聲兒從西邊球房裡出來，又聽見有人嚷嚷說是打死人了。……就聽見這個三十來歲的堂客說，他姓劉號叫燕堂是安徽人，在交通部統計科當差，住在太僕寺街新建胡同。今天是在球兒房打球，碰見這幾個野蠻東西。原是他們先打球，打完了應當我們打，他們忽然又不許我們打了。因為這個就鬧起來了。他們不由分說大家打一個兒，就把他給打背過氣去了。」[6]中央公園已然變成了市民的樂園，上演著各種普通人的悲喜劇。貴族寬敞、豪華的私人宅第，也被迫部分向公眾開放。滿人那種殷實體面、秩序井然的生活也走到了末日。慶親王奕劻的家產被後人變賣殆盡，慶親王府被人戲稱為「拍賣場」[7]，前清中堂那桐把金魚胡同的那家花園租給人家辦喜事、慶生日，「沒想到堂堂的宰相府，到了民國會成了一個大家的會館了」[8]。

  作為現代都市重要的公共空間之一的電影院也在日益發展：「現在北京的電影兒有點兒發達了。西城絨線兒胡同的中天電影兒買賣很是不錯。東安市場被燒的真光電影兒，也在東華門外頭。重新建蓋新式樓房，將來開張的時候兒一定是大有可觀了。……前門外大柵欄兒有個大觀樓，他那兒是起首第一演電影兒。」此外還有東長安街的平安電影院等。新興的電影在滿足人們休閒娛樂的需要上，與傳統的大戲、雜耍等展開了激烈競爭。城市空間的演變，如果沒有帶來市民生活的相應變化，這個問題就變得毫無意義。新的建築和城市空間，構築起了現代市民的生活環境。當這種歸屬於個人的秩序和場所被認為是自然和永久的時候，現代市民就誕生了。

  城市空間的變動還體現在整個城市結構的調整上。「北京的房價在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前本不甚貴。到了光緒二十六年後，房價可就有點兒抬高了。所以抬高的緣故，是因為北京使館擴充租界，把正陽、崇文兩個城門中間兒的房子，拆了有一萬多間。到了宣統年間，忽然間房價可就起來了。在那個時候兒，雖然比從前貴了。可是上等房還不過一元五角，中等房不過八毛，下等房不過四五吊錢。這次房價又長的緣故，是因為南省人在北京謀事的慢慢兒多了。到了民國元年，房價又稍微的低落一點兒。到了民國二年，房價可又長起來了……這是因為政府的人物全換了南省人，所以謀事的也全是南省的人。北京城的這個地方兒，忽然加上這麼些個南省人，要在這兒住，您想想人多房少，房價怎麼會不特別的貴哪！」[9]這種由於城市密度的增加而導致的房價攀升，正是現代城市病之一，提供適當、良好的住房是城市危機中長期存在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改變和創造公共空間的努力常常遭到來自政府的反對，這也證明了城市公眾要打破原有的帝國空間是多麼困難，在現代市民與傳統封建勢力的博弈中，常常以市民的失敗告終。如北京的城牆在當時已不起防禦的作用，又極大地限制了北京的發展，但是該書作者認為，北京還不到拆牆的程度：一則北京市政公所由於缺乏經費，無力發展北京市政。二則，原先新華街本打算在前門西邊重新開個門洞，以連接城內城外的街道，以利交通。由於風水先生說這個城門不能開，開了不利於大總統，因此作罷。開城門尚且這麼費勁，拆除城門就更難施行了。[10]城牆是相對永恆的帝國空間秩序的習慣，是皇極穩固的象徵，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執政者尚難擺脫這種習慣思維。在《北京風俗問答》問世的1924年，中國的新國都也在醞釀之中。孫中山認為北京是停滯的城市，無法滿足作為新國都的需要，它充斥著太多陳舊、無用的建築和處處阻撓的保守人士。[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