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官話讀本中的北京書寫

  ——以《北京風俗問答》為中心[1]

  宋莉華

  關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城市先後經歷的現代化進程，近年來已日益受到學界關注。[2]在這一過程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幾乎無一例外地貫穿了每座城市。對代表了中國式城市的典型和長久作為帝都的北京，這種衝突又格外劇烈。因而以北京作為個案，將有助於我們更為清晰地審視中國城市的現代化進程。

  本文擬以《北京風俗問答》為中心，討論近代日本官話讀本對北京的書寫，考察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在從中國傳統的帝都向現代都市轉變過程中的社會狀況。出於外交和軍事需要，日本自1876年開始大力推行北京官話教育。如果說，在教學之初，日本師生還苦於沒有教科書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不久，這種狀況就得到了改善，專供日本人使用的北京官話讀本相繼大量問世。由於多數作者都有在北京生活的經歷，所以其中相當一部分以書寫北京城市生活為內容，如《言文對照北京紀聞》《官話北京事情》《京華事略》《北京市井風俗篇》《北京官話眉前淺話》等，而《北京風俗問答》一書尤為特別，是研究當時北京社會生活的珍貴資料。該書由加藤鐮三郎著，岡本正文閱，大阪屋號書店大正十三年（1924）9月初版，昭和十四年（1939）8月第6版，在當時廣為流布，為習中國語學生所推崇。作者在「例言」中稱，本書是他早年留學北京時所錄該地的人情、風俗及其他世態。加藤鐮三郎另著有《新名詞會話篇》（1924）、《新新實用支那語會話》（1925）等。岡本正文是東京外國語學校本科第一期學生，明治三十三年（1900）畢業，以副教授之職赴中國任教，編有《支那聲音字彙》《支那語教科書發音編》《北京紀闡》等。

  《北京風俗問答》之所以引起我們的關注，是由於其中對北京的描述，並非停留在城市建築、節日、廟會等外在的城市形態上，而是專注於市民的日常生活。作者將觸角深入到城市生活的細節處，使我們有可能從傳統的社會範疇的宏大敘事中跳出來，利用其中在城市空間和城市社會的微觀環境中所保存的豐富的資料，選擇具體的研究對象——如當時出現的新的組織：警察、慈善機構、環衛工人的組織等，或者選擇更具體的城市空間——如電影院、公園、家庭等，以精確地再現構成當時北京社會整體的個人、家庭和社會組織的常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