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北京

  這段時期的小說創作涵蓋了以上討論的北京的種種形象。尤其是老舍的作品，在樹立北京和北京人的形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小說以北京城作為情節和人物命運發展的中心，塑造了一些最廣為人知的北京人的形象。同時，通過描寫北京的地方風俗、傳統生活方式與整個國家面臨的新挑戰之間產生的摩擦，老舍的小說也成為連接北京地方文化與國家問題的一條關鍵性的紐帶。

  老舍深切地愛戀著北京，執迷於這座在他的文學想像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城市。1933年，當他覺得《大明湖》與《貓城記》「雙雙失敗」的時候，他決定「返歸幽默」並「求救於北平」：

  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這兩個字就立刻有幾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開映。啊！我看見了北平，馬上有了個「人」。我不認識他，可是在我廿歲至廿五歲之間我幾乎天天看見他。他永遠使我羨慕他的氣度與服裝，而且時時發現他的小小變化：這一天他提著條很講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騎上自行車——穩穩的溜著馬路邊兒，永遠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遠走不到目的地，太穩，穩得幾乎象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種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51]

  這段話傳達了老舍筆下北京的三個核心要素：故事的舞台場景是北京城；人物類型是北京人——北京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來剖析北京城與人的筆調是幽默。

  老舍在20世紀20年後期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在20世紀30年代達到了他的創作高峰。在他這段時期內創作的小說中，以北京為場景的最重要的小說包括：《老張的哲學》（1926）、《趙子曰》（1927）、《離婚》（1933）、《老字號》（1935）、《駱駝祥子》（1936）以及《我這一輩子》（1937）。這些小說，尤其是其中寫於30年代的那些，無論在城市景觀、風土人情，還是人物的舉止語言刻畫的方面都明顯充滿了一種「京味兒」。在某種意義上說，老舍是用自己筆下鮮活的人物，為收藏家在五花八門的再版明清史籍、方志以及風土人情百科中捕捉到的靜止、凝固的舊京注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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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陳宗藩與余啟昌一樣，老舍非常熟悉北京的地方史與風土人情：「我生在北平，那裡的人、事、風景、味道，和賣酸梅湯、杏兒茶的吆喝的聲音，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張彩色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膽的描畫它。它是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52]在他的小說里出現的真實的北京地名有兩百多個，[53]清楚地說明他的空間描寫並不是出於想像。老舍筆下的人物住在四合院和胡同里。晚上，他們可以聽到鐘樓的鐘聲（《趙子曰》）；白天，他們可以聽到街頭經過的有軌電車的聲音（《離婚》）；點心小販的叫賣時常穿越他們居住的深寂的小巷（《趙子曰》）。東四、西四、東單和西單牌樓，北海公園的金鰲玉蛛橋，積水潭，北海，中央公園等京城標誌性建築是他們漫遊或相會的地方，並也像在實際生活中一樣為他們標明方向。很多飯館店鋪也以真名出現在他的小說中。在《離婚》中，老李和他全家周末去東安市場逛街，之後在遊覽隆福寺的時候撞見了他心儀的女子。在戲園子聽戲，在家裡唱戲，是這些人的娛樂。而對像祥子這樣的人，天橋則是最好的消遣場所。如果說陳宗藩是用工筆精繪了一幅平面的北京圖，老舍則是用活生生的人物為這幅圖下了立體的點睛之筆。

  老舍筆下的很多人物生活在金受申、齊如山等描繪過的風土人情中。女人們冬天穿著長袍，男人們夏天一身夏布長衫。冬天糊窗紙，夏天裝紗窗。包餃子最拿手的是羊肉餡兒，小孩子最愛的是冰糖葫蘆。中秋節再窮的家裡也要送孩子們兔兒爺。外地人會嫌臭的酸豆汁兒，這些北京人都奉為上品。最關鍵的是，吃食要應時對景；院子裡栽一棵石榴樹，必得配一個金魚池；要能養出一盆可人的水仙來，就能掙個體面。老舍的人物都懂親人間問安道好的禮數，心裡熟稔一大套規矩，張口一律京腔京韻。做事也要應時對景——老舍這樣描繪北京生活的本質。他筆下的人物擁有的是「收藏家」們試圖保存下來的知識，然而他們可以把這些知識像演繹樂譜一樣用完美的音調和準確、生動、富有感情的節奏演奏出來。他們是收藏家們整理出來的知識的活生生的繼承者和實踐者。

  然而，在老舍的小說中，每當這些知識和其實踐者結合在了一起，他們的世界就會分崩離析。儘管收藏家們能夠歷數出的種種都可以在老舍的小說中找見，老舍的北京卻不像地方志文化考中的北京那麼自足、完整、穩定。他的小說中總有衝突。那些北京人往往命途多舛，恰恰是因為他們是完全的北京人。在他20世紀30年代的創作，尤其是在《離婚》（1933）、《老字號》（1935）、《駱駝祥子》（1936）以及《我這一輩子》（1937）中，這一點格外突出。與城市的歷史與命運緊密連接在一起，這些作品有一種新的分量。

  《離婚》的主角是一幫職員。張大哥好像「一切人的大哥」。他喜歡做媒和幫別人解決家庭糾紛。老舍把他寫成了一個典型的、完全的北京人：活得平穩，不疾不徐；永遠有的忙，辦事卻從不過頭。但不幸偏偏降臨到了這位四平八穩，從不肯得罪任何人的張大哥頭上。他的兒子被懷疑是共產黨，下了獄。為了救兒子，張丟了工作、房子，還險些把女兒也賠了進去。所有張幫過的同事親友都開始遠離他，除了老李。老李是鄉下來的，雖然滿腦子新思想，總在夢想詩意的生活，他還是因為自己的鄉下教養而成了一些同事取笑的對象。迫於同事的壓力，再加上張大哥的建議，老李把妻小從鄉下帶到了北京，儘管自己對妻子已經沒什麼感情。結果更加失敗：老李不得不家裡社會兩面同時作戰。有一段時間，他想試著從張大哥的角度看生活，勉強相信他也可以像張那樣享受生活。然而，他看到的只是自己的鄉下妻子在變成小市民。在社會生活方面，他也同樣失望。當張的兒女最終因為老李的努力而獲救，張回復原職之後，每個人都到他家去道賀，一切都回歸原樣。生活照舊，北京也變回了小說開始時的北京。老李發現他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在幫這個社會不朽下去，讓人們樂於繼續這樣生活。在小說結尾，老李帶全家搬回了鄉下。

  《駱駝祥子》，公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高成就之一，起初是於1936年9月到1937年5月在上海《宇宙風》雜誌上以每月兩期的形式連載。小說的主角祥子父母雙亡，又失去了土地，18歲從鄉下來到北京。他有力氣、有志氣，想靠辛勤工作在城裡掙一份好生活。三年每天攢十個銅子，他買下了一輛洋車。然而正當生活看上去有些希望的時候，厄運卻降臨了。往西郊拉車的時候，祥子被軍閥的兵抓了去。他設法逃脫，還帶上了三隻隨軍的駱駝，路上又把駱駝賣了三十五塊，一路逃回了城。人們傳說祥子拉到了軍隊的駱駝發了大財，開始叫他「駱駝祥子」。祥子把錢存到了車廠掌柜劉四爺那裡，又重新開始打拼掙新車。但是命運再一次作弄了他，這一次是因為劉四爺的女兒虎妞，她愛上了祥子，裝作懷上了他的孩子，騙他成了婚。她父親惱恨這門親事，拒絕還祥子錢。祥子第三次丟掉積蓄是給曹先生拉包月的時候。他剛攢下了一些錢，曹先生就被錯疑為共產黨而被迫藏匿。偵探抓不到曹先生，就詐走了祥子所有的錢。接著禍不單行，虎妞因難產而死，祥子真正愛的女人也被賣到窯子上吊自殺。祥子對生活最後的指望也破滅了。他的身體和靈魂都變得虛弱，沒有辦法再拉車。他不再是那個自豪的年輕人，儘管貧窮，卻有自信和對生活的希望。他丟掉了他的正直、節制和勇氣。他為錢把朋友出賣給警察，靠在儀仗上打旗傘掙點微薄花銷。人們罵他，他好像也聽不到。他的眼睛永遠瞧著地上，不是因為慚愧，而是要找幾根菸頭兒。

  《我這一輩子》的主人公在小說開頭是一個完美的北京人，15歲時做了裱糊匠學徒。裱糊是清朝年間北京一門很重要的手藝。遇到紅白喜事，主顧要什麼，裱糊匠就要糊什麼，從吃食、冥錢、靈花、四季花草到古玩陳設，各樣木器以及車轎騾馬，不一而足。三年學藝，他不但有了過硬的手藝，而且懂得了待人接物的道理，練就了一副任勞任怨的脾氣。他能和大兵們一樣受苦，卻有大兵們沒有的和氣。他年紀輕輕就在親友間成了重要人物，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體面」：「我的辮子又黑又長，腦門剃得鋥光青亮，穿上帶灰鼠領子的緞子坎肩，我的確像個『人兒』！」[54]然而，無論是他的手藝、和氣還是體面都沒能把他從命運中拯救出來。他的妻子跟著師哥跑掉了，這件事改變了他的一生。他沒辦法再看到糊裱行的人，所以當上了巡警，那時候北京城裡給最窮的人準備的差事。他所有的能力和體面都沒辦法讓他跟上清朝覆滅、民國建立、軍閥混戰到國民黨掌權這一系列劇變。五十歲上，他死了兒子，丟了差事，不得不照顧還在吃奶的孫子。一輩子奮鬥之後，他又回到了一無所有的起點。

  這些悲劇故事必然引到一個問題：「是什麼毀了這些人的生活？」老舍並不責怪這些人物本身。普遍的看法是，老舍並不評判這些「典型的北京人」，而只是用一種雜糅著譏誚、同情、理解和原諒的幽默筆調來描繪他們。就與這種文化的關係來說，老舍是局內人，深諳個中人的三昧。所有這些北京人都是這座城市最好的產物，就在昨天還在這座最適合他們的城市裡有滋有味地生活著。而且，老舍筆下的人物都非常勤勞肯干，不是社會學者批評的那種好逸惡勞、腐朽墮落的八旗子弟。老舍不能也不會譴責他們，然而他們卻活在該譴責的生活中。是北京文化毀了他們麼？似乎不是。老舍筆下，這座城市很可愛。他抓住一切機會描繪它美麗的景色、誘人的市場、日常生活禮儀和廟會節慶的細節。在老舍的作品裡，北京怎麼看都是一座充滿魅力的城市。

  一面是對北京的描繪中表現出來的熱愛與迷戀，另一面是這座城市給那些完美人物帶來的不幸命運，這種痛苦的衝突貫穿了他這一時期的所有小說創作。這些人物是這座城市孕育出來的，和它有不可分割的聯繫，但是因為某種原因，兩者之間卻總有一種不協調。這些這座城市塑造出來的人物最終卻無法在這座城市中生存。他們曾愜意地生活過的城市變成了難逃的陷阱，他們從生活中學到過的東西變得全無用處，他們的奮鬥徒勞無益，總有一些更強勢的東西要摧毀他們。但是老舍從來沒有明確地指出這些更強勢的東西是什麼，也沒有解釋過他的人物如此命途多舛的原因。在《駱駝祥子》虎妞臨終的一幕里，老舍寫道：「愚蠢與殘忍是這裡的一些現象；所以愚蠢，所以殘忍，卻另有原因。」[55]但是他從來沒有清楚地點明過這些原因。北京人沒有什麼錯處；有些毛病，也都是可愛的毛病，但他們就是無法再生存下去了。可愛的城市，完美的人，但他們的世界卻在分崩離析中。

  老舍不願解釋造成北京人這種命運的原因，是與他對這座城市的愛的「道不出」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其他的作家都聲稱他們了解北京是什麼，明白他們愛北京的什麼，老舍卻說他不知道：

  設若讓我寫一本小說，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於害怕，因為我可以撿著我知道的寫，而躲開我所不知道的。讓我單擺浮擱的講一套北平，我沒辦法。北平的地方那麼大，事情那麼多，我知道的真覺太少了，雖然我生在那裡，一直到廿七歲才離開……我所知道的那點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於牛的一毛……可是，我真愛北平……我將永遠道不出我的愛，一種像由音樂與圖畫所引起的愛。[56]

  老舍把愛北京比作愛母親，一種「言語是不夠表現」的愛。「誇獎這個古城的某一點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愛的北平不是枝枝節節的一些什麼，而是整個兒與我的心靈相粘合的一段歷史，一大塊地方……每一小的事件中有個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個北平，這隻有說不出而已。」[57]

  老舍有兩個北京：他靠經驗認識的北京和那個更大的、超出他經驗範圍的北京。寫出經驗的北京對他來講是容易的，但是要寫那個更大的北京則需要抽象概括，他覺得做不到。在他看來，這樣的結果就是他只能寫枝節的北京，而那個「整個兒」的北京則是隱藏的，「說不出」。為什麼概括如此之難？概括需要的是為之服務的結構和理論，而對於老舍來說，這種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因為那個需要結構和理論來呈現的北京已經消失了。北京已經是零碎片斷的北京，每一個片斷都只存在於某個人的經驗中。老舍不可能寫出那麼多異質的北京來。正像趙園洞察到的：「北京拒絕抽象，它似乎只能活在個體人的生動感覺中。」[58]

  駱駝祥子結尾處的兩段話清楚地總結出了老舍對北京的變化的看法，值得引述：

  北平自從被封為故都，它的排場，手藝，吃食，言語，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動，去找那與天子有同樣威嚴的人和財力的地方去助威。那洋化的青島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熱鬧的天津在半夜裡也可以聽到低悲的「硬面——餑餑」；在上海，在漢口，在南京，也都有了說京話的巡警與差役，吃著芝麻醬燒餅；香片茶會由南而北，在北平經過雙熏再往南方去；連抬槓的槓夫也有時坐上火車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貴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漸漸的失去原有的排場，點心鋪中過了九月九還可以買到花糕，賣元宵的也許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鋪戶也忽然想起作周年紀念，藉此好散出大減價的傳單……經濟的壓迫使排場去另找去路，體面當不了飯吃。[59]

  老舍並沒有把這些問題怪到北京人頭上，也沒有點出任何其他應該負責的人或事物。但是，如果做北京人的精髓確實如前所述，是做事應時對景的話，那麼，朝向新經濟結構的轉變儘管並不標誌著這些北京人的做事方式都消失了，甚或僅僅是停滯了，卻意味著「做事應時對景」本身變得毫無意義。由於經濟的衰退，穩定消費者的減少，北京正在丟掉它昔日的排場，商家也被迫要創設新的市場商機。活生生的過去成了被商品化的傳統，而從前的「體面」則被市場邏輯征服。

  老舍不願意在他的作品裡下一個最終的定論，這一點他的同代人也覺察到了，他們批評老舍過於悲觀絕望。直到20世紀40年代，人們才開始重新解讀老舍的作品，認為那是在表達對舊社會的絕望，對新社會的憧憬。有人指出，祥子是怎樣走上毀滅之路的，老舍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交代。[60]也有人批評老舍的幽默，認為這種幽默無法為「救世救國救文學」做貢獻。[61]

  老舍在小說中對北京人的寬恕的態度還使他被批評為「東方主義者」。《駱駝祥子》譯成英文，一些中國人對此感到擔心。許傑看到《駱駝祥子》譯成英文後，老舍便取得了國際性的聲譽，尤其是美國人的推崇。他認為，「生意眼」的美國人的推崇從某種程度上也部分地是因為這本書的本質。許講了一個海外華僑攝影師飛回北京拍攝電影《駱駝祥子》的例子。當這位攝影師看到人力車夫大部分已經被三輪車夫取代，他感到很失望。許評論道：

  中國的社會，竟然也會進步的，祥子時代的人力車的鼎盛氣象，竟然將會化成歷史的陳跡，這又怎不使那些想了解一些中國國情的高鼻子們，微微的感到一些惆悵呢？中國本是一個謎，也是一個落後的民族，在高鼻子們的心中，他們一向所知道，而且為他們所感覺到興趣的，是頭上的一條豬尾巴，女人的小腳，和吃老鼠肉……要不，也就是把人當馬騎的人力車等一類文化。近年以來，這些高鼻子們對於中國文化的想法，或者也有些改變了吧，但成分也不很多。他們曉得中國窮，也曉得中國亂，——不斷的在打內戰，恐怕就是如此而已。他們也有許多好心的老太太和關心中國國情的好公民，他們也急於想多知道一點中國的事情，但一向都沒有什麼適當的資料；——林語堂的走運，不但對中國文化沒什麼好處，就是對於想多知道一些真實的中國的高鼻子，也沒有多大的好處——這個時候，《駱駝祥子》剛好出山，他是中國第一流作家寫的，他不但寫兵亂，寫政治的黑暗，寫下層人民的生活，而且也寫人力車和人力車夫，這不是真的發現了真實的中國了嗎？誰能說美國人的生意眼是沒有來由的呢？[62]

  他接下來引用了魯迅的《燈下漫筆》：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讚嘆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63]

  許更評論到了美國人電影方面的「生意眼」，認為美國人的電影藝術，最主要是色情，以及各種異國情調的服飾、生活。而且最好是不觸及社會、民族和國家的問題，即使有，也一定是由一個白人男性英雄或者帝國主義的統治力量將問題壓平。「這一部《駱駝祥子》……雖然也有什麼社會運動和一些無能或冒牌的社會主義者，但……根本就沒有什麼刺；反之，它倒有雌老虎，有性生活，這難道就是被高鼻子看中的原因吧！我真擔心！」[64]

  不管是不是老舍的本意，他故事裡面的人物開始被解讀成了每一個北京人共同的形象：他本分、和氣、正直，自有一種精細和成熟；他好面子，勤快但也沒什麼大志向；他沒什麼好吹噓的成就，但也沒做過大惡；他注重生活的享受，而不是政治紛爭，因此不會參與造反、革命。[65]北京人共同代表了「文化」；他們被描繪成了一種生活重心不會隨著政權更替而改變的人。

  老舍不但與舊京知識分子有共同的對這座城市的迷戀，也和「新知識分子」一樣感到北京沒有前途。結果就是他在小說中給我們的：對北京強烈地愛，對筆下人物深切地同情，可是無法回答，為什麼這樣好的人活在這樣可愛的城市裡卻只能生活得如此不幸。老舍區別於其他作家的獨特之處並不在於他對北京風土人情的描寫，而是在於他用筆下人物的命運對這座城市和它的文化做出的解說評論。這樣一種解說評論需要的是一種著眼於北京本土文化的國家視角。老舍的小說創作為整合不同群體描繪出的北京，以及確定北京和北京人的形象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可以言傳的北京與無法說出的北京之間的鴻溝相應的，是日常生活實踐與孕育維繫這種實踐的系統之間被割斷的聯繫。老舍找不到一種結構來完全表達他對北京的愛；那種結構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某種致命威脅北京人的東西。

  老舍小說人物的命運使得這座他熱愛的城市獨有的價值體系成了一個問題，儘管這是一個老舍一直避免直接面對的問題。與本文早些時候提到的那些「新知識分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老舍是在天橋街頭涌動的百姓人潮中看這座城市的。但老舍又不像百科全書的編纂者那樣只在凝固永恆的時間中表現這種文化，他讓這種文化活生生地出現在了筆下人物的直接經歷中。好像是在用兩套原則看這個世界，老舍解釋道：「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著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愛憎判斷。」[66]而對於北京人，他的態度是「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67]。他看到這種文化面臨著威脅，卻又不願意否認它的價值。這文化的精華與它面臨的新挑戰之間的鴻溝同樣也分隔開了兩位老舍，一位有像「新知識分子」那樣的國家視角，另一位則對這座城市懷著深切的愛。

  老舍也許也並不是完全不能在具體的經驗上作「概括」，但這種概括給他筆下的人物帶來的代價會是什麼？沒有一種流行的理解現代社會的框架，諸如資本主義或是國族身份（national citizenship），可以恰當地分析他們的人格或實踐，雖然這些框架的確無疑在這些人物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舊京學者的框架又無法涵蓋這些人物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鬥爭。要概括抽象、試圖表現出一個整體的北京，老舍必須整形固定他熱愛認同的鮮活的生活，從而讓他的小說簡化為某種標本製作術。隱喻和換喻的概念也許可以用來形容這種拒絕。老式的收藏家當然也拒絕抽象，然而，由於對百科全書式的完整性的迷戀，他們實際上是在作一種隱蔽的概括，將北京這樣一個在換喻意義上長時間的中華帝國的核心實質所在轉變為了一個關於過去的隱喻。他們想像自己可以保存一個完整的北京，代價就是北京被當作了一個沒有生命的實體，既斷絕了與生活現實的緊要的社會聯繫，也失去了歷史的語境。老舍拒絕讓北京成為這種蠟像式的「歷史」隱喻。與之相反，他總是讓讀者看到有一種危機正充斥在這座大城市裡，但他又永遠不聲稱，也不企圖全面理解這一危機。這樣，老舍就建築了一座換喻的北京，與它相聯繫的並非一些看得見的系統，而是那個「說不出」。

  老舍的北京的換喻方式又與「新知識分子」、社會學者等有時會用到的換喻方式不同。對後者來說，北京集中體現了由傳統式微、積弱落後造成的更大的國家社會痼疾的症狀，只是沉重的傳統會阻礙全中國發展的又一份明證。在他們的分析中，曾經給過北京活力的帝國生活方式已經變成了限制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發展的重負。在他們看來，要把自己從還統治著大部分中國的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系統中解放出來，要發展出現代經濟與新的人際關係和生活態度，北京必須要有一個全方位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革新。當然，大多數「新知識分子」對現代的系統持同樣尖銳的批判態度，認為只有一個強大的國家領導下的全新的社會才能夠實現這種向新系統的整合，保護北京的人民免遭現代剝削和階級暴力之苦。但他們還是認為北京的希望並不在北京人的文化上；只有未來的一套不同的價值體系才能帶來希望。他們所愛的北京，如前所述，從來不是北京人的北京。

  正如老舍在《我怎樣寫〈趙子曰〉》中自己承認的，他並不是「五四」一代中的一員。「『五四』把我與『學生』隔開。我看見了『五四』運動，而沒在這個運動裡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沒和教育事業斷緣，可是到底對於這個大運動是個旁觀者。」[68]老舍從來不是「新知識分子」眼中的沒落文化的破壞者。與「五四」運動中的先鋒作家不同，他不能完全譴責這種文化和它孕育出來的人。如果抽象就意味著生成更大範圍的社會分析，從而作出這樣一種譴責，老舍則寧願讓他的描寫成為那「說不出」的轉喻，並以此保存、讚美那種文化和它養育的人們。

  [1] 本文選自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 李大釗：《北京貧民生活的一瞥》（1921），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22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3] 李大釗：《新華門前的血淚》，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22頁；陳獨秀：《六月三日的北京》，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4頁。

  [4] 周作人：《前門遇馬隊記》，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5～6頁。

  [5] 冰心：《旱災紀念日募捐記事》，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37～4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

  [6] 冰心：《到青龍橋去》，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43～47頁。

  [7] 陳獨秀：《北京十大特色》，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3頁。

  [8] 邵飄萍：《北京的街道及公共衛生》，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54頁。

  [9] 邵飄萍：《北京的街道及公共衛生》，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54頁。

  [10] 錢玄同：《中央公園所見》，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1～2頁。

  [11] 魯迅：《無題》，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27～28頁。

  [12] 俞平伯：《陶然亭的雪》，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55～60頁；石評梅：《雪夜》，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183～188頁；陳學昭：《北海浴日》（1925），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143～147頁；高長虹：《北海漫寫》（1929），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149～150頁；高長虹：《南海的藝術化》（1929），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147～148頁；朱湘：《北海紀游》，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162～177頁；葉靈鳳：《北游漫筆》（1927），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189～198頁；郁達夫：《故都日記》（1934年8月15日-9月10日），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303～315頁；孫福熙：《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155～157頁。

  [13] 鄭振鐸：《北平》（1934），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257～72頁。

  [14] 郁達夫：《故都日記》，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303～315頁。

  [15] 陳學昭：《北海浴日》，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147頁。

  [16] 葉靈鳳：《北游漫筆》，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194頁。

  [17] 高長虹：《南海的藝術化》，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147頁。

  [18] 高長虹：《北海漫寫》，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150頁。

  [19] 師陀：《什剎海與小市民》（1935），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254～257頁。

  [20] 《北平七日游》，載《旅行雜誌》，1931，5（9）。

  [21] 章依萍：《春愁》（1929），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65頁。

  [22] 丁西林：《北京的電車真開了》，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61～64頁。

  [23] 陳煒謨：《PROEM：北京市上雜掇》（1926），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129頁。

  [24] 彭芳草：《關於北京》（1928），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132頁。

  [25] 徐訏：《北京的風度》，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378頁。

  [26] 徐志摩：《「死城」——北京的一晚》，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217頁。

  [27] 賀昌群：《舊京速寫》（1935），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173～178頁。

  [28] 郁達夫：《北平的四季》，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329頁。

  [29] 例見陳學昭在《北海浴日》中對北海公園的評論；孫福熙在《北京乎》和《今夜月》（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158～161頁）中對皇家建築結構之壯麗的讚美；以及石評梅在《雪夜》中表達的對天安門的感情。在鄭振鐸《北平》（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257頁）、賀昌群《舊京速寫》以及許欽文《菜市口》（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173、337頁），我們也可以找到同樣的對皇家建築的讚美。

  [30] 郁達夫：《北平的四季》，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322頁。

  [31] 師陀：《馬蘭》，1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

  [32] 題目中的「頌」實際上是在反諷。

  [33] 林語堂：《上海頌》，收入《林語堂散文集》，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1954，125～128頁。

  [34] 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5] 茅盾：《子夜》，北京，外文出版社，1979。

  [36] David Strand 在其所著Rickshaw Beijing：City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的第七章討論過鄧的工作。

  [37] 在許欽文的《菜市口》，郁達夫的《故都日記》，周作人的《廠甸》（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9～12頁），以及老向的《難認識的北京》（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294～298頁）中都可以看到這種觀點。

  [38] 孫恩霖：《我的故鄉在那裡》，載《旅行雜誌》，1938，12（1），12頁。

  [39] 孫恩霖：《我的故鄉在那裡》，載《旅行雜誌》，1938，12（1），12頁。

  [40] 魯迅：《故鄉》，見《魯迅全集》，47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1] 閻重樓：《我沒有故鄉》，載《旅行雜誌》，1938，12（1），6頁。

  [42] 閻重樓：《我沒有故鄉》，載《旅行雜誌》，1938，12（1），183頁。

  [43] 閻重樓：《我沒有故鄉》，載《旅行雜誌》，1938，12（1），182～219頁。

  [44] 顧頡剛：《〈妙峰山進香專號〉引言》，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68～73頁。

  [45] 顧頡剛：《〔奉寬〕〈妙峰山瑣記〉序》，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75～76頁。

  [46] 焦菊隱：《〈二閘與公主墳專號〉引言》，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88頁。

  [47] 李家瑞：《北平俗曲略》，1933，1993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重印；《北平風俗類征》，1937，1992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重印。

  [48] 李家瑞：《北平風俗類征》序，1頁。

  [49] 孫伏園：《朝山記瑣》，見姜德明《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第一卷，135～136頁。

  [50] 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26.

  [51] 老舍：《老牛破車》，43頁，上海，晨光書店，1949。

  [52] 老舍：《三年寫作自述》，見胡絜青編：《老捨生活與創作自述》，91～92頁，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0。

  [53] 胡絜青：《老舍在北京的足跡·序》，見李犁耘：《老舍在北京的足跡》，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

  [54] 老舍：《月牙集》，120頁，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8。

  [55] 老舍：《駱駝祥子》，20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56] 老舍：《想北平》，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268頁。

  [57] 老舍：《想北平》，見姜德明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268頁。

  [58] 趙園：《北京：城與人》，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9] 老舍：《駱駝祥子》，259～260頁。

  [60] 許傑：《論〈駱駝祥子〉》，見吳懷斌、曾廣燦等編：《老舍研究資料》下冊，660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

  [61] 老舍：《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見胡絜青編：《老捨生活與創作自述》，7頁，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0。

  [62] 許傑：《論〈駱駝祥子〉》，見吳懷斌、曾廣燦等編：《老舍研究資料》下冊，656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

  [63] 許傑：《論〈駱駝祥子〉》，見吳懷斌、曾廣燦等編：《老舍研究資料》下冊，657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

  [64] 許傑：《論〈駱駝祥子〉》，見吳懷斌、曾廣燦等編：《老舍研究資料》下冊，673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

  [65] 胡金銓：《老舍和他的作品》，12頁，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

  [66] 老舍：《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見胡絜青編：《老捨生活與創作自述》，6頁，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0。

  [67] 老舍：《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見胡絜青編：《老捨生活與創作自述》，6頁，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0。

  [68] 老舍：《我怎樣寫〈趙子曰〉》，見胡絜青編：《老捨生活與創作自述》，12頁，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