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北京」

  並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只把目光集中在本地遊客寥寥的北京公園裡。1924、1925年左右，當末代皇帝溥儀最終被逐出紫禁城，從而突然終結了衰微已久的帝制的時候，一場民俗學運動正在醞釀之中。因為運動的中心在北京，這座城市順理成章地成為民俗學研究的重要場址，北京的文學表現也由此增加了另一維度。

  有意識的民俗學運動成型於民國初年。早在日本求學期間，魯迅與周作人就開始對歌謠、神話等產生了興趣，並開展了這方面的工作。魯迅首先提出建立民俗文化組織的倡議，他說：「當立國民文術研究會，以理各地歌謠、俚諺、傳說、童話等；詳其意誼，辨其特性，又發揮而光大之，並以冀教育。」[42]1918年，由兩位「五四」時期的著名北大教授劉半農和沈尹默發起，以「國立大學」的體制為依託，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學歌謠徵集處」。北大校長蔡元培在看到兩位教授擬定的章程後，隨即批交文牘處印刷五千份，分寄全國各省官廳、學校。1920年，歌謠徵集處改組擴大為歌謠研究會。兩年後，該會開始隸屬於北大國學門，並創辦《歌謠周刊》。這一組織一直活動到了1927年11月。1923年5月，同樣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又成立了風俗調查會。該會成員製作了一份《風俗調查表》，在《晨報》和《東方雜誌》等刊物上都有刊登。1935年，北京大學文學院決定恢復歌謠研究會。翌年，改名為風謠學會，並持續活動到了1937年。除了上述這些組織以外，1924年還成立了一個北京大學方言調查會，調查各地方言。[43]

  關於北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風謠學會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完成的。1924年，北京風土的研究開始盛行。楊德瑞在北京為《歌謠周刊》記錄了老式婚嫁的禮儀。1925年出現了更多的研究。《歌謠周刊》曾出版了一期妙峰山進香的專號。容肇祖分析了「妙峰山進香者的心理」。顧頡剛在為這期專號寫的引言中，主張風土民俗並非野蠻下俗的東西；相反，它們應該作為系統性研究的材料。[44]後來，顧頡剛又為旗人奉寬所著《妙峰山瑣記》作序：

  倘使我們不作這一次的調查，將來這件事情消滅了後，再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人知道那些情形呢？……我們這件工作總算搶到了一些進香的事實，保存了這二百數十年來的盛烈的余影！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有人批評這本《妙峰山》編得不好的時候，我總回答道：「這是僅有的一部書了！這不是編制的好壞問題，乃是材料的有無問題！」

  ……今年五月中，我和建功先生們又到妙峰山去了。進香的人蕭條得很，遠比不上那一年（1924—1925）。大約這種風俗，一因生計的艱難，再因民智的開通，快要消滅了。我們趕緊還是起來注意這垂盡的余焰罷！[45]

  當顧頡剛強調把北京風土民俗當作正當的學術課題作搶救性研究的重要性時，其他學者則在呼籲保存這些風俗傳統。著名作家、批評家焦菊隱在其為《民俗》「二閘與公主墳專號」寫的引言中，表達了他對於中國各地名勝頹廢殆盡的焦慮：「政府方面既不保存，人民的劣根性又善於『拆毀』，今天賣給『洋老爺』一尊佛去運往『外國博物院』，明天搬回家一棵大殿柱去燒火煮飯。」焦主張「應當由民眾組織一個委員會，保管修理一切的古名勝古建築，並且把它們的歷史都整理出來。」[46]這體現了這些研究者與他們所研究的民眾之間視角的不同。在他們看來，保管工作必須由外部力量——國家或像他們自己這樣的社會精英——承擔，而不是人民自己。

  民俗學運動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從民俗藝術中汲取靈感，為白話文運動服務。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李家瑞的著作。《北平俗曲略》和《北平風俗類征》確立了他中國民俗學核心學者的地位。[47]他的搜集工作包含了十三個類別：歲時、婚喪、職業、飲食、衣飾、器用、語言、習尚、宴樂、遊樂、市肆、祠祀及禁忌，以及雜綴。儘管他的搜集的百科全書式的完整性與舊京學者很相近，但他們之間卻有一處重要的不同。舊京學者搜集的種種資料都是來自於對本地風俗實踐的親身體驗，李的資料則全部來自於遼代至清代的舊書。與整部重印舊書的瞿宣穎、張次溪不同，李在研讀舊書後則將資料重新按自定的類別編排。關於編制這種總集的原因，他寫道：「記載民俗細故的書，在以前是不大有人注意的，所以康熙年間人還可以看見的《歲華記遊覽志》之類的書，在現在也不容易得到了，但這種書以後是很重要的，為保存它們起見，編一種記載風俗的文字的總集，也是應當做的。」[48]

  

  民俗學者的工作表面上看可能與舊京學者的工作有些相似，但兩者其實是不同的。舊京學者很清楚他們收集的是一些碎片，但他們會嘗試著在日常生活中保存和定位這些碎片。對他們來說，歷史就存在於世俗的細節中。而「新知識分子」則相信「系統性的研究和保存」。他們中的一些人試圖從民俗藝術生活中汲取養分，為白話文運動服務。總之，與始終讓過去活躍在舞台中心的舊京學者、收藏家不同，「新知識分子」試圖做的是讓民俗文學適應他們新的意識形態政權。在《朝山記瑣》一文中，孫伏園記下了他對自己與本地人關係的一個突然的發現。某種程度上講，他的描寫也準確地刻畫出了其他「新知識分子」與他們研究的城市和人民之間的關係。每年到了特定時間，孫總會看到人們挑著一些裝著有趣物件的擔子招搖過市——每擔上有八面小旗，各系小鈴——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人在做什麼，也不明白那些物件的用途。從他的大都會知識分子的優越視角看過去，他「每當他們是另外一個世界裡的人物，從不去過問他們，尤其是我們江浙一帶的人為然。但是到了妙峰山，我們才自慚形穢，覺悟自己是另外一個世界裡的人物，那個世界卻完全屬於他們的」[49]。孫的反省，儘管本意在自我批評，卻說明確實還是存在一個北京人的北京，「新知識分子」要了解這個北京，並不是那麼容易。正如施耐德（Laurece Schneider）在其《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一書中論述的，民俗學運動向民眾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最終啟蒙他們。[50]這一運動顯示了知識分子希望遠離文學經典一類他們稱之為「貴族文化」的東西的願望。他們學習研究民俗文學、文化，並不是因為看到了它們自身的價值，而是要把它們應用到啟蒙工作中去，活躍新文學。這是民俗學家與帝京學者之間最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