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北京

  「新知識分子」對北京的描繪體現了他們對於「中華文化傳統」的一種非常矛盾的態度。在「五四」時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郁達夫寫下的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郁達夫這樣解釋他對北京的感情：任何在北京住上兩三年的人都會感到北京的空氣太沉悶，生活太無變化，於是總想離開。一旦離開，就會覺得好像新生活開始了一樣。然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鄉以外——去一住，誰也會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隱隱地對北京害起劇烈的懷鄉病來。這一種經驗，原是住過北京的人，個個都有」[30]。另一位「五四」作家師陀也有同樣的感慨：

  在我曾經住居過和偶然從那邊經過的城市中，我想不出更有比北平容易遇見熟人的了。中國的一切城市，不管因它本身所處的地位關係，方在繁盛或業已衰落，你總能將它們歸入兩類：一種是它居民的老家；另外一種——一個大旅館。在這些城市中，人們為著辦理事務，匆匆從各方面來，然後又匆匆的去，居民一代一代慢慢生息，沒有人再去想念它們，它們也沒有在別人心靈上留下不能忘記的深刻印象。但北平是個例外；凡在那裡住過的人，不管他怎樣厭倦了北京人同他們灰土很深的街道，不管他日後離開它多遠，他總覺得他們中間有根細絲維繫著，隔的時間愈久，它愈明顯。甚至有一天，他會感到有這種必要，在臨死之前，必須找機會再去一趟，否則他要不能安心合上眼了。[31]

  「新知識分子」在這一類作品中表現了他們經常不願承認的另一面：對於自己所激烈攻擊的傳統，他們其實是有著某些方面的依戀。

  與關於上海的作品做一個比較，這一點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林語堂在一篇題為《上海頌》的散文中將上海描寫成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地方。[32]這可怕「在它那東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它那浮面的虛飾，在它那赤裸裸而無遮蓋的金錢崇拜，在它那空虛，平凡，與低級趣味……在它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勞力，乏生氣的報紙，沒資本的銀行，以及無國家觀念的人」。林對這座城市的「不可思議」，「它的畸形，邪惡，與嬌浮」，它的「生著青蒼的皮膚，與僵硬的手指的肥頭胖耳的銀行家」，它的「吃人參湯燕窩粥的胸部平坦的太太們」，它的「滑頭滑腦的旅館茶房」以及按摩女、妓女、鴉片菸鬼和其他所有人都極盡嘲諷。他諷刺不懂得吃西餐規矩的暴發戶，和從不肯錯過機會，練習他們有限的幾句「Many thanks」和「Excuse me」的學摩登的人們。他嘲笑「把書包放在跨下，坐在黃包車上，穿著捲筒的短襪，帶著上面繡著各種顏色的知更鳥與菊花的帽子」的女學生。他鄙視那些在本國毫無身份，卻在中國「昂然而不客氣」的外國人。他把上海稱作「強盜、官僚、督軍與騙子的都市」。這座城市對他來講是「中國的安樂窩，在那裡即使乞丐也是不老實的」[33]！現代派小說家穆時英、施蟄存和劉吶鷗在光怪陸離、歌舞昇平、充斥著靡靡之音的上海找到了新的感覺和表達方式。[34]茅盾則用無情嘲諷的筆調虛構了一位地主老太爺由於受到上海大都市排山倒海般的速度驚嚇，又被少婦裸露的白腿刺激，最終暈厥乃至暴斃的故事。[35]

  「新知識分子」對北京的依戀可以部分地歸因於審美趣味和偏好的生活方式，例如，欣賞北京的建築，喜愛較慢節奏的生活方式，等等。不過，這種不同也有其社會因素的一面。在北京，並不是很多人能享有像知識分子那樣高的社會地位；他們占據著社會等級中的高階，社交圈裡都是和他們認可、欣賞同樣的社會地位象徵的學者名流。這樣一種環境給他們以安全感，讓他們覺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們不斷地批評政府，這說明他們相信自己的學術智識工作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不管他們對政府的表現是否滿意，至少還是有一個中國人掌權的，他們可以批評的政府在那裡；而這個政府，儘管有時採用的是他們不歡迎的方式，至少還是必須對他們的批評和要求做出某種回應。也只有如此，他們的那些政治理想才會有意義。舊的社會等級於是就這樣在北京改頭換面後，順利地繼續著自己的統治，而新的系統和現代化的設施（包括那些都市空間）理論上正是為「新知識分子」這樣的人準備的。如果在上海他們會有做「他者」的感覺，在北京他們則是主人，而北京的本地人才是他們眼中的「他者」。北京城中的「新知識分子」並不是像本雅明眼中的波德萊爾那樣的漫遊者，或城市閒人。他們不是人群中的詩人，他們甚至根本就不在人群中。他們與本地人的接觸止步於與拉著他們足不沾泥地穿街過巷的洋車夫之間往往不大順暢的溝通。他們很清楚這種隔閡的存在，但是從來沒有把它當成一個嚴重的問題，除非是在像鄧中夏那樣的共產黨員想要鼓動群眾革命的時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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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知識分子」在北京的生活實際上過得很愜意，以至於會樂不思蜀，認北京為「故鄉」，反把本地人當成「他者」。[37]但他們並不會像舊京學者那樣將這座城市和它的價值絕對化，即便是把北京寫成「故鄉」，他們還是會在與其他地方的比較中看北京。當他們認北京為「故鄉」的時候，背景中永遠會有上海的影子：北京可以是故鄉，是因為上海不可以。1938年1月，《旅行雜誌》發行了一輯關於故鄉的專刊，其中的一些文章有助於闡明這一點。孫恩霖寫下了一篇題為《我的故鄉在哪裡》的文章。他家世居上海，但他卻不覺得上海，「東方第一大都會，人口三百萬眾的大上海」，「摩天樓不夜城」，可以成為他的故鄉。他只能把南市一帶表現出來的上海當作故鄉。「大上海一天一天地向外擴展，我心目中的故鄉卻一天一天地在縮小。最使我抱憾的，人家提起故鄉兩字時，總連帶著湧現出青的山綠的水，或是使人常常稱道著一種或幾種好吃的東西，和一些認為珍貴的土產。上海除了油膩黃污的黃浦，足矣確切代表江山的『江』字之外，要找別的故鄉的『靈魂』，那就非常困難了。」[38]

  聖誕節前，旅居上海的外國人，要寄不少的賀年片回去，在那裡面就有許多關於我故鄉生活寫真的畫片，什麼黃浦里的高桅沙船呀，十字路口的印度巡捕呀，跳舞場裡舞女呀。等而下之，馬路旁邊的剃頭擔，大餅攤，還有現在做著人家父親們的幼年寫照——穿著紅道袍式短褂，頭上梳著兩條小辮子的，祖母時代的女子服裝等，都可以做畫材。在這許多畫片中間，如果要叫我揀選一張，作為我故鄉的紀念品，那就很難哩。[39]

  對於「新知識分子」，來說，上海作為故鄉太新潮、更新太頻太快、太大都會、太工業化、太洋，而北京在他們的想像中之所以可以不僅僅是生於斯長於斯的人們的故鄉，正是因為它具有和上海相反的特質。

  然而，當他們抒寫北海公園的靜謐的時候，這些「新知識分子」卻不可能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北京生活的閒適步調是和這座城市不斷增長的貧困聯繫在一起的。當他們把北京而不是上海稱作故鄉的時候，卻無法否認「鄉土」以及「故鄉」，作為一種常常是烏托邦式的理想，已經被「五四」運動滅亡了，正像魯迅在《故鄉》中意味深長地寫下的：「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40]

  閻重樓在《我沒有故鄉》一文中闡述了這一點。離開陝西故鄉十餘年，每次回鄉，他都發現自己已無法久住，總是幾天後就急於離開：

  我和故鄉的關係好像是愈離愈遠了。至於故鄉的民情風俗，一般可說是淳厚質樸；不過淳樸的人見識不免淺近，所以也就是缺少能夠應付當前多面的繁重的事物的那種新精神和智慧。我的題目標明「我沒有故鄉」，其實人怎會沒有故鄉，人又怎會不愛故鄉。我的意思是人不要抱著死守故鄉的觀念罷了。——人能充實自己，即使離開故鄉，也能保住故鄉；人自己沒有進步（甚至退步），那即使死守著故鄉，故鄉也是保不住了！[41]

  北京被看作故鄉的原因正是上海不能成為故鄉的原因。將北京作為故鄉是在政治考量下有意識選擇的結果，上海等地則是做出這種選擇的參照點。

  從這些知識分子自己的作品中也看得出來，他們相信北京是他們的故鄉，並不是因為北京對他們而言含有什麼絕對的價值，或者北京城的歷史在他們日常生活的瑣細中扮演了什麼決定性的角色，而是因為一種國家政治地理結構。北京城的歷史被政府的都市發展工程破壞，他們並不痛心；日軍將這座城市從中國的版圖上奪走，使它不再是一個他們可以自由進出、當家做主的地方，他們才開始難過。北京本地人是在日常生活瑣細的變化中體會到現代性的來臨的。他們會在預期、想像中尋找應對之策，甚或依靠為未來保全的一份歷史而獲得抗拒之力。然而，在南方來的「新知識分子」看來，現代性並不是一種威脅，北京也並不會因之而消失。相反，對於他們來說，這座城市承載了太多的過去。實際上，這些知識分子與北京本地人對北京的印象幾乎恰恰相反，本地人覺得是新的，他們則認為是舊的。本地人已經覺得當下的北京不再是他們熟知的城市，而這些知識分子則把北京當成整個國家「古老」一面的象徵。本地人感覺到北京正在受到現代性的威脅，這些知識分子則認為這是一座停滯沉睡的城市，甚至日本的入侵——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都沒能將它喚醒。對他們來說，是日本侵略軍的出現才彰顯了中國的歷史根基在這樣一種全球現代性之下的脆弱。只有當北京作為國家傳統的象徵被這樣威脅的時候，「新知識分子」才開始懷念這座城市。然而這並非是一種個人的懷念。北京對他們來說更多的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與從內部看北京，把北京看成一個自足的文化地區的老派學者相反，「新知識分子」們總是從外部看這座城市，把它當作一個國家的地理區劃和象徵。

  以國家的視角看北京是「新知識分子」與北京關係的三個階段的共同特徵。北京只是這個國家中他們可即可離的一處城市。不過即便是離，他們也還是可以把北京當作自己的北京，因為它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這與老派學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於後者來說，一旦離開這座城市，北京也就不復存在——北京之於他們不只是皇家建築或者公園遊樂，還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已經浸潤到日常生活的時時刻刻中。有趣的是，只有面對日本侵略威脅的時候，「新知識分子」才從北京的山野亭台、宮廟古蹟中抬起頭來，轉而開始書寫北京人創造、生息的北京，才開始認同於北京，並放下了對於北京本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學者式的超脫與疏離，然而，這一切都只發生在他們看到北京作為國家的歷史文化首都面臨入侵威脅的時候。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悖論：只有當北京在外敵威脅下成為國家象徵，「新知識分子」才會對北京本土特質有個人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