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京」

  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知識分子」書寫北京的作品的焦點也在不斷轉移。儘管由於不同時期作品內容上的交叉重疊，無法做出一個嚴格的分期劃界，這種轉移依然是清晰可見的。如果作一個粗略的劃分，這些作品可以劃分為三個主要的時期：20世紀10年代到20年代中期，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以及1936年到抗戰早期。

  20世紀10年代到20年代初是以「新知識分子」在舊帝京積極（儘管有些時候是批判性地）參與建立新的民國都市秩序為標誌的。這些作家以西方城市為樣板，期望建設一種都市文明，並要求更為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機制。他們的作品主要涉及公民的權利和職責的問題。他們的個人經歷則成為對新民國城市公民職責現狀的更廣泛的社會學觀察評價的基礎。社會公平、城市管理，以及公共場所內的行為舉止是關注的重點。

  民國共和的政治理想如何在都市生活中，特別是城市的公共場所中得以體現，是關注的重點之一。北京滿城靠撿煤核、乞討等為生的貧民曾使李大釗深感痛心，他認為這不是民國首都應有的狀況。[2]他還和陳獨秀一起抗議施加於遊行學生身上的政治暴力，主張允許在城市街頭和平示威。[3]周作人以自己與警察的遭遇為例，批判後者對市民的不法待遇。1919年6月5日，他在前門一帶遇到路過的騎警馬隊恐嚇路人。多少也是為了譴責政府近日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周將這次經驗寫成一篇短文，批評「共和」與「法律的缺失」。他評論道：「我從前在外國走路，也不曾受到過兵警的呵斥驅逐，至於性命交關的追趕，更是沒有遇著。如今在本國的首都，卻吃了這一大驚嚇，真是『出人意表之外』。」[4]而對於女作家冰心，北京則是她可以展開慈善工作的地方。1920年12月中旬，她到京城各校為災民募捐，並深深為認捐者表現出來的新民國公民的社會責任心所打動。[5]在《到青龍橋去》一文中，她記敘了和一些軍人的相遇，驚訝於新民國軍人的禮貌和守紀。[6]對於她來說，理想的北京應該是一個包括軍人在內的所有人都同樣負責守法的文明社會。

  當把北京與西方城市比較的時候，這些作家會批評市政管理的低效。陳獨秀的《北京十大特色》描述了一個旅歐歸來的朋友對北京的印象。照這位朋友看來，北京與歐洲城市相比，缺乏秩序、總體城市規劃，以及一種「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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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朋友新從歐洲回來，他說在北京見了各國所沒有的十大特色：（一）不是戒嚴時代，滿街巡警背著槍威嚇市民。（二）一條很好的新華街的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三）汽車在很狹的街上人叢里橫衝直撞，巡警不加攔阻。（四）高級軍官不騎馬，卻坐著汽車飛跑，好像是開往前敵。（五）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六十幾歲的老頭子，都上街拉車，警察不曾干涉。（六）颳起風來灰塵滿天，卻只用人力灑水，不用水車。（七）城裡城外總算都是馬路，獨有往來的要道前門橋，還留著一段高低不平的石頭路。（八）分明說是公園，卻要買門票才能進去。（九）總統府門前不許通行，奉軍司令部門前也不許通行。（十）安定門外糞堆之臭，天下第一！[7]

  顯然，這十點批評的大多數都以西方城市為參照，並認為政府應該承擔起解決這些問題的責任。著名記者、社會批評家邵飄萍針對北京的街道與公共衛生寫過的一句話也表達了同樣的立場。邵認為對於西方人來說，「一個首都所在的地方，街道壞到這步田地」[8]，一定是不可思議的。而在邵看來，城市基礎設施如此糟糕的原因就在於一大半修馬路的經費都被市政公所「吃掉了」。據他報導的數字，築路養路經費只有五分之二確實用在了路上，而五分之三都是用在人員開支上，或者乾脆被貪污掉了。[9]

  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以前，中央公園、廠甸、十三陵、陶然亭以及長城是「新知識分子」們最常前往也最常寫到的地方。當時沒有多少新開放的公共園林場所；除去中央公園之外，上述的大多數都是歷代文人經常造訪的景點。廠甸的魅力來自於它吸引大批市民的古舊圖書生意和集市。至於中央公園，「新知識分子」們則更看重在公園中的活動，而並非園林景致。他們關注的是人們在這個新辟的公共空間中舉止是否恰當。錢玄同在1918年參觀中央公園後，抱怨他遇到的一班表演京劇的人過於作怪吵鬧，破壞了公園的幽靜。[10]魯迅則撰文記敘自己怎樣在中央公園因為受到賣糖果夥計的懷疑而氣惱。[11]這些文章中都有很明白的啟蒙思想。然而，無論對公園的現狀滿意與否，這些文章都把公園看成了來自不同社會集團的人們融會交往的場所。大體上說，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空間區隔的程度相對較低。

  1924年到1935年是「新知識分子」寫作的第二段時期。這是一段關於北京的各種不同見解靈活共存的時期。知識分子們顯然在感覺到與北京更深的聯繫，並開始找到自己在這座城市中的位置。像俞平伯、石評梅、陳學昭、高長虹、朱湘、葉靈鳳、郁達夫以及孫福熙都在文章中明確地點出了自己的樂游之地。[12]他們的筆下不但有故宮博物院、中央公園、北海公園、先農壇、城南遊樂園等京城所有的博物館和公園，也有陶然亭和西山這樣吸引過歷代文人的地方。這樣一份名單還要包括新開放的天安門，偶爾也會出現北京下層市民夏季常常遊憩的什剎海。那時候的琉璃廠是北京圖書文具的中心，北京飯店則提供了品嘗西餐、跳舞娛樂的場所。曾與魯迅一起在琉璃廠訪印詩箋的鄭振鐸是這一作家群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很喜愛北京的天安門、中央公園、北海公園、太廟、國子監、景山、故宮博物院、鐘鼓樓、什剎海和陶然亭。[13]郁達夫的游京日記則提到了四類他去過的地方：教育機構（北京大學），公園與博物館（天壇、景山、故宮博物院、萬牲園、北海、中央公園和西長安街），商業區（琉璃廠和西單的書市、東安市場和天橋），以及飯店（中央飯店、大美、豐澤園、正陽樓）。除此之外，他還去了北京飯店用餐、跳舞。[14]

  總的來說，在這段時期中，通過他們對北京的經驗與描畫，「新知識分子」，與「他們的」北京正在建立起情感上的聯繫。然而，從上述名單看得出來，他們日益鍾愛的北京並非一般市民、市井小販、人力車夫等大多數長期居民的北京。他們的北京是由帝京轉型而來的公共景觀園林，是文人墨客雲集的琉璃廠，或是摩登消遣與古蹟奇觀比鄰交錯的旅遊者的北京。北海公園是很多「新知識分子」最為認同、最常流連的地方。陳學昭在一篇文章中記下了她一次清晨造訪北海的經歷。走出北海的時候，她看到街上雖然已有很多行人，卻沒有一個走進北海；北海被行人們完全忽略了。陳寫道：「寂寞的北海！北海的寂寞，也就是我所感到的寂寞罷？」[15]葉靈鳳將北海與中央公園相比：「實在，在（中央公園）一望去幾百張藤椅的嘈雜人聲中，去夾在裡面吃瓜子，去品評來往的女人，實在太乏味了。」北海在他看來便好得多：清潔、安靜，沒有討厭的人和嘈雜的活動。[16]高長虹則把北京四處公園作了一個比較：「先農是下流人物傳舍，中山裝滿了中流人物，北海略近於是紳士的花園，那末，南海！讓我贈你以藝術之都的嘉名吧！」[17]「平庸的遊人們當然是最好到那平庸的中山公園去寫意了！……我在北海停了兩點鐘，沒有看見五十個人，所以她做了我的最好的工作室了！」[18]師陀同洋發現什剎海是專為小市民準備的，而中山公園[中央公園]則三教九流雜處；兩者都不如北海那樣合「新知識分子」的品位。[19]在「新知識分子」的北京與旅遊者的北京之間有明顯的重疊。當時在《旅行雜誌》上刊載的旅遊欄目《北平七日游》推薦旅遊者遊覽的同樣是天壇、先農壇、鐘鼓樓、雍和宮、孔廟、國子監、頤和園和西山景點、故宮博物院、中央公園、長城、景山、天文台、湯山以及萬牲園。[20]「新知識分子」與旅遊者視角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都認為北京的主要魅力在於那些自然歷史景點的景觀化的皇家園林，而不是當地人的生活。這也是一種在國家而非本地視角下的城市觀。

  「新知識分子」們並不只是在縱情描摹鍾愛的景點，他們同時也毫不留情地提出了對這座城市的批評。那些對於舊京學者來說曾是北京本土文化特質的東西，一旦拿出來與西方城市相比，或者放到國家發展需要的語境下，就似乎顯得過時、寒酸了。章依萍曾這樣批評過北京城的「古」和萎靡停滯：

  北京，北京是一塊荒涼的沙漠：沒有山，沒有水，沒有花。灰塵滿目的街道上，只看見貧苦破爛的洋車，威武雄糾[赳]的汽車，以及光芒逼人的刺刀，鮮明整齊的軍衣，在人們恐懼的眼前照耀。駱駝走得懶了，糞夫肩上的桶也裝得滿了，運煤的人的臉上也熏得不辨眉目了。我在這污穢襲人的不同狀態里，看出我們古國四千年來的文明，這便是胡適之梁任公以至於甘蟄仙諸公所整理的國故。朋友，可憐，可憐我只是一個灰塵中的物質主義者！當我在荒涼污穢的街頭踽踽獨步的時候，我總不斷的做「人慾橫流」的夢，夢見巴黎的繁華，柏林的壯麗，倫敦紐約的高樓沖天，游車如電。[21]

  丁西林在他諷刺性的雜文《北京的電車真開了》中表達了和章同樣的觀點。丁列舉了一系列北京電車存在的問題：電車比洋車走得還慢；規章不明或有章不循；沒有明碼標出票價；要價過高。[22]

  以同樣的批評態度，陳煒謨對北京的評價是：污穢、令人感到孤寂、充滿社會不公。陳認為真的北京在宣武門地區，因為北京的一切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在這裡你能找出高尖的西式的建築，又能找出褪色的古舊的牌樓；汽車風馳電掣地從街心跑，兩旁便道是笨重的騾車，垢面的本地人……各色各樣的。」[23]彭芳草則更是全面地厭惡北京，強烈地憎恨關於北京的一切。在他眼裡：「古的，老的充滿了一城，就是所謂新的也皆是被暮氣薰過了的，於是乎無往而不是灰色……而北京終於是許多外國的觀光者前來賞玩的一個地方。可憐一國的首都只能供給這點點子的好處。」[24]徐訏則反對以懷舊的眼光看待北京。對他來說，為很多人所嚮往的北京的閒適生活不過是一種想像：「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過慣了，或者你有了正確的意識，明顯的立場，那對於北平的悠閒緩慢就會覺得可憎。」[25]

  幾乎像是在總結批判北京的意見，當時最負盛名的詩人徐志摩把北京稱作「死城」。他擬想了一位大學生與看墓老人的對話。學生問道：「那你愛不愛北京？」看墓人幾乎大笑：「這學生問的話多可樂！愛不愛北京？人窮了，人老了，有什麼愛不愛的？」徐最後的結論是「北京就是這死定了」。[26]

  賀昌群試圖對北京的問題所在做出政治經濟角度的分析。他承認北京從容的生活有令人流連的地方，卻同時認為北京最薄弱的方面在於缺乏民族工業。上海的生活是緊張的，連撤污的時間都得列入日程。在北京什麼卻都很從容：大街上人們怡然自得地行走，看到一輛汽車，老遠就躲開了。他承認北京是文化的中心：無處不是舊書肆、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古董鋪和文化遺蹟，無時無刻不激起一種思古的幽情。然而，這樣的環境對他來說又是過於舒鬆了；人們的生活過於逸樂，很難再想到國家大事。隨著上海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北京的繁盛已然沒落。他相信中國的振興希望在於長江流域；而北京對於整個國家來說，已經不再是舉足輕重的所在了。[27]

  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本入侵的威脅下，批評北京的聲音弱了下來。懷舊開始成為這段時期「新知識分子」寫作的主題。僅剩的批評指向的只是北京市民的軟弱和不抵抗；而地理意義上的北京則已經變成了全中國共享的財富。這一趨勢在1936年發展到了高潮。在大多數「新知識分子」都撤退到南方以後，他們寫下的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在懷念北京的日常生活。

  這時的「新知識分子」已不再絮於自己鍾愛的所在，如北海，幾乎完全從北京的畫面中消失了出去。他們終於開始關注本地人的世界。在1936年以前，觀察描寫本地人的文章就已經開始出現，到了1936年，對北京生活的描摹則已經完全是對北京本地人的描摹，再不見了作家們本人的形象。他們不再記述個人經歷，不再用疏離、批評的語調主導自己的敘述，筆下儘是別人的生活。這樣，他們與這座城市的距離既拉大了，同時也縮短了：拉大是因為他們寫下的並非自己的經驗，縮短則是因為他們不再強調北京市民相對於自己的「他者」身份。他們將北京本土文化當作被日本入侵威脅、面臨毀滅危險的一份國家財富來描繪。郁達夫曾經這樣感情洋溢地形容過這種態度：「五六百年來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遙憶，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進展，永久地為我們黃帝子孫所保有的舊都城！」[28]

  實際上，這些知識分子對北京表現出來的種種情感之間並沒有相互矛盾。他們所愛的北京是「都市的、現代的」北京，他們批評的北京則是落後、擁擠、下流階層的北京。「新知識分子」認同北京城中的一些地方，對它們有一種擁有感。相對於老派學者筆下的胡同與廟宇，他們認同的地方是在政府統籌規劃下興建的公園和新商業中心。「新知識分子」樂於利用、欣賞政府都市改造工程的新成果。他們的日常生活的軌跡也就不同於本地人。實際上，他們經常甚至是有意地要把自己與本地人分別開來。他們愛靜，而不喜歡天橋的熱鬧。他們愛自己的一處小小世外桃源，一處「紳士的花園」——最好是「藝術之都」，而不喜歡看到擁擠的人群。當對城市做出批評的時候，他們採用的是與政府一致的自上而下的視角，唯一的不同在於他們要求市政管理水平要比現狀所能達到的程度更加有效。

  在他們眼中的北京，帝京與民國城市發生了有趣的重疊。這些知識分子喜愛的景點中，很多都是由以前的皇家禮儀場所改造成的公園與博物館。不過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在於當下：帝王禁地已經變成了公園，變成了他們可以享用茶點、聚會親友或自得其樂的所在。他們評價這些地方重要的標準在於：是否清潔、安靜，是否有足夠多的隱秘角落，使他們可以不必看到別人或被別人看到——尤其是那些和他們不同階層的「別人」。

  與舊京學者不同，他們並不重視挖掘地方史。在他們的文章中，歷史一直是一個含糊的背景。他們對於皇家建築的態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9]對他們來說，那是中華文明的象徵。他們並不感傷於皇權的崩潰，也不願意強調他們喜愛的那些地方原本是皇家禮儀場所這樣一個難免會和他們對「新文化」的意識形態憧憬發生矛盾的事實。他們驚訝乃至陶醉於北京城市和建築的宏偉壯麗，卻並不承認這座城市吸引他們的魅力部分地是來自於它的歷史。北京之於他們，只是一段剝離掉歷史特質的審美經驗。他們沒有將城市定位於歷史中的意識，並進而消解了空間的歷史維度。如果說舊京學者迷戀於皇家建築結構的細節，「新知識分子」們則先是將這些結構抽象為一般的審美原則，然後古為今用。

  細讀關於北京的「新知識分子」文學，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現象：儘管在著意著述的更系統性的作品中，大多數「新知識分子」都心系未來，以國家富強為己任，他們卻遠非一個政治主張一致的共同體。他們無論讚美和批判北京都以大都會文化為參照系，但悖論在於，他們所欣賞的北京的大都會文化正是那些曾代表過皇家文化的東西，而他們理想的都市空間則恰恰要將「大眾」——他們夢寐以求的「新國家」的公民——排斥在外。皇朝的過去成了「新知識分子」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成了他們有意加以聯繫的對象，像對北京公園的讚美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他使他們得以享受精英悠閒生活的因素——傭人、廚子、洋車夫、低廉的城市生活消費水平——則很難進入他們的寫作。文學精英筆下浪漫的北京於是正是建基在他們與其他市民的距離上，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靠這座城市普遍的貧困支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