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結語：娛樂新時尚的形成——從主體、本體到觀念
2024-08-16 10:12:42
作者： 黃興濤
在傳統社會，娛樂是有性別的。意思是說，娛樂的主體——即娛樂人群必須鮮明地分為男人和女人，男女的娛樂活動不應該相同。封建禮法之下，社會輿論反對把兩者混淆，而是主張雙方各守本位。實際上，這只是理論上的說教，在實踐中則很難百分百地嚴格區分、執行。
進入民國以後，女性在娛樂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女子娛樂生活的實質內容都隨著時代的進步、婦女自身的不斷解放而發生很大改變。男女社交已經公開，男女平等的呼聲也日益高漲。特別是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衝破傳統禮教的束縛，為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而抗爭。
婦女對娛樂活動的積極參與，是北平娛樂新時尚之一。雖然較之上海婦女晚了幾年，但北平婦女急起直追，也要在娛樂文化生活中，和男子分得一樣的權利。如在劇場中設置女座，這在當時還是頗引人注目的，時人作詩曰：「正坐洋椅不能盤，粉紙印來大戲單。樓上粉黛人似玉，滿園不向戲台看。」[33]很多女子還拋頭露面，從事娛樂他人的職業。女性在娛樂業中的從業人數、收入、影響力等方面已經可以和男性平分秋色了。比如舞女的收入。舞女們的收入主要來源於舞票，通常情況下，一枚大洋可購三枚舞票，舞客以現金向舞場購票；陪客的舞女則從舞客那裡得到舞票作為酬金，然後拿著舞票去舞場老闆那裡換現金，一般是六枚舞票換得一個大洋。「蓋舞場須扣去其半也，故每夜得票三十張者，可得五元進款；六十張者，可得十元。視舞場營業程度而定，亦視舞女之號召力如何。姿容秀麗之舞女，為一般舞客所歡迎者，徹宵達旦，無時或輟，每夜收入，恆自二十元至三十元不等，此外月薪尚不計也。以舞女一夕之收入，是鄉農半載年勤之所不及，小學教員一月中所不能得者。」[34]各娛樂場所也都聘來女藝人充門面，吸引顧客，如城南遊藝園，專門設有坤伶場，邀請一些女藝人來此演出。
分析北平女性在娛樂業中影響日增的原因，首先是她們自身才藝的提高。以前女演員藝術功底不深，人們看她們演戲，只是為了消遣，「自不能見重於世人也」。很多女藝人僅以「色」取悅於觀眾，唱腔則不堪入耳，被稱為「鬼音」。但自雪艷琴開始，越來越多的女藝人在才藝上為人傾倒。雪艷琴嗓音甜潤圓亮，一如梅蘭芳、尚小雲，各劇院拋開以往的成見，競相聘其為台柱，觀眾也愛看女子唱戲了。其次，男女藝人性別偏見漸除。民國初年，無論是京劇還是話劇，男女還不能合演。男演員不屑於和女演員合演，老師也不屑於收女弟子。到了1928年，男女合演之風興起，各劇院也都提倡男女合演來吸引觀眾，一些女演員也紅極一時，影響力大增。
除娛樂主體的變化外，北平娛樂文化的本體——娛樂活動的內容自身，也在與時俱進、吐故納新。實際上，與時俱進是娛樂文化自身的一種本質屬性。
娛樂活動內容的趨新和商業化，是北平娛樂新時尚之二。1927—1937年的北平，新式娛樂文化漸漸從舊模式中擺脫出來，形成自己的範式。電影院使電影的演出場所專門化，不再同傳統娛樂共享空間；話劇在打開市場後，漸漸朝專業化發展，不再是不倫不類的組合。因前面已有闡述，在此對這二者及公園、舞廳等新式娛樂不再累敘，只對流行歌曲這種頗具現代娛樂色彩的娛樂文化做一介紹。在當時的北平，流行歌曲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影院放映的影片中的主題歌和插曲，如《西廂記》中周璇唱的《拷紅》《月圓花好》；《木蘭從軍》中陳雲裳唱的《月亮在哪裡》；《續三笑》中李麗華唱的《深閨吟》《閉門羹》；顧蘭君在《刁劉氏》中唱的《臨刑曲》；路明在《彈性女兒》中唱的《雙雙燕》和《紅粉飄零》中的《四季情歌》等等。這些歌曲都是影片中主要演員本人演唱的，由唱片公司灌成唱盤，發行於市。……另一類是由當時的專業歌唱演員錄製的唱盤，以姚莉、姚敏為最有名，而且姚敏又擅寫詞曲，當時的流行歌曲中，大約每三首就有他們二人寫的一首。」[35]
由於流行歌曲有較大的市場價值，民間投資者紛紛經營這種娛樂項目，一些舞女也改行唱歌了。一開始，歌女還知道自愛，歌曲也不太低級和色情。但很快，一些歌女就經不住金錢的誘惑，唱起淫詞浪曲了。
娛樂文化內容的趨新，部分是由當時娛樂活動自身的商業化性質造成的，利之所在，商家逐之，原不奇怪。而傳統娛樂如京劇，因不如新娛樂項目吸引人，就一度面臨困境。「就事實來看，現在各戲班裡，除了四大名旦同高馬楊等能夠常懸『座滿』之牌外，此外恐怕沒有一個班莫不是叫苦連天。即以言菊朋而論，其演劇之肯賣力，真是絕無僅有的，但是連演《洪洋洞》《長坂坡》兩齣大戲，上座也不過四五成而已，其不景氣為何如，從可知矣。」[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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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合娛樂商業化的潮流，改變利潤微薄的現狀，一些娛樂場主就對娛樂活動進行商業包裝演出。如在北京上演的廣東戲，「裸腿高跟鞋旗袍的大喬，在北平登台了。十年前，京戲最重規矩，由臉譜到腳上的靴鞋都有一定的法則上。現在，摩登古人登台了」[37]。
當時娛樂本體的趨新，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即北平市民娛樂觀念出現了新變化。雖仍有爭論，但總體上日益開明。
為娛樂文化「正名」，是北平娛樂新時尚之三。當時，北平市民已開始正視人自身的娛樂休閒需要，認為娛樂對人有正面意義，並主張提高對娛樂文化的正確認識。「普通的社會，每多茶肆酒店，煙館賭場，多數的平民，沒有不藉此以解悶。何以故？因為現在的平民，智識既薄，也無正當的消遣，其以為消遣者，不是集人作賭，便在酒館狂飲；不是盪馬路，逛遊戲場，便入花叢間解悶。至若遠足、音樂、打球等等，在他們固視為常事，也不屑的藉為消遣。因此當消遣者不以為消遣，不當消遣者以為消遣，也何怪趨入歧途呢？」[38]
也有少數人否定娛樂文化，認為：「不論什麼消遣方法只要是消遣，都是無益的；而且非惟無益，實在有害。人類的一切罪惡，莫不從消遣中產生出來。」[39]
這種論調受到了大家的抨擊。「人們所以變壞的主因，絕對不能歸咎於人類的有消遣，這正是十足表現出來人們不知道怎樣應用業餘消遣所致。真正了解、會應用的人，不但不至於墮落，而且可以養成了良好的習慣，無形中反倒防備著墮落呢！一方面遠離了壞習慣的侵襲與潛化，他方面更於自己的身體上、精神上、人格上都逐日無限的能向上發展著。」[40]
由於北平社會存在階層分化，在一些市民的觀念中，娛樂文化也具有「階級性」。「多少人呢，多半是為吃飯問題出來奔走，或有問題已經解決了，而圖謀他以後的需要，因此就把這世界渲染的說不出的一種繁華，同時也就把所有的人們判斷出若干的階級，和什麼『上』『下』的名詞。資產階級的人是最先把這問題解決了，但解決以後，還有許多的需要，什麼身體的享受必要安適，精神的感受必要快話。所以都市裡的樓房、山村裡的別墅、莊嚴的戲院、華貴的舞場，這多是他們這類人調劑精神、舒暢身體、尋找娛樂的所在。但是這類人不過占社會裡最高的一小部分，其餘的呢？是以身體和精神換來些勞動的錢，在這休息的空閒，也需有些娛樂，以安慰他那疲勞，但享受的程度，是要隨著身份。所以由這點起，就分析出若干的階級來，一般的人們，也就按著他的身份，去享這相當的娛樂。」[41]
應該說，市民對娛樂文化作用的評價，對其特性的一些概括，都是在為北平娛樂文化「正名」。從1927—1937年北平娛樂文化的實際情況看，市民所「正」的「名」，是契合實情的。
不同的階層確實擁有不同的精神生活，北平底層的民眾「雖然窮得可憐，可是有了三四毛錢就可以看電影了」。在他們眼中，上層社會的生活也有讓人不如意的地方。「可憐那些最大的大人物……一切公眾娛樂的地方都是少去的，甚或有時止幾步路都要戒嚴，想要跑到農村或郊外去領略大自然之美更要興師動眾了，那是何等的不自由呦！」[42]
總的說來，北平市民對娛樂文化的態度，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有一定規律可循。人們娛樂觀念的開放，說明社會在向前邁進，也說明北平文化在努力尋求現代轉型。因為，面對新文化的衝擊，民眾往往在娛樂層面上先進行嘗試，看看能否調適、接受和得到精神上的滿足。這提示人們，文化的發展、演變必須與它的主體人群相適應。1927—1937年北平娛樂文化的變遷史已經證明：一種娛樂文化形式的改變如果超出了普通觀眾的承受力，其生命力是會受到影響的。如當時北平的戲曲，「蹦蹦戲是不雅的、不美的，但是卻能夠受平民的歡迎。搶匪臨上殺場，還得要唱兩句白玉霜的句子，這是最接近民間的戲，文人所看不起的。京班漸漸由民間的戲變成文人的戲了。許多無聊的文人替梅蘭芳、程硯秋編戲，愈編的好，愈和民間離得遠了」[43]。而崑曲，「除了三十以上，或專攻文學的人以外，是少人看的」[44]。
[1] 本文選自《歷史檔案》，2005（1）。
[2]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2-3-932。
[3]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1-3-62。
[4]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1-3-62。
[5]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1-3-62。
[6]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1-3-62。
[7]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1-3-62。
[8]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2-3-932。
[9]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2-3-932。
[10]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2-3-932。
[11]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2-3-932。
[12] 《大公報》，1933-2-3。
[13] 《大公報》，1933-4-30。
[14] 根據北京市檔案館館藏檔案J1-3-91、J2-7-337、J2-7-338、J2-7-339中的相關數據制表。
[15]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2-3-261。
[16]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2-3-102。
[17] 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2-3-102。
[18] 《北平老百姓日報》，1933-8-31。
[19] 《老百姓報》，1935-1-19。
[20] 《老百姓報》，1935-1-19。
[21] 《北平老百姓日報》，1934-1-24。
[22] 1928年，戲劇大師洪深、歐陽予倩、田漢聚在一起，討論「新戲」「文明戲」的正式命名問題。洪深提出用「話劇」一詞，得到大家一致贊同，從此這一稱謂就確定下來，一直沿用至今，不久洪深專門寫了《從中國的新戲說到話劇》一文，又解釋了話劇的含義。「話劇，是用那成片段的、劇中人的談話，所組成的戲劇」。
[23] 中華圖書館編輯部：《北京指南》，10頁，上海，上海中華圖書社館，1919年。
[24] 滌秋：《談北京之電影院》，《北京畫報》，1937，2（3）。
[25] 《大公報》，1927-7-13。
[26] 《大公報》，1927-7-22。
[27] 《大公報》，1927-7-22。
[28] 《大公報》，1929-2-1。
[29] 《大公報》，1933-7-25。
[30] 《北平老百姓日報》，1933-10-4。
[31] 倪錫英：《北平》，151頁，上海，中華書局，1936。
[32] 《北平老百姓日報》，1934-6-24。
[33] 李家瑞：《北平風俗類征》，346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34] 《大公報》，1933-2-3。
[35] 《北京文史資料》第59輯，132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6] 《北平老百姓日報》，1934-4-22。
[37] 《北平老百姓日報》，1934-6-24。
[38] 楊流云：《日常所忽略的幾件事》，載《生活周刊》，1927（1），136頁。
[39] 《大公報》，1933-6-12。
[40] 《大公報》，1933-6-12。
[41] 《大公報》，1933-3-22。
[42] 《大公報》，1927-8-22。
[43] 《北平老百姓日報》，1934-2-25。
[44] 《北平老百姓日報》，1934-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