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間力量的參與：娛樂文化轉型的推動

  娛樂文化本質上是一種民眾休閒文化，由於遠離黨派、階級、主義等各種社會嚴肅主題，具有一定的隨意性、隨機性和可塑性，就比較容易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自我變遷。當然，一定的動力是必不可少的。

  1927—1937年的北平社會，正處在轉型期，娛樂文化的發展也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對於它的未來走向，北平各階層人士都給予了積極關注，並努力參與，施加自己的影響。

  

  北平當時是新舊文化並重之地，市民的階層結構也比較複雜。既有清朝貴胄遺老，也有北洋政府退休的官吏、各地來京的達官貴人，這些官僚階層人士偏好傳統娛樂活動，是維繫舊式娛樂文化的主力。但北平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地區，新派知識分子的力量也比較強大，這些人往往成為推動新式娛樂事業產生和發展的中堅力量，又有一心擴大娛樂文化市場，想利用百姓的喜新厭舊和獵奇好玩心理賺錢，投資新式娛樂業的民間資本家的支持。此時的北平娛樂文化，在保持多元色彩的同時，在朝著求新求時尚的方向發展。

  新派知識分子對娛樂文化轉型的推動。首先是對舊式娛樂文化的改造，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對戲劇的改良。他們對京劇的因循守舊很是不滿，認為舊戲一是太迷信，好演神仙鬼怪的故事，與科學多不相合，給無知識的觀眾造成不良影響；二是官戲太多，動不動就演狀元及第，會激發觀眾做官當老爺心理；三是演全本戲太少，僅能取悅個別票友，而一般顧客則多茫然，難感興趣；四是劇詞質量不一，有的太雅，有的太俗。

  隨著梅蘭芳等人對京劇的成功改良，新派人物的論調也有所改變。胡適、周作人曾主張把京劇根本廢除，或是把唱功廢掉，但看過梅蘭芳的表演後，又主張保存京劇了。錢玄同曾罵京劇臉譜為「糞譜」，但這「糞譜」在20年代中期卻赫然印在戲劇刊物的封面上。

  也有一些人堅持認為，京劇在整體上並沒有大的改變。「改而能良，如果不是喪心病狂，絕不能提出任何理由來反對，然而現在所謂國劇改良，我卻以為絕不是推進國劇運動之正當途徑。」[19]指出所謂的改良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沒有完整的計劃。一些戲班班主看到改良新劇有市場，就委託一些戲曲專家改寫劇本，這些專家「把語句通順一下，有斷章取義的把場子略事增刪，不但並未提高原劇之價值，而且使人感覺到所修改之處，與全劇有了顯然的不調合，而班主們便大言不慚地在劇名上大標其改良×××以誘惑觀眾」[20]。

  京劇的改良，有的戲班成功，有的不成功。原因何在呢？從根本上說，改良京劇，是為了使這種傳統娛樂文化獲得新的生機和活力，這就需要改良者既熟悉舊京劇，又了解新文化，當時這樣的人卻不多。對舊劇最熟悉的當數梨園人士，但除梅蘭芳等少數人外，多數梨園人士卻「不可與談新戲」。有新思想新觀念的文人，其文化背景義多建構在社會的上層，與普通民眾的生活有一定的距離，編出的新劇自然難以紮根在民眾的土壤中。一些新劇「有的是鴛鴦蝴蝶派的風流劇本，有的是新奇的布景來引人入勝，它不但是麻醉了一般青年學子們的敏活底心腔，而且對於現在社會上的人群，也無多大的裨益」[21]。

  但無論怎樣，在新派人士和梨園界有識之士的努力下，舊京劇已經開始了現代轉型，能部分適應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潮流了。

  在不斷探索、努力改良京劇的同時，新派知識分子還積極提倡新式娛樂文化，如話劇。

  北京和上海都是中國話劇的發源地，但北京普通百姓覺得話劇比較粗陋，不如京劇細膩，對話劇不太感興趣。喜歡看話劇的是一些知識分子及大、中學校的學生。大家就共同努力，在社會上宣傳、推廣話劇。早在1922年，戲劇家陳大悲等人就在北京創辦了人藝戲劇學校，專門教授話劇，此時更不遺餘力地推動話劇的研究、普及與發展。林徽因「精研舞台布景及導演諸法」，對中國話劇做了細緻解說，澄清了一些人「話劇粗陋」的錯誤認識。她介紹說：「現代話劇可分三派，一是構成（Constructivism），布景略具物體的輪廓；二是表現派（Expressionism），布景簡單，但觀眾目之所及，卻能會意於不言中。演員表演注重象徵，比如演一個人悲痛，可以做類似的動作，而不必人哭掉淚；三是寫實派（Realism），布景逼真，演員眾多，演出跟真的一樣。」由於京劇表演手法，與話劇表現派有相似之處，因此京劇觀眾漸漸明白，話劇和京劇並非不能溝通。一些人遂由最初的反感話劇，而變得慢慢接受它了。話劇也終於在1928年，經過新派人士的不斷改進和努力，成為北平市民們認可的戲劇品種了。有意思的是，這一年，也是話劇的正式命名年[22]。

  新派知識分子還積極提升娛樂文化的意義，把它與社會時勢、國家民族聯繫起來。「九一八」以後，有人提倡在新的形勢下戲劇應該「國防化」，戲劇界人士應該意識到自身的責任，不能再吟風弄月，傷春惜秋了。「國防文藝」「民族文藝」的口號也相繼提了出來，娛樂文化開始與國家大事接軌了。

  民間資本對娛樂文化轉型的影響。1927—1937年的北平，文化娛樂新舊並呈。民間資本家看好新式娛樂文化市場，認為有較大的商業利益，就紛紛投資建設電影院、舞廳、撞球廳、公園、遊樂場。如北平的兩個大型遊樂場城南遊藝園、新世界都是由私人投資興建的。這些投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北平娛樂文化的轉型和發展。

  電影剛傳入北京時，是依託於茶館、戲園的。「電光影戲京中稱為電影，初自泰西流入中國南方各埠，繼自上海、天津等處流行入京，惟常設專演之處亦無多。」[23]一些戲園、茶樓在演戲之餘會加演電影。1927年以後，電影已與戲園、茶樓分離，在都市娛樂空間中有了獨立位置，扮演的娛樂角色也越來越重要，這與民間資本大量投入影院有很大關係。「十年以前，北京之電影院，寥寥無幾。就余所知，僅東城之平安與城外之大觀樓而已。蓋斯時京人於電影，聽之不能成癮，更何論乎鑑別。平安皆外僑與豪闊貴眷，大觀樓皆學生與店賈。北京之與電影，極幼稚矣。與上海較，相去何止十倍。嗣後有北大教授吳某，出而組織真光社，就東安市場丹桂茶園之址，於選片頗具心思，擬與平安相抗，而抑大觀樓之勢，果也收效不惡。更由粵商羅明佑君，糾集股份，而創真光劇院於東華門外，遍徵文人，研究設備。對於院內布設，一洗從前戲院惡習，大受社會歡迎。……電影生涯，遂為人注目。」[24]

  北平的舞場當時並無官家經營，對其投資的多是民間資本家或外商。舞場不如影院受歡迎，一是跳舞與中國傳統價值觀有出入，二是跳舞需要去學，需要技術。去舞場的多是學生、職員、秘書、洋人。顯宦、財閥、商賈倒不輕易涉足舞場。

  跳舞是比電影更西化的娛樂文化，它從形式上突破了北平人習慣的男女社交界限，市民們圍繞跳舞的爭論一直沒有中斷過。反對的人說：「跳舞場中的人才，多半是小姐、少爺，或是少奶奶們。家裡過的安閒日子，整天沒有事情做，怎麼不想找這些地方去開開心呢？說到他們的目的，不過是要多認識幾個異性朋友，而在眾目炯炯之下，顯一顯他們的技能。」[25]跳舞沒什麼價值，「寓娛樂於跳舞」是「滿足肉慾」。贊同跳舞的人認為這是一種潮流，對於跳舞有傷風化的議論，他們指出「這是很可笑的理由，假使沒有跳舞，那麼『風化』就無傷了嗎？譬如有姨太太的人們，哪個不是監視極嚴，但結果多半鬧出許多笑話來，這也是跳舞之過嗎？」[26]贊成者還將跳舞與男女平等畫上了等號。「在現今女權極幼稚的時候，應當設法提倡才是，提倡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先使男女平等，所以我以為跳舞實為男女間平等的遊戲，高尚的娛樂，由此漸漸推廣，一切事情男女必能合作，由此女權必可迅速地發展。反對跳舞，本無關係，但輕視女界，壓制女權，其罪可不小啊！」[27]古老的北平有不少人對跳舞肯定，說明在對待娛樂文化的問題上，市民的思想觀念確實有所進步。

  公園在北平的娛樂文化中占據著比較重要的地位，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從皇家園林發展而來的，體現了平民文化勢力的上升。北平第一座嚴格意義上的公園是中山公園，它的產生與發展都與私人資本有關，是用民間集資募款的形式建成的。時人認為，公園能使一般市民「都能夠在當中，從精神上受其洗滌……社會的教養，都概行提高。加之，更有了都市生產上能率的增進，都市全體，因能夠有疲勞與困憊的滅亡上效果。凡是文化的遠大之理想，也是它應有的職能和功效了」[28]。逛公園作為一種新的娛樂方式，其娛樂主體最齊全，娛樂人群的範圍最廣，包含了城市幾乎各個階層的人士，但也各有側重。以北海公園為例，「北海的所在地，因為臨近北大與國立圖書館，所以在清晨，時有大學教授等名流雅士，手提文明杖，漫步在荷葉青青、藕花艷艷的海岸」[29]。一些平民百姓也會遊樂其中，這主要是因為公園門票比較低廉。中山公園的門票開始為10個銅錢，折合銀元0.07元；到1927年才改為20個銅錢，折合銀元反為0.053元，是一般市民花得起的。

  參與新式娛樂活動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平民化，說明它已經變成普通市民階層的娛樂。娛樂人群的擴大，導致各娛樂場所都擴大規模，力爭客源。商業演出所面臨的市場壓力和競爭也就更大。投資人順應時勢，紛紛改良舊的經營模式，採取了一些新的經營方式，比如，先期售票、分門進出，等等。

  民國初年至20年代，北平各娛樂場所多是不賣票的，門口也沒有什麼人把守，觀眾可以隨意出入，各種小販、茶役也是自由往來。在演出開始一段後，才開始收錢。茶役「你給多少錢，也向你嘵嘵勒索，語音無味，態度可憎，直鬧得你加錢滿足其欲望而後已」[30]。等到老闆們借鑑了上海等業界同行的管理經驗，才有了先期售票的方法，採取對號入座的管理方式。先期售票在電影院更是形成了制度。

  以前，娛樂場所進場與出場是同一道門，這樣一來就顯得異常擁擠。一些影院採取了分門進出的方法，即散場後，出場觀眾走兩旁的太平門，而入場觀眾建正門，這樣就秩序井然，避免了擁擠現象，提高了文明程度。

  總的說來，雖然北平的市民文化比較傳統，「北平的生活，可說完全是代表著東方色彩的平和生活。那裡，生活的環境，是十分的偉大而又舒緩。不若上海以及其他大都市的生活那麼的急促，壓迫著人們一步不能放鬆地只能向前，再也喘不過氣來。又不若內地各埠那麼的鄙塞簡陋，使人感受著各種的不滿足」[31]。但由於民間人士對新式娛樂業的持續投資和經營，新的娛樂文化一直平緩但穩定地發展，終於在1927—1937年與舊式娛樂分庭抗禮，並日益深入人心。

  民間資本投放的趨新性，使得北平的娛樂文化能夠不斷吸收新元素來發展自己，並與外地文化保持必不可少的溝通與交流。公園的開放、話劇的發展、劇場的建設等都受到了上海等城市娛樂文化的有益影響。有時候，上海文化更直接引入北平，「麒麟童的上海機關戲，在北平開演了。10年前，北京戲在上海被人尊重，現在，上海戲在北京來卻也人做GG。上海把北京給征服了」[32]。民間資本家從外地吸取經驗，對北平的娛樂文化進行建設，促進了北平娛樂化的轉型，而轉型又帶動了這一時期北平娛樂新時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