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胡同地方社會的構造

  北京歷史上發生巨變的時期應該說當屬近代期。如果說1860年英法聯軍侵占北京以及隨後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域的劃定是這一時代巨變的象徵，那麼1900年由義和團運動引起的八國聯軍對北京的侵占和破壞則從根本上動搖了北京的地方社會。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了封建王朝的終結，從20世紀10年代到20年代末這裡成為軍閥的必爭之地，直到1928年隨著國民政府的建立，北京被降為北平特別市，它作為首都的至尊地位喪失了。北京城面臨著解體的命運，城內的大部分空間開始對外開放，城牆被部分拆除，城市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與此同時，道路的修建，水管道的鋪設，電力的普及應用，以及街區電車的開通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都開始向近代化邁進。當然如此政治巨變同樣給胡同地方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一直在清政府的保護下安居樂業的滿洲旗人隨著這一保護膜的消失，他們的命運急轉而下，成為貧困的下層人民。

  施堅雅曾指出，清末北京的人口與預想的作為一國之都應有人口規模相比，不及其1/3，其實這一相對較少的人口規模應該說是歷代王朝沿革下來的首都人口統制政策實行的結果。清統治期間，曾在城內的街道胡同等處設立柵欄，來限制人口的出入，並強化居民的戶籍管理，這些舉措都應看作是對人口統制所做的努力。但是由於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本城居住政策失去效力，漢人開始大量湧入城內。[8]這以後，因為國家權力權威的弱化，事實上，人口統制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從圖1的人口變化趨勢上也可以看出這一變化。從初具北京現代規模的元代以來，除去戰亂時期的破壞（如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期），北京人口基本上維持在80萬左右，而進入20世紀開始出現大幅增長，由10年代中期的82萬到30年代的110萬人，再到40年代中期的150萬人，都無不說明著北京人口的迅猛增勢。從這一組激增的數字上，北京城市化進程也可窺一斑。

  圖1 北京城內人口規模的變化趨勢圖

  資料來源：韓光輝：《北京歷史人口地理》（1996）。在第137頁表的基礎上做了調整（單位：1000人），可以看出各個時期前期和後期的累加值。

  那麼前近代期和近代期期間城市格局上有無變化呢？根據高松凡有關北京城內市場格局的歷史性變化的研究，元代形成了主要以鐘鼓樓為中心的市場格局，到了明代這一市場中心轉移到前朝市，同時還形成了西四和燈市（東四）兩個次中心的市場格局，清朝漢人居住的地方主要限制在外城，於明代的棋盤街形成的前朝市這一市場中心開始向前門以外的地方轉移擴大。可是到了民國時期由於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的通行，東西交通變得通暢無阻，前門市場的比重下降，臨近使館區域的王府井街（東單）里的東安市場和西單開始發展為統領北京內城和外城的中心市場，和前門市場一起，三個市場中心的格局開始形成。[9]這也就是從明清的一中兩副到民國三足鼎立市場格局的發展形成過程。

  同時政治格局上也發生了與市場結構類似的變化。即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以後隨著東交民巷使館區域的劃定，皇城和前門之間的棋盤街，也就是明清以來的六部等主要官府衙門分布集中的地方開始逐漸萎縮。接著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棋盤街被破壞殆盡，以後也只是以分散的形式散布於內城。從20世紀10年代的官署分布圖上我們可以看出，官署主要集中於內城的西部也就是西單周圍一帶，恭親王府、鄭親王府、睿親王府等清朝的王公府邸都修建在這裡。當然這一變化並不僅局限在公館官署的分布上，科舉制廢除以後，取而代之的近代教育機構也主要分布在內城的西部。

  那麼擁有北京心臟的北京城內，它的整體生態結構又是怎樣的呢？圖2、圖3是根據1917年和1946年民政部的人口調查所繪製。通過圖上的人口密度和男女比例，我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北京城市結構的變化。整體上來說，中心地帶的商業區人口密度較高，男女比例極高；中間的居民區男女比例和人口密度較低，官廳集中區域則相對較高。另外，內城的北部、外城的東西部郊區為貧民居住地區，外城的南部仍處於未開發狀態。

  圖2 北京城內的人口密度

  本章節來源於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

  1917年度：Gamble（1921），p.95.

  1906年度：《北平市都市計劃設計資料第二集》，第14～16頁，北平，北平市工務局，1947。

  圖3 北京城內的男女比例

  1917年度：Gamble（1921），p.100.

  1946年度：《北平市都市計劃設計資料第一集》，第14～16頁，北平，北平市工務局，1947。

  在1946年的人口密度圖上可以看出，這種城市基本結構，隨著30、40年代北京人口激增，內城的全部區域內人口密度上升；外城的南部地區得到開發，人口密度開始升高。在男女性別比例示意圖上，以1917年的內城西部地區男女比例最為平衡，到了1946年男女比例變得嚴重失衡，這可以說是因為這一帶由於官署和大學的設立，單身官吏和學生大量湧入的結果。

  圖4 1917年的北京城內極貧戶口比率

  出處：Gamble（1921），p.272.

  如果要想根據以上數據對近代之前的北京城市結構進行推論的話，也許1917年的數據能夠折射出一點近代之前北京的模樣。因為城牆的拆除、街道的重整等城市空間的調整是在20世紀10年代中期以後開始的。從城市整體上看，男女比例失衡現象異常嚴重，女性和男性比甚至達到了100∶174的程度。從商業地區極高的性別比例中我們可以想見，單身來北京做學徒或是店員，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數之多。另外，從全國各地湧入北京的單身官僚、預備兵和學生應該也為數不少[10]，也許正是從這一意義上，北京是一座為不斷湧入的外來人口所填充的城市。

  另外，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間得以明確區分，這是值得關注的一點，即，內城的東部和西部為貴族、官僚、富有階層的居住區域，而內城的北部則為貧民區；還有，外城北部除了其中心地帶一商業區以外的左右邊境地區也是貧民區，外城的南部地區在20世紀10年代仍屬未開發地區，或是為遭到疏離人群的居住區。「東富西貴，北貧南賤」，北京的這一諺語形象地揭示了北京居民的居住格局。

  雖然北京胡同地方社會的居民生活歷經明清並不總是以繁榮的面貌示人的，但是進入近代期，居民生活困窘，掙扎徘徊在貧困的陰影里，卻是不爭的事實。張德昌就曾描述了一個在北京為官很久卻淪落到要靠典當衣物換買燃料的官員李慈銘的窘況[11]，而對從未按時領到俸祿的北京八旗兵來說，生活之窘迫，更是如此。因此，1870年以後幾乎每年政府都要舉行大規模的救濟活動。[12]圖4是根據1917年的資料所繪的極貧戶口比率示意圖。從此圖上可以看出極貧戶口比率較高的地區主要在內城的皇城周邊、西部、北部，外城的東、西郊區，其中皇城周邊和西部地區是旗人集中的地方，這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時期旗人生活困窘的事實。20年代到30年代社會學家較為系統地對北京胡同地方社會的整體生活水平進行了調查，他們的調查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北京胡同地方社會的生活狀況，值得一讀[13]。甘博以居住在北京的283戶人家（256戶漢人，23戶滿族人，4戶回族人）為對象，通過對他們在1927年到1928年這一年間所做的家計簿進行了調查分析。應該說他的調查統計在同類研究中是最為縝密的，因此下面就以他的調查為依據，了解一下北京胡同地方社會的整體生活狀況。

  從甘博的調查結果（表1）中，我們首先可以看到，月收入50元以下的居民是全體居民的67%，不滿25元的居民有41%。因為在當時維持最低生活水平也要月收入25元。[14]所以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絕對貧困階層居民超過了40%。而且這一低收入層多為北京出生的居民，相反高收入層多為外地居民，這一事實也是相當值得關注的。因為這意味著，北京出身和非北京出身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階層。即非北京出生的人，都是些接受了相當程度的高等教育的人，為官或從事教師、專門的技術工作等的可能性高，而北京當地出生的人只是作為普通勞動者，屬於社會下層階級。

  表1 Gamble的家計簿調查對象的出生地以及收入情況

  北京居民的具體生活狀況，根據Gamble的調查顯示，北京居民家計的Engel係數極高，45%的居民家庭收入的50%以上用於食物支出，甚至有的家庭80%以上的家庭所得用於食物消費。家庭的基本單位不是大家族，而是一般由4～5人組成的核心家庭。具體的居住情況，富有的家庭可以擁有一座獨立的四合院，而占絕大多數的月收入40元以下的貧困家庭，比如一個大的六口之家則只能租住在四合院的一隅，一間房子供2～4人生活起居是很平常的事情。[15]有意思的是，儘管生活水平低下，91%以上的調查對象還是願意在香或者紙錢、神像、廟會時的提燈上支出。雖然金額微不足道，但還是折射出在普通市民的生活里，各種民間禮儀活動的根深蒂固。[16]而且北京貧民的這種生活水平明顯低於同時期的上海等城市。[17]或者也可以說，北京的社會階層結構兩極分化為外地出身的官僚以及從事專門職業的高收入層和占大多數的掙扎在貧困線的低收入層。京官李慈銘的潦倒也只是相對的[18]，仍是城市貧民生活所無法比擬的。這些城市貧民們有今朝沒明日，今天的溫飽永遠是他們要解決的難題。家人病了，除了買束香到臨近靈驗的寺廟裡為他祈求降福以外，亦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