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區疊合」與生命的「檔案化」

  衛生示範區對自然社區的改造，特別突出地反映在對接生婆形象的重新定位上。如前所述，接生婆在傳統社區中的公眾形象並非是一種醫療工具，她需要通過「洗三」等誕生儀式協調不同的社會關係，而接生過程不過是一個公眾儀式的最初組成部分而已。可是在「社區疊合」實現後，新規則首先設定，「吉祥姥姥」在接生的各個環節均不符合現代衛生行政的要求，必須把她納入到一個相當純粹的現代醫學標準尺度中予以衡量，在這個評價體系內，傳統接生婆協調人際關係的文化功能已變得無關緊要。自1928年始，北平市衛生局在衛生示範區開辦了接生婆講習所，前後共計十班，正式訓練及格者共一百五十名，後在此基礎上於1930年成立了保嬰事務所。對於已訓練完畢正式開業者，事務所仍持續嚴加監視，如每月每一接生婆必須呈交報告，所需之臍帶敷料消毒藥品等，均向事務所購買，由購買之多寡與報告單接生人數相對照，就可察知是否按規接生。[28]

  又據《北平市政府衛生保嬰事務所施政輯要》，事務所「每月召集已受訓練之接生婆分別住址，來錢糧胡同本所及西城第二衛生區事務所每月聚會二次，呈交收生報告，並隨時赴各產婆家中檢查接生筐各項接生用品，特定製介紹病人健康檢查單頒給各產婆，遇有孕婦，即介紹持單赴備衛生機關施以產前健康檢查，並由所派員隨時調查，遇有私行執業之產婆，即報告衛生局取締」[29]。在保嬰事務所的辦事機構中，除所長、醫員、事務員和文牘員外，專設有八名助產士，但此八名助產士職責各有區別，特別是一位名叫張淑惠的助產士就兼有監理員的責任，其具體工作是：「每日監視接生婆接生兼晝夜外出協助接生婆難產接生，又每星期五上午召集接生婆訓話」[30]。鑑於一般市民對受過訓練的接生婆表示懷疑，保嬰事務所特擬就「受過訓練的姥姥應當守的規矩」一種刊物，置入接生筐內，以廣散發。

  由於保嬰事務所主管的事務分化愈趨細密，所以在1935年，保嬰事務所函報北平市衛生局，希望把監視取締產婆的職責下放到更基層的地區，予以分割控制，具體辦法是把對全市產婆的宏觀調控落實到「蘭安生模式」所規劃的醫療社區之中，包括已成立的第一、第二衛生事務所和正在籌建的第三衛生區事務所。由此一來，醫療程序對產婆的控制就進一步被地方化了。其實，在保嬰事務所提出協助要求以前，第一衛生區事務所即已主動地開始調查和統計內一區內產婆的行蹤。如一所在1934年8月在內一區對未訓練產婆所做的一次調查，就包括產婆的住址，所接生之嬰兒姓名、性別及出生日期。在這份統計表中清楚地顯示出，8月份嬰兒出生總數為251人，經未訓練產婆所接生人數為17人，查得未訓練產婆之管理人數為5人。[31]

  又以內二區產婆管理為例，內二區屬第二衛生事務所管轄範圍，至1937年，本區共有舊式產婆21人，比例占全市103位產婆約1/5，是各行政區中人數最多的一區。二所的管理辦法是，將產婆分為二組，每組每月在所內召集會議一次，開會時由助產士擔任主席和指導，由產婆繳納一月來接生報告，並口頭敘述難產意外及處理經過的情形，再由助產士講解接生時應注意的各種事項，並分發已消毒之臍帶布扎及嬰兒滴眼之硝酸銀溶液等藥品。這年計開會共24次，到會人數共586人。[32]二所在從事出生調查時，於每個接生個案，皆做出嚴密的考核，特別注意調查接生婆曾否攜帶接生筐子，接生前洗手情形以及滴眼藥等，如發現有未遵行者，即將該產婆傳來質詢。

  衛生示範區的建立對傳統社區中生死控制方式的最大衝擊，是生命統計調查員網絡的形成。醫療社區與自然社區的疊合，開始改變原有城區內部的時空結構，其中改變所藉助的方式之一就是生命統計規模的日益擴大和完善。因為衛生區採取的是預防為主的控制取向，預防控制的對象是「人群」，是自然區的居民，只有通過生命統計中掌握的相關群體的年齡、性別、職業分布以及出生、死亡的具體情況，才能更有效地合理安排和配置時空的秩序。北京最早的生命統計在第一衛生區事務所成立時即已開始實施，老北京城區內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並沒有進行出生統計的專職人員和檔案記錄，出生調查多由公安局戶籍警於調查戶口之際同時調查出生。因居民對出生調查有猜忌心理，懷疑被調查後政府將抽稅或有其他對己不利的情況出現，故多不願主動報告，即間或有報告者，其出生日期也不準確。自衛生示範區建立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按照社區疊合後的雙軌運行框架，除保留自然社區中的戶籍警報告出生之職能外，醫療社區亦專門培訓出專職的生命統計調查員進行社區內生死數目的監控。統計調查員的記錄還與衛生事務所助產士、已訓練產婆及各產院的調查相互協調補充，其效率明顯要高於自然社區中戶籍警的工作節奏。當時的北平市衛生處評論一所出生調查時謂其：「對於內一區界內之出生調查，派有專人辦理，故每月所得之出生報告，均較內一區各派出報告者為多，故本處對於內一區界內之出生調查，均委令第一衛生事務所代為填報，本處接得報告後，仍撕去一聯轉送公安局，以備考查也」[33]。

  第一衛生事務所共設有統計調查員4人，按20個警察區段，每人主管5段。每日除由1人輪流值班調查死亡外，其餘3人每日赴各管之警察區段及產婆處探詢出生情況，各醫院則每星期輪流派遣一人前往抄錄出生人數，得到出生報告後，再由該主管地段之統計調查員前往住戶家中詳細詢問，並按該所出生調查表逐款填寫。一所助產士於接生後及衛生勸導員於家庭訪視時所得出之出生資料亦隨時填報報告以資統計。所得之出生報告再按衛生局出生調查表填寫送局以備編寫生命統計。[34]

  在社區實現疊合以後，作為醫療區域代表的統計調查員對自然社區所進行的最為嚴重的滲透，就是對陰陽生的監控與取代。清代以至民初，官方鑑於民間社會對陰陽生的崇信，喪葬必請其「開殃」「禳解」，具有親自驗視死者的條件，故陰陽生一直作為京城百業之一，被官府特許營業。不過官方和民間對陰陽生作用的認識是有相當差異的，民間社區視陰陽先生為重新理順死者家屬與社會之人際關係的中介角色。「出殃」儀式是社區道德倫理精神的一種表達，而官方則認為陰陽生具有檢視鑑定死者死亡原因的能力，具有維持社會秩序的法律功能。死者如系正常死亡，可以給喪家開具殃榜，並將數目定期上報，如系自殺、他殺而死，應立即報告官府，請「仵作」（法醫、驗官）驗屍、鑑定，始可抬埋。這樣就不免要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因此，殃榜帶有法律見證的性質，是一紙正常死亡鑑定書。[35]

  

  在陰陽生被徹底取締以前，由於生命統計員的出現，社區死者辦理殯葬手續與清代的區別乃是在於實行了雙軌制度。清代居民死亡只需陰陽生開具「殃榜」，即可領取抬埋執照，可見「殃榜」具有相當權威的法律鑑定作用。衛生示範區建立以後，陰陽生的職權已縮小到為死者家屬開具死亡原因報告單，家屬持此單至各該管警段，再由警段填一死亡報告單，同時電告統計調查員親往調查後，始得裝殮。各社區的出殯執照，亦改由各統計調查員填發。故所有死亡之業經報告者，均須經過各統計調查員之手，而不致遺漏。這樣一來，「殃書」作為出城抬埋的憑證功能就自然消失了，只不過陰陽生尚保留著對死者死亡原因的鑑定權。

  在第一衛生區事務所的示範作用下，北平市衛生局分別於1935年1月和6月舉辦了兩期生命統計調查員訓練班，第一期訓練班，招考初中畢業以上程度學員10名，給予短期訓練，計上課實習各有一個月的時間，所授課程包括「公共衛生」「衛生法規」「繪圖」「生命統計」「環境衛生」「細菌學」「病理學」「傳染病學」8門，課時共96小時。均由衛生局二、三、四科及第一、二衛生區事務所人員講授。實習期間則輪流派往衛生局二、三科及第一衛生區事務所，隨同作實地調查工作。至1935年1月，上課及實習期滿，經考試及格者，即委託為統計調查員，同時並函商公安局同意，接辦所有內城各區出生死亡調查工作，除內一區第一衛生事務所原有統計調查員4人外，其他各區，每區各派1人（第二衛生區事務所原有1人故只派1人），其內二、內三區者分駐各該衛生區事務所，並直接由各該事務所主管人員督促工作。內四、內五、內六三區人員，則暫在公安局各該區署借地辦公[36]。

  在內城統計調查員布置完畢之後，衛生局緊接著於1935年6月呈准市政府訓練第二期統計調查員，以備接辦外城各區出生死亡調查事項。此次並未公開招考，所有報名之人，均須由本局或各附屬機關職員負責保薦。因第一期公開招考的結果，所錄取的各員，每多有中途請辭者。此次共錄取20人，內中有已在內六區工作的稽察警1人，另有第一衛生區事務所派來1人及天津市政府派來北平受訓者2人，全部受訓者共23人。除課程與第一期相同外，學員實習期間輪流派往第三科實習環境衛生、取締工作及第一、二、三衛生事務所實習出生死亡調查工作。自第二期統計調查員訓練期滿後，即由本局函商公安局同意，於同年9月1日起，由統計調查員接辦外城各區出生死亡調查及核發出殯執照等項工作。其辦公地點如外一、外四兩區在本局各該區清潔班，外二、三、五區則分駐妓女檢治所，烈性毒品戒除所及市立醫院內。據稱，訓練班的學員在結業半年後，僅出生一項，每月調查即增添三四百人。其監控區域幾乎涵蓋了全城的各個角落，結果是進一步縮小了陰陽生的控制範圍，至1937年5月北平市衛生局正式規定凡居住於北京內外城區的居民遇有死亡時，可越過陰陽生這道舊關口，直接呈報分區派出所，派出所據報後即發給人民死亡呈報單，並一面電知衛生局派駐該區統計員前往察看，並憑呈報單發給出殯執照。由此宣告了陰陽生社區功能的終結。[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