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生到死：傳統社區內的儀式表演

  在老北京，孩子出生是一件相當重要的大事，生育的時刻一旦來臨，就標誌著一系列儀式即將登場，特別是男孩子出生更不會單純地被視為一個生理現象，而是帶有相當濃厚的社會與文化含義，似乎與家族的興衰密不可分，也似乎喻示著家庭秩序將得到重新調整。與正常人不同，剛出生的嬰兒儘管已經匆忙墜落在了塵世網絡之中，但是在經過一定的儀式加以認定之前，仍被視為一個陌生人，只有在經過儀式確認其足以強健地生存下來之後，嬰兒才能在家庭中接受一個新的位置，所以煩瑣儀式的舉行就成為一個新的社會成員被接納的表演形式。

  老北京的接生婆人們習慣稱之為「收生姥姥」或「吉祥姥姥」，又叫「穩婆」。「穩婆」都在自家門口掛個小木牌，上書「快馬輕車，某氏收洗」字樣，下邊綴以紅布條，當作幌子。老北京的通例是約在產婦臨產前三四個星期，即將穩婆接來「認門」，對產婦略做診視，至臨產時，再請其來家接生，孩子生下三天後，必請穩婆來家主持嬰兒的洗禮，名叫「洗三」，並循例予以厚贈。「洗三」之日，通常只有近親來賀，多送給產婦一些荔枝、龍眼、落花生之類，或送紅色雞蛋，產婦本家僅用一頓炒菜面進行招待，俗稱「洗三面」。「洗三」儀式通常在午飯後舉行，首先，在產房外廳正面設上香案，供奉碧霞元君、瓊霄娘娘、雲霄娘娘、催生娘娘、送子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等十三位神像。叩拜完畢，「洗三」典禮就算正式開始了，產婦本家依尊卑長幼帶頭往盆里添一小勺清水，再放一些錢幣「添盆」。此外，還可以添些桂圓、荔枝、紅棗、花生、栗子之類的喜果。孩子放入澡盆後受涼一哭，不但不犯忌諱，反而吉祥，謂之「響盆」。姥姥一邊給嬰兒洗澡，一邊念叨各種各樣的吉祥祝詞，比如：「先洗頭，做王侯；後洗腰，一輩倒比一輩高；洗洗蛋，做知縣；洗洗溝，做知州。」隨後，把艾葉球兒點著，以生薑片作托，放在嬰兒腦門上，象徵性地灸一灸，再給嬰兒梳頭打扮一下，說什麼「三梳子，兩攏子，長大戴個紅頂子；左描眉，右打鬢，找個媳婦（女婿）准四襯；刷刷牙，漱漱口，跟人說話免丟醜」。洗罷，把孩子捆好，用一顆大蔥往身上輕輕打三下說「一打聰明（『聰』與『蔥』諧音），二打伶俐」。打完之後叫人把蔥扔在房頂上（有祝願小孩將來聰明絕頂之意）。拿起秤砣幾比畫，說「秤砣雖小壓千斤」（祝願嬰兒長大後在家庭、社會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拿起鎖頭三比畫，說「長大啦，頭緊、腳緊、手緊」（祝願孩子長大後穩重、謹慎）。再把嬰兒托在盤子裡，用產婦家事先準備好的金銀錁子或首飾往嬰兒身上一掖，說「左掖金，右掖銀，花不了，賞大人」（祝願小孩長大後，福大祿大財命大）。最有趣者，把幾朵紙制的石榴花往烘籠兒里一篩，說道：「梔子花、茉莉花、桃、杏、玫瑰、晚香玉，花瘢痘疹稀稀拉拉兒的……」（祝願小孩不出或少出天花，沒災沒病地健康成長）[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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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觀察「洗三」的完整過程，我們可以對「吉祥姥姥」在社區中的「公共形象」進行清晰地界定。從「吉祥姥姥」的職業特徵中至少可以離析出三種行為角色：A.敬神；B.預言；C.祛病。A、C兩項職能顯然是為B項服務的，因為在「洗三」的過程中，「吉祥姥姥」口中發出的祝詞幾乎包涵了新生兒將來成長過程的方方面面，包括仕途、婚姻、家庭、性格和財運的預測，這些預測由富有閱歷的接生婆借「洗三」的儀式發出，實際上就正式給新生兒打上了社會的標記，並給其在社會網絡中預支了一個位置。與此同時，「吉祥姥姥」的預言中還帶有極其濃厚的倫理教化的意味，這些語言的表達不但可以營造出濃郁的親情氛圍，而且還起著確立新生兒與親屬之間關係的作用。因為經過「洗三」的孩子再也不是陌生的外來者，而是家庭倫理鏈條中的一環。因此，「吉祥姥姥」的權威性並非完全體現在「接生」技術的嫻熟與經驗方面，而是能夠在新生兒出生後通過儀式為整個家庭營造出祥和安全的氣氛。簡言之，其社會功能大於醫療功能。

  和「吉祥姥姥」迎接生命的誕生有所不同，在北京掛牌營業的陰陽生則是處理生命死亡程序的「禮儀專家」（ritual specialists）。陰陽生的主要職能是通過某種儀式準確估算出死者屍體出屋的合適時間，以及安葬位置之風水方向的優劣和神秘含義。陰陽生的核心技術是為喪家開具「殃榜」，作為全部喪事、喪禮時刻、方位、禁忌等方面的指針。[11][12]所謂「殃」，是指死者三魂七魄的「七魄」而言，又名「煞氣」。按陰陽家的說法，亡人的七魄按一定的時間出來，化為某色氣，向何方向去，謂之「出殃」。根據京城的民間禁忌，「出殃」時人都要避開，謂之「避煞」。如果一旦被「殃」打了，不死也要大病一場，名為「中惡」。就是花草、樹木如果被「殃」打了也會枯死。陰陽生的主要技術就是推算「出殃」的時刻和推斷「殃」高多少丈，多少尺，以及該「殃」化為什麼顏色的氣，向哪個方向去。等到「出殃」的時刻、顏色、方向確定完畢，還要推算入殮、破土和「發引」（出殯）的時間，最後還要推測是否會犯「重喪」（即百日內再死人），及是否犯「火期」（指遺體自行起火）。[13]

  在民國初年的北京城裡，殃榜多置於棺蓋之上，或壓於焰食罐子之下，出殯時，經城關驗證後，由挎燒紙筐子的，帶至墳地焚化。郊區至塘沽一帶，卻粘於門前，男左女右，有的做一紙龕，有的貼於席頭之上，而且兩邊加飾白紙條。男死紙條下端剪成劍頭形；女死剪成燕尾形，其條數以亡人歲數而定。這樣可以起到向外界報喪的作用。為了「出殃」順利，必須由陰陽生主持嚴格的淨宅、禳解等空間儀式，例如，根據出殃的方向把窗戶撕開一個洞，以便讓「殃」從這裡出去。郊區有的地方還擺上一碟無餡的餃子，表示死者吃著無滋無味，一氣之下就會棄屋而去。禳解的空間儀式首先是在殃煞占處貼上五道符，其次是配一副所謂「六精斬退魂魄散」，計有金精石、銀精石、避殃砂、鬼見愁、鬼箭草、安息香等，研為細末，揚撒於死者的住處，據說有「除污淨穢」的效果。

  總結而言，陰陽生主持的「出殃」儀式是一個社會界限與社會關係再生產的過程，在「煞氣」被清出死者房屋之前，始終對活著的人構成潛在的威脅，這時陰陽兩界的邊界並不分明，而經過陰陽生的空間儀式的控制之後，生者身後淨化過的空間使社區和家庭均重新獲得了安全感，也就是說世俗世界中的陰陽關係被重新加以界定。因此，中國的葬禮儀式集中處理的雖是死後靈魂與現世人類的關係問題，但是複雜煩瑣的空間控制技術對陰陽界限的分割，顯然服務的仍是現實活著的人們，使之不受死者靈魂的威脅。[14]另外，「出殃」儀式的成功舉行，其象徵意義是使死者家庭重新被社區的人們所接納，從而恢復自己正常的生活。換言之，死者家屬與社區的關係通過儀式重新得到了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