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安生模式」與民國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間的轉換[1]

  楊念群

  一、從警察空間到醫療空間：生死控制過程如何深化

  許多研究表明，近代中國城市空間自晚清以來發生了重要變化[2][3]。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警察系統對社區空間的監控有所加強，一般學者認為，武裝的官僚式警察的出現是與18世紀以來歐洲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相呼應的，工業化浪潮所造成的城市化結果，使歐洲城市的警察開始日益與傳統社區經常處於對峙狀態，對於警察而言，公共場所總是具有令人厭惡的特性，警察系統對流行文化的改造，逐步取代了社區組織的自治功能，從而影響了自19世紀以來社區文化的轉變。

  與歐洲的城市化過程相比較，有學者證明，中國城市警察力量無論是否經過工業化的洗禮，均是植根於人口集中的社會結果，大量密集的人口產生了城市日益增加的亞文化群，他們之間的潛在衝突導致了空間秩序按區域安排進行重組；當這種重組秩序占據了城市空間後，一系列的亞文化群和行動模式就會在空間中被分割開來，儘管空間秩序最初是自發形成的，警察功能的介入卻是政府積極運作的結果。[4]

  儘管如此，在作為晚清新政改革內容之一的新式警察創建過程中，社區傳統組織的功能仍一度占據著主導地位，以北京城為例，北京在「新政」前一直是個崇尚社會自我控制的城市，這種控制通過會館、貿易行會、水會及家庭來規範個人，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警察只是當罪犯威脅公共安全時才出面維持秩序。[5]所以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警察對社區空間的滲透與分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一些城市逐步引進了西方的衛生實驗區，卻使得城市生活的結構和內容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早在19世紀90年代，上海的外國租界就已意識到了公共衛生與政府作用的關係，開始依靠政府的力量加強所在地區的水源及食品供應等項目的檢測。上海現代醫療區域形成的最早契機是，傳教士發現每當霍亂襲來，在租界內的外國人（包括駐紮港口的軍隊）往往與中國人一樣難以抵擋，死亡率很高。所以他們逐漸開始建立起一套衛生勘察系統，如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在1863年出版的《上海衛生》一書中，就曾尋求建構一個完整的地方氣候學網絡，以便維護健康。上海不僅成為驗證歐洲「醫療氣候學」理論的一個實驗場，而且在租界人口中廣泛推行了疾病類型學（nosology）中衛生隔離區的概念。

  請記住𝘣𝘢𝘯𝘹𝘪𝘢𝘣𝘢.𝘤𝘰𝘮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一個更為典型的例子是，在1910年以後的東北防疫期間，哈爾濱自發現第一個瘟疫病人後，在兩個星期之內哈爾濱衛生行政機構就確立了一個觀察和隔離的區域，把全城劃分為八個衛生區（sanitary districts），在區域內迅速任命衛生官員，提供被傳染商品的破壞補償，準備用中文演講的小冊子，並從俄國邀請醫療救助。[6]這反映出西方醫療體系對中國傳統社區制度的滲透，已進入了所謂「制度化世界的殖民化」（institutional world is colonization）時期。20世紀20年代，北京在協和醫院的幫助下建立了第一個衛生示範區，示範區的建立不僅改變了中國城市基層人民的生活習慣和日常節奏，也促使其空間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本文的研究就準備集中於衛生示範區的建立對民國初年北京生死控制觀念和行為的實際影響上。

  北京城之所以有其獨特的魅力，並不僅僅在於它是數朝古都，更在於其擁有三百六十行的民俗風情點綴於大街小巷，操辦生死之事即是其中頗為繁忙的職業。傳統意義上的生死控制在相當程度上集中於接生婆和陰陽先生的手中：接生婆以個體的形式走街串巷，從事新生兒的接生工作；陰陽先生則通過特殊的技術確定葬儀舉行的空間和時間，並負責驗視死者的死因。在傳統社區的氛圍之中，出生與死亡都會導致特定時空中的儀式行為，這種行為無疑會給家庭和周邊社區的人群構成特殊的社會和文化壓力，而且這種壓力會持續發生變化，因為孕婦的每一聲苦痛的呼喊，新生兒的每一次呼吸，死者移靈的每一個步驟，都影響到周圍人的心理變化和行為選擇，進而從心理現象轉化為文化現象。而「接生婆」和「陰陽生」的作用就在於通過某種儀式把生死的自然過程整合進社區網絡之中，使之轉化為一種可以為眾人接受的社會程序。因為按照歷史社會學的論斷，孩子的出生是從母親身體中脫離出來，這是個十分脆弱的運動過程，極易給周圍的人造成持續的不安全感。馬林諾夫斯基就曾指出：在西方社會中，懷孕被視為一種有害的狀態，會「導致了正常社會生活的中斷」[7]；而死亡更被作為「社會秩序的褻瀆」（sacrilege against the social order）[8]，使常人唯恐避之不及。死亡不僅提醒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致命的一天，而且也提醒了我們社會制度與團體的脆弱性。可是也正因如此，死亡儀式也變成了創造新團體關係的機會。所以接生婆和陰陽生在傳統社區中充當的就不僅是某種專業技術人員的形象，而且具有重新協調社會秩序的功能。比如對於地方社會而言，接生婆並不僅僅是一個醫生的形象，而且是使新生兒具備生存合法性的儀式的主持和實施者，陰陽先生的工作也不僅僅是簡單地勘察風水，而是通過死亡儀式重新界定生者與死者的界限關係。

  本文的研究證明，20年代西方衛生實驗區在北京的建立比警察制度更有效地破壞了傳統社區中有關生死的控制形式和傳統觀念，從而使接生婆和陰陽先生原有的公共形象（a public image）與專業認同（a professional identity）之間發生了緊張和錯位。首先，在衛生示範區建立於原有社區之上後，「公共形象」優劣的權威標準不是由地方社會的傳統成員加以認定，而是由國家體制控制下的醫療程序加以認定，這樣就造成接生婆在原有社區內身份的變化。其次，接生婆和陰陽生原有的「專業認同」的儀式功能發生了轉換。「專業認同」不是由地方社區中的儀式界定所能壟斷的，而是國家通過醫療空間的控制，如衛生事務所網絡的建立來為接生婆的身份賦予新的內涵，這種內涵的依據即是現代醫學中的產科接生技術。同時，國家通過接生婆訓練班和「陰陽生取締章程」等措施不斷擴大現代醫療技術與傳統社區儀式之間的緊張關係，最終實現了國家權力對城市社會生活更為全面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