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28—1930年皇城城牆的「喘息之機」與「最後一劫」

  1928年國都南遷。北京易名北平，作為近代第一個市政府雛形的京都市政公所被正式取消。6月26日，國民黨中央任命何其鞏為「北平特別市」首任市長。直至1929年5月告病為止，何其鞏主政北平的近一年期間，拆毀皇牆的提議仍然時有出現[99]，但都被市政府有力否決，為剩下不足3公里的皇牆提供了「喘息之機」。不幸的是，自何其鞏卸任後的第5個月起，北面皇牆（主要為圖2中的①段）又被拆除了將近1公里[100]，遭受了民國階段的「最後一劫」。剩餘的1.9公里皇牆能夠留存至今，主要歸功於兩個因素：1.在何其鞏任期內進行的「北平文化遊歷區」建設，為20世紀30年代前期政府開始營造「文化北平」提供了一個好的開始[101]；2.民眾對皇城城牆價值認識方面，發生了重大轉變。

  

  1928年6月之前，京都市政公所雖然財政入不敷出且腐敗盛行，但依靠首都的政治中心地位，尚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繁榮。降格為地方城市之後，北平的經濟社會狀況轉向蕭條，不到半年的時間，就顯出「人口日減，商業日衰」的局面。[102]北平市民與地方人士反響甚為強烈，憑著覺醒的參政議政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積極配合政府一系列「繁榮北平」的規劃活動獻計獻策。[103]從當時的報紙與檔案來看，大多數參與者都著意於北平所擁有的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提出將北平建設為「文化中心」。[104]其中，最有代表性、影響也最大的，為北平市民朱輝向市政府上呈的《建設北平意見書》，提出將北平建設為「國故之中心、學術美術藝術中心、東方文化表現中心、交通運輸中心、陸地實業中心、觀光旅遊中心和國防中心」等7條，其中重要的一條便是「保存、利用舊建築物，維護其藝術美觀性」。[105]朱輝在關於市政建設的38條建議中，對之前市政公所拆毀城垣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即其無保存價值之舊建築，若無預定較善之改設計劃，須嚴厲禁止拆改。試觀軍閥時代，任意拆毀舊紫禁城牆、先農壇圍牆，迄未見有預定計劃之實行，前車可鑑，故拆改無保存價值之舊建築，須以有無較善之預定計劃為條件。」[106]

  市政府對朱輝的意見書做出了及時的反應，市府秘書第二科科長及秘書對各條意見分別做出簽注，何其鞏本人在回復的批語中特意指出，「從前軍閥時代，重在斂財，可謂毫無意識，現在要重視古蹟，不得無故拆卸」。同時，北平日漸增加的西方遊客數量也使民眾與當局意識到，發展旅遊業是「繁榮北平」切實有效的途徑。[107]1928年10月起，北平成為河北省省會（直至1930年10月），省政府向全社會徵集「繁榮北平市面計劃意見書」，曾擔任過京兆尹的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薛篤弼，提出將北平建為「東方文化遊覽中心」，立刻受到省、市政府的積極響應。[108]

  「文化」作為一種資源，在物質層面上最主要的表現，即帝都時期遺留下來的古建築遺存，北平的四重城牆顯然是極為重要的部分。但是，極力主張拆牆的勢力依然存在，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與之前市政公所督辦齊耀珊監守自盜、拆賣皇牆的劇情一樣，此時的工務局局長華南圭成了「毀牆派」的代表人物。1928年10月，華南圭向市府提議以修砌暗溝的方式整理御河，沿用市政公所的舊辦法，拆毀南面的菖蒲河、西長安門皇牆以取磚作為建築材料。[109]

  何其鞏立刻否決華南圭的提議。11月4日，市政府發布號令，要求工務局局長華南圭保護皇牆：「整理御河辦法一節，現經本府派員查勘覆稱，所擬修砌暗溝辦法，極為適當，惟拆除紅牆一層，不無窒礙等情。查菖蒲河及西長安門等處紅牆，建築壯麗，關係文化，未便拆除。」[110]11月7日，何其鞏又表態支持內政部部長薛篤弼和衛生局的提議，建立「北平文化遊歷區」，提出北平城牆作為「古物之薈萃」應得到保護。[111]

  華南圭作為北平市政的最高主官，此時依然不願與何其鞏的看法保持一致。11月9日，他再次以皇牆事宜向市府提案，事見當日新聞：「工務局長華南圭，因皇牆紅磚黃瓦帝制遺物，不但有惹起帝王思想之危害，且阻礙黨國主義之進行，擬改刷青白色以興青天白日之觀感，此事業經市政府批准，惟文物維護會曾有保護紅牆主張，尚須一度接洽，即可動工。」[112]

  華南圭提議將剩餘部分的皇牆一律刷成青白色，理由是「皇牆紅磚黃瓦（乃）帝制遺物」。市政府或許是為保持「政治正確性」，居然批准了這一提案；只有由臺靜農等學者組成的「北平文物維護會」堅決反對，使該計劃最終未能實施。[113]

  伴隨著「北平文化遊歷區」的規劃，市政府開始著力於在全社會進行風氣的引導。11月29日，何其鞏訓令北海委員會整頓北海公園。[114]11月30日，衛戍部下令保存天壇樹木，「甚恐將來古蹟日就湮沒」。[115]12月1日，市政府發布第31號布告，命令軍民「一體注意愛護一切古物古蹟，不得稍有拆毀」。[116]12月3日，作為對市府「保護古物」令的回應，工務局將內城新辟的兩條道路，「改於東西華門南面筒子河沿岸，迂迴穿過闕左門、闕右門」，減少對皇城的損害。[117]

  1928年年底至1929年年初，北平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保護北京文物古蹟的指令和規劃，使殘存的皇牆得到了有效的保護。1929年5月，何其鞏因病不再上班，回到安徽桐城養病，市長一職由張蔭梧接任。7月起，北平市工務局再次出現財政困難，許多市政建設和公共工程都陷於停頓。《大公報》對此發表「社評」，感慨即使是張作霖時代的市政公所也要勝於當前的工務局：「近日北平衰落之象日著，其尤顯而易見者為道路之敗壞，長此放任，殆將回復二十年前之舊觀！回念民國三四年間之繁華，固若隔世；即視張作霖時代沈瑞麟任市政督辦時，修治東西長安街及王府井大街之舉，亦不勝榮瘁異時之感！」[118]

  工務局利用北平市捉襟見肘的財政局面與輿論壓力，找到了拆毀剩餘皇牆的理由。1929年9月，工務局再次向市政府呈文申請，為改善北平環境而繼續整修大明濠北段，需使用皇牆城磚作為建築材料。新任市長張蔭梧考慮到市府財政的困難情況，訓令工務局儘快招標，「一切工作情形，悉照前市政公所原計劃辦理」。10月1日，大明濠北段暗溝整修再次開工，工務局與中標單位在工程攬單中註明「本工程所用磚料均系皇牆拆下舊磚」。但是，原市政公所1927年9月庫存的城磚就只剩下了170方（見表3），顯然不夠用，工務局明知此事實，可見已經做好了繼續拆用皇牆城磚的準備；僅僅半個月後，10月14日工務局再次向市政府呈文，報告「庫存皇城牆磚已經告罄」，為完成工程必須再拆北面地安門以西的皇牆385米，市政府很快批覆許可。[119]大明濠工程一直到1930年年底才完成，屆時西北角至西安門的皇牆（圖2中的①段）被徹底拆除[120]；工務局配合北平道路規劃，在拆掉北段城牆基礎上開闢了地安門西大街和地安門東大街。至此，民國年間北京皇牆遭受的損毀終於結束。1935年時，湯用彬感慨道：「皇城牆，民國後陸續拆除，今所存者，只天安門左右數十丈，中華門內左右各百餘丈耳。」[121]

  北平市工務局於1929年10月至1930年年底的拆牆行為，雖然在程度上遠不如京都市政公所在1921年至1927年的行為嚴重，但因為當時社會風氣日漸進步，「文化北平」概念深得民眾之心，所以給北平市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有些人在回憶中誤以為皇城城牆全是在這一時間段拆除的，如鄧雲鄉所言：

  皇城在三十年代初葉，袁良作市長時，大部都已拆除，但「東、西皇城根」的地名，卻保留到現在……當時皇城拆除後，大大便利了東西城的交通，但在西皇城根一帶，拆了牆的西面，還留下牆的東面，因為那面是石板房人家的院牆，而這面拆了一片磚後，又未修整，這樣便像狗牙一樣，差參不齊，難看極了。當時住在西皇城根，面牆而居，天天一出大門，就對著那一大溜破牆，不愉快的印象直到今天還很深。[122]

  引文中提到的「西皇城根一帶，拆了牆的西面，還留下牆的東面，因為那面是石板房人家的院牆」，其實是1921年6月協成公司拆西面皇牆時「因該牆一帶住戶與牆相連，請求留用」的一段。[123]

  所有皇城城門中，除東安門毀於1912年外，西安門於1950年12月1日毀於偶然火災，不久即被拆除；1951年為擴寬東、西長安街，原作為天安門拱衛門的「東三座門」和「西三座門」被拆除[124]；1952年8月，將天安門廣場向東、西擴展，同時也為使建國3周年閱兵式車隊可以無障礙行駛，長安左門、長安右門被同時拆除；地安門在1954年11月拆除完畢，部分建築材料移建天壇北門[125]；1958年8月，中央決議為迎接國慶10周年而大規模擴建天安門廣場，次年年初皇城最南端的中華門遭到拆除。[126]清代皇城的9座外城門，只倖存了天安門一座。至此，原先13公里長的皇牆只剩下了1900米的一小段，孤零零地屹立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