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便利交通」：1915—1921年皇城城牆的損毀之始

  像中國其他城市一樣，直到清末為止，北京沒有正式的市政管理機構。[32]從民國成立到1914年以前，事實上承擔北京城市管理職能的是內務部的京師警察廳。除管理城市變通、維持秩序、徵收捐稅、執行人口普查、提供公共醫療之外，京師警察廳還附設有一個街道清潔隊和一個公共工程建築隊；但人口增長與商業化所帶來的城市發展，使得警察力量逐漸無法承擔全部的市政管理責任。[33]

  1914年，被袁世凱新任命為內務總長的朱啟鈐倡議，建立一個有別於中央政府的市政機構，以領導北京的公共工程。[34]同年6月，在袁世凱支持下京都市政公所正式成立，朱啟鈐為首任市政督辦。該機構主要負責城市的總體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下設總務處置提調一職綜理全所事務，分設文書、登記、捐務、庶務四科，設主任辦事各員，其附屬機構包括工巡捐局、測繪專科、傳染病醫院、營造局、各公園事務所、工商改進會事務所和材料廠、工程隊等。[35]市政公所開辦初期，「市政草創，設施極簡」，並不能大規模開展各項市政工程，只是集中地進行一些重點項目作為示範和成績展示，「惟於開放舊京宮苑為公園遊覽之區，興建道路、修整城垣等，不顧當時物議，毅然為之」。[36]其中，公園開放運動的可操作性較強，進行得也比較順利。1914年，朱啟鈐創議將社稷壇改建為中央公園。為了解決建園所需的資金問題，市政公所又於1915年6月設立「中央公園管理局」。並成立公園董事會以吸納社會捐款，並利用從天安門兩側拆下的千步廊木料，最後「設園門於天安門之右，綺交脈注，綰轂四達」，並於1915年底正式向公眾開放。[37]1916年，先農壇又以同樣的方式被改建為城南公園。[38]

  而同樣重要的「興建道路」工作[39]，城牆的「障礙」成為市政公所要處理的棘手問題。這種情形體現在當時的市政布告裡：「海通以來，交通發展……民國肇興，五路聯絡，軌跡交馳……舊制大城之外有月牆，環月牆東西為荷包巷……擁擠阻塞，於市政交通尤多窒礙。」[40]北京市民要從鼓樓去趟前門，需繞開皇城奔西四、西單，南出宣武門，再順護城河往東至前門，路上要大半天的時間。事實上，在京都市政公所還未主事之前，皇城已經被無系統地開出了少量豁口，其中南垣的南池子、南長街豁口以及東垣的翠花胡同豁口辟於1912年；府右街豁口辟於1913年；北垣西的廠橋豁口辟於1914年[41]；為開通長安街，1912年12月，長安左門、右門的石門檻被拆除，1913年東、西三座門又被改建為紅牆、黃琉璃瓦歇山頂的新式三孔券門。[42]

  1915年，市政公所正式提出「皇城地處宮禁，前清時僅東、西華門及地安門三面許人通行，而東西遼遠，城闕阻閡，殊感不便」。[43]同年，內外城的瓮城遭到拆除，天安門廣場的開放使東單到西單的長安街全部貫通，結束了500多年東西城之間繞行中華門前棋盤街的歷史。1917年，市政公所為解決交通穿牆問題，使「居住地安門內外者，可由此兩路直達前門，不必再繞行東、西安門」，仿東、西三座門的式樣，將天安門兩側皇牆上的兩處不規則缺口整修為紅牆黃琉璃瓦木梳背式三孔券門，並打通南北池子大街、南北長街兩條貫通南北的道路。[44]

  1916年起，市政公所為改善交通，有計劃地在皇牆上增闢了大量豁口（詳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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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1916—1918年皇牆新開豁口

  前期的皇牆豁口工程不僅比較節制，而且體現對傳統的尊重。以1919年祥順木廠承包的「漢花園皇城豁子工程」為例，皇牆被豁開六丈四尺，中留馬路三丈，兩旁人行道各預留九尺，最兩側各建8尺寬的柱子，上覆琉璃瓦，做出城門的效果。[45]1920年4月至9月，新開五龍亭、石板房、南鑼鼓巷、大甜水井等四處豁口也是採取類似的方案。[46]1923年後，由於時局動盪，市政公所的工作也開始變得混亂無序。10月，市政公所在三道橋和康家胡同之間再開豁口，其動機是應東方報社的要求，為其正對皇牆而建的辦公用房提供交通上的便利；該工程完成後，皇牆東垣南段密集地出現了至少7個豁口，1924年4月，市政公所索性將東方報社豁口到大甜水井豁口中間殘存的皇牆也拆除了。[47]

  需要注意，市政公所在1924年前以「便利交通」為名進行的豁口開闢和城門改造，並未對皇牆造成致命的損毀。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工程大多經過科學的測量和路線設計，增闢的豁口在建築形式上也表現出對傳統的尊重。以朱啟鈐組織的兩條「不穿越皇城」的有軌電車路線為例，從天橋向北，經過的內城城牆一律不開豁口，而是從半截開洞，其區別在於門洞上面的牆體還是連著的；電車進入內城之後，秉著「不把交通引進皇城內部」的指導思想，設計的線路是經過天安門的三座門以外。從東至北新橋，往西至西直門。朱啟鈐的這種做法充分體現了保護皇牆的原則和技術措施，曾得到遜位清朝的大力讚賞。[48]

  1924年11月，市政公所毅然決定「將皇城垣東北西三面完全拆毀」，理由依然是「以便京都市交通，益增便利」。[49]這一點頗令人費解：市政公所「以便利交通」的目的，既然已經由1924年前的一系列皇牆豁口與門洞增闢工程得到了實現，此時如何又能以「以便京都市交通」之名義將其「完全拆毀」呢？換言之，市政公所大規模拆除皇牆的理由並不具有說服力。

  到1930年年底，皇牆最終被嚴重損毀。1950年北京市民陳國慶給市政部門去信討論「北京城要拆除嗎」，對皇城的存在時間竟用「古時」來表述：「紫禁城外為皇城，古時尚有舊皇城一道，皇城而外謂內城，外城是最外的一道城牆……」[50]只不過經歷了20年，皇牆在部分北京市民的印象中，似乎已成了湮沒已久的「古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