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2024-08-14 21:50:13
作者： 黃興濤
中國首都公共空間的變化是驚人的。從1914年到1926年這12年的時間裡，差不多以前全部的御花園和皇家廟宇都向公眾開放了。一位近代西方作家寫道「以前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優哉游哉的場所如今變成了普通市民的桃園仙境」[65]。
對於公共領域的研究，本文與其他研究成果在兩方面有重要的不同。其一，本文研究的是公共領域的地域方面，即公共空間。通過對北京私有皇家園林及廟宇轉變為公園之進程的研究，我們已經發現帝王領域的收縮和公共領域的發展。其二，我不是將公共領域的擴展歸因於正式國家權威之作用的削弱，而是試圖表明國家和地方精英在北京的公園運動中皆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事實上，公共空間成為一個備受政府和地方精英關注和爭奪的領域。一方面，當地政府機構「京都市政公所」倡議和實施了北京城的中央公園和其他公園工程，並發動了卓有成效的公園宣傳運動以增強公園對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另一方面，當地商人和銀行家承擔了這些公園財政負擔的大部分，並對公園進行了成功的管理，即使是在軍閥連年混戰的動亂年代也是如此。這樣，政府力量和民間力量的共同作用才使公共空間的變遷成為可能，並為近代北京城市環境的改善做出了貢獻。
20世紀初出現於北京的公園是在西方經驗的感召下誕生的。公園，這個現代的概念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從西方和日本引入中國的。在那之前，中國缺乏類似於西方公共空間那樣的場所。當然，如果我們就准入而言來定義公共空間，那麼傳統的廟會確實給北京人提供了有限的公共空間。但是廟會與公園這兩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前者是私有而後者是集體擁有（如民國政府）。換句話說，正是這個「公共」運動才把屬於帝國統治者的私人空間轉變成屬於民國政府，或進一步說屬於人民的現代公園。
與西方的類似空間一樣，北京的公園提供了舒適宜人的自然美景，從而與北京城擁擠的環境形成鮮明的對比。不過，北京的公園是在前皇家園林和廟宇的基礎上建設起來的，這些皇室樂園的修建不僅著眼於建築等級秩序，也著眼於自然風光，以至於從18世紀初開始，它們就對歐洲風景優美的花園和公園的出現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實際上，中國皇家花園的設計對西方的影響是巨大的，以至於歐洲的一種「中國式園林」在很長的時間裡都占據統治地位。所以，雖然20世紀初北京修建的近代公園毫無疑問標誌著消滅封建等級，提倡人民共享的轉變，但是在其設計上可能並沒有徹底的革新，因而與歐式自然風光的傳統也並非是不相配的。
儘管如此，中國的公園還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中國公園成為政府和民間團體競相爭奪的公共空間。一方面，中國公園為公眾參與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革提供了公共空間。經常在新創立的公共空間舉行的群眾集會強化了城市人民要求參與制定國家政策的政治呼聲，表達了他們對主權共和國民主理念的執著追求，這在封建帝制時代是聞所未聞的。另一方面，在公園裡，政府通過免費展覽、圖書閱覽和格言亭等形式來推進其改革方案，強調公園的教育功能。政府改革派開展了一場又一場的公共衛生、道德教育和掃盲運動，希望通過公園中新型娛樂和休閒形式的大眾化，剷除不良的社會習俗，如賭博和賣淫嫖娼等。
毫無疑問，假如沒有城市居民生活的相應變化，空間的變遷仍是毫無意義的。然而我們已經看到城市中產階級是如何積極通過經常光顧新建的公園，參加由公園管理機構制定的計劃和所實施的各種教育、娛樂活動而接受了大眾公共空間的理想。當然，需強調指出的是，那些從這些活動中受益的大多數人都是來自中上層階級。事實上，北京的公園是富人、城市知識分子、舊式文人、留洋回來的學生以及政府官員們的樂園。從這個角度講，公園運動對20世紀早期北京的社會影響是非常有限的。儘管政治理想主義者表達了開放從前封建帝王禁地的願望，儘管政府鼓吹「公民權力」，儘管有一些給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是許多城市居民仍然不能去遊覽並非那麼公共的「公園」。中國公園運動未能成功地為各個階層的人民服務，因此它自然無法與西方的公園運動相比，這再一次暴露了社會變革的不徹底性，使近代中國歷史上本應更加輝煌偉大、更富有革命精神的空間變遷蒙上了一層黯淡的色彩。
[1] 英文本原載Modern China，24，No.3（1998）。本文選自劉海岩主編：《城市史研究》第23輯，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2] 冉玫爍（Rankin，Mary B.）：《中國的精英活動與政治變遷：浙江省，1865—1911年》（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s，1865—1911），史丹福大學，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86。
[3] 羅威廉（Rowe，William T.）：《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1796—1889年》（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史丹福大學，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84年；《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與社區，1796—1895年》（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史丹福大學，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89。
[4] 戴維·斯特蘭德（Strand，David）：《北京的人力車：19世紀20年代城市人民與政治》（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9。
[5] 關於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的討論，見蒂莫西·布魯克（Brook，Timothy）、麥可·弗洛里克（B.Michael Frolic）：《中國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in China）.Armonk，紐約，M.E.Sharpe 出版社；以及《專題討論會：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1993）。
[6] 南希·莎茨曼·斯坦哈特（Steinhardt，Nancy Shatzman）：《中國皇城的規劃》（Chineselmperial City Planning），火奴魯魯，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90。芮沃壽（Wright，Arthur F.）：《中國城市宇宙論》（The cosmology of Chinese City），33～73頁，載於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史丹福大學，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77。傑弗里·梅爾（Meyer，Jeffrey F.）：《天安門之龍：聖城北京》（The Dragons of Tiananmen：Beijing as a Sacred City），哥倫比亞，南卡羅來納州大學出版社，1991。詹姆斯·葛斯（Geiss，James）：《明代的北京，1368—1644年》（Peking under the Ming，1368—1644），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論文，1979。
[7] 吉爾伯特·羅茲曼（Rozman，Gilbert）：《清代中國和德川時期日本的城市網絡》（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73頁，新澤西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3。
[8] 日壇面積較大，位於東側城牆外；月壇面積較小，位於對面西側。天壇位於城南，以北京城的中軸線為軸而與先農壇相對稱，兩者彼此交相輝映。地壇位於北側城牆外，與天壇南北相對。當人們在城內和城外活動時便可以經常地想起日月天地。
[9] 鄧雲鄉：《魯迅與北京風土》，124～125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10] 清朝年間，陶然亭周圍也成了巨大的公墓，特別是那些過客和窮人的公墓。那裡的土地便宜，不妨礙道路，因此適合用來做墓地。而且，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大量平民的死亡，也對這個地方有了更多的需求，就是說，這是一塊可以安葬他們的墓地。
[11] 韓書瑞（Naquin，Susan）等主編：《香客與中國的拜神之地》（Pilgrims and SacredSites in China），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2。
[12] 戴維·舒勒（Shuyler，David）：《新的城市風貌：19世紀美國城市類型的再闡釋》（The New Urbar Landscape：The Redefinition of City 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66頁，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86。
[13] 羅伊·羅森茨韋格（Rosenzweig，Roy）、伊莉莎白·布萊克瑪（Blackmar，Elizabeth）：《公園與人民：中央公園史》（The Park and the People：A History of Central Park），紐約州依薩卡，康乃爾大學出版社，1992。
[14] 吉爾登·克蘭茨（Cranz，Gilden）：《公園設計的政治：美國城市公園的歷史》（The Politics of Park Design：A History of Urban Parks in America），坎布里奇，哈佛大學出版社，1982。
[15] 愛德華·塞登斯蒂克（Seidensticker，Edward）：《低城高城：從江戶到地震時期的東京》（Low City，High City：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122頁，坎布里奇，哈佛大學出版社，1983。
[16] 矢崎武夫（Yazaki，Takeo）：《日本的社會變化和城市》（Social Change and the City in Japan），紐約，日本出版社，1968。
[17] 起源於中國古漢語而又以不同的含義重新引入近代中國的日本文字語言被引用作為「歸還的象形外來詞」。見劉禾（Liu，Lydia H.）：《語言學轉換實踐：文學，國粹和翻譯的現代化——中國，1900～1937年》（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加州斯坦福，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95。
[18] 明朝年間，尤其在繁榮的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區，居住在那裡的士紳們通過挖掘池塘、堆砌怪石、建造亭台樓閣和假山而精心裝飾自己的地產。換句話說，他們建成了所謂的古典中國園林。然而，所有這些園林皆屬私人所有，公園的概念尚不存在。克萊格·克倫那斯（Clunas，Graig）：《豐富的遺址：中國明朝的園林文化》（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杜克大學出版社，1996；漢德林·史密斯（Handlin Smith，J.）：《齊保家社交世界中的園林：晚明江南的財富與價值》（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載於《亞洲研究雜誌》，1992，51（1），55～81頁。
[19] 《巡警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509-388，1909—1911。
[20] 《巡警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509-388，1909—1911。
[21] 《巡警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509-388，1909—1911。
[22] 清政府拒絕市政會議提出的在內城兩個著名的廟宇上修建市場的提議。雖然市場是以歌劇院和百貨商店為特色，並承諾要活躍這個地方的氣氛，給公眾提供娛樂，但是清政府堅決禁止在城內進行任何商業活動，尤其是當那已意味著對他們封建皇室空間的蠶食。《巡警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509-388，1909—1911。
[23] 是否創建公園的辯論直到清朝的衰亡才又重新開始。自治組織再次在公共空間開放的運動中起了帶頭作用。1912年，以士紳為主的市政會議請求內務部將前帝國的天壇和先農壇改為公園。但是，提議被擱置，得到的答覆是，「共和國現在才剛剛建立。政府還未決定是保持還是廢棄在這些祭壇舉行典禮。現在請求將這些地方劃歸地方使用還為時過早」。《巡警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4271，1909—1911。
[24] 希尼·甘博（Gamble，Sidney D.）：《北京：社會概覽》（Peking：A Social Survey），237頁，紐約，喬治·多蘭出版社，1921。
[25] 例如，1907年番國喀什噶爾的特使到北京朝拜時，他們請求進入萬牲園參觀，他們聽到的引人入勝的描繪是「聽說園裡滿是富麗堂皇的西方建築，並有世間所有活著之生物，實乃全世界的一大奇蹟」。《巡警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509-388，1909—1911。
[26] 鄧雲鄉：《魯迅與北京風土》，114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27] 《市政通告》，1914（2），9～10頁。
[28] 《市政通告》，1914，（5），1～2頁。
[29] 羅伊·羅森茨韋格（Rosenzweig，Roy）、伊莉莎白·布萊克瑪（Blackmar，Elizabeth）：《公園與人民：中央公園史》（The Park and the People：A History of Central Park），紐約州依薩卡，康乃爾大學出版社，1992。
[30] 朱啟鈐：《中央公園建制記》，1925年，載湯用彬：《舊都文物略》，58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31] 北平市中山公園管理委員會：《北京市中山公園事務報告書》，3～4頁，1936。
[32] 京都市政公所：《京都市政匯覽》，187頁，北京，京華印書局，1919。
[33] 在中央公園開放後不久，市政府便表明了為居住在遠離市中心的居民開闢更多公園的意願，《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5887，1912—1928。
[34] 《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5887，1912—1928。
[35] 《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4272，1912—1928。
[36] 《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5879，1912—1928。
[37] 莊士敦（Johnston，Reginald Fleming）：《紫禁城的暮色》（Twilight in Forbidden City），紐約，Appleton-Century-Crofts出版社，1934。
[38] 《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1905，1912—1928。
[39] 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局：《北京名勝古蹟詞典》，7～9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40] 《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5894，1912—1928。
[41] 余綮昌：《故都變遷紀略》，「自序」，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42] 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後宮紀事：朱啟鈐先生生平紀事》，12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43] 20世紀20年代，當中央公園聲名鵲起時，管理機構為處理各種各樣的政府機構和慈善機構對公園的使用請求而感到左右為難。這是私營機構不願意做的。為找到可行的解決辦法，執行委員會懇求政府接管中央公園的管理。「年收入十萬銀元對於財政拮据的政府可是一筆不小的收入。而且城南公園、海王村公園和被提議的三海都納入內務部管理，中央公園又何嘗不可呢？」但是，內務部卻不準備對中央公園負責（見《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4274，1912—1928）。
[44] 希尼·甘博（Gamble，Sidney D.）：《北京：社會概覽》（Peking：A Social Survey），237頁，紐約，喬治·多蘭出版社，1921。
[45] 魏開肇、陳文良、李學文：《北京名園趣聞》，138頁，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4。
[46] 《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3330，1001-3295，1001-3310，1001-3309，1001-3296，1001-3289，1001-3290，1001-3287，1001-3298，1912—1928。
[47] 《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4279，1912—1928。
[48] 董玥（pong，Yue）：《現實回憶：1911～1937年民國北京的轉型》（Memories of the Present：The Vicissitudes of Transition in Republican Beijing，1911～1937），聖地亞哥加州大學博士論文，1996。
[49] 鄧雲鄉：《魯迅與北京風土》，91～93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50] 雷齊虹（Lynn，Jermyn Chi-Hung）：《北京人的社會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n Peking），61頁，北京，中國書店，1928。
[51] 希尼·甘博（Gamble，Sidney D.）：《北京：社會概覽》（Peking：A Social Survey），237頁，紐約，喬治·多蘭出版社，1921。
[52] 鄧雲鄉：《魯迅與北京風土》，95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53] 程為坤（Cheng，Weikun）：《民族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和小都市人：20世紀初北京、天津婦女形象的變化》（Nationalists，Feminists and Petty Urbanites：The Changing Image of Wome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 and Tianjin），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論文，1996。
[54] 《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5874，1912—1928。
[55] 譚其驤：《一草一木總是情》，載《讀書》，1992（7），23～31頁。
[56] 李大釗：《北京市民應該要求的新生活》，載《新生活》，1919（5），15頁。
[57] 《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4274，1912—1928。
[58] 《內務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檔號：1001-4270，1912—1928。
[59] 京兆公園管理委員會：《京兆公園紀事》，6～7頁，北京，1925。
[60] 《市政通告》，北京，1917～1918年卷，1頁。
[61] 京都市政公所：《京都市政匯覽》，184～185頁，北京，京華印書局，1919。
[62] 北平市中山公園管理委員會：《北京市中山公園事務報告書》，17頁，北京，1936。
[63] 北平市中山公園管理委員：《北京市中山公園事務報告書》，180～195頁，北京，1936。
[64] 雷齊虹（Lynn，Jermyn Chi-Hung）：《北京人的社會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n Peking），61～62頁，北京，中國書店，1928。
[65] 朱莉特·布雷登（Bredon Juliet）：《北京：主要古蹟的歷史性和隱秘的描述》（Peking：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39頁，上海，別發印書房（Kelly & Walsh），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