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前期北京皇城城牆拆毀研究（1915—1930）[1]

  賈長寶

  北京城有著3000餘年的建城史和800餘年的建都史，「其地承前啟後，源遠流長」[2]，自金貞元元年（1153）起，先後有金、元、明、清四朝定都於此。自元代營建元大都起，北京就形成了三重城垣的基本格局。此後經歷明永樂年間重修紫禁城和嘉靖年間復修外城，使北京城形成了明確而完整的凸字形、四重城垣的結構，即俗語所說的「內九外七皇城四」，一直延續到清代至民國，甚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皇城作為「民不得出入」的禁垣，承擔了苑囿、祭祀、宗廟等皇家服務功能，是紫禁城到內外城的過渡，作為皇城邊界的紅牆自然也有重要的歷史和人文價值。皇城城牆（以下稱「皇牆」）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1417），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共歷3次增築，總長約13公里[3]，2003年測量僅存1900米[4]，其中絕大部分的損毀發生於1930年之前。

  在北京城豐富的文化遺產中，城牆很早便引起學者的關注。清中後期，就開始有學者關注城牆的變遷，並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如《日下舊聞考》（1788）、《宸垣識略》（1876）、《（光緒）順天府志》（1886），民國時期陳宗蕃所著《燕都叢考》（1930），原北平市政府秘書處編《舊都文物略》（1935），以及朱偰所著《北京的宮闕圖說》（1938）等，對北京皇牆不同歷史時期的遭遇和狀況都有記錄和討論。《舊都文物略》前言有云：「紀故都事物，勒為專書者，亡慮數十百種……或疆域過廣，如《順天府志》之類記載遍京兆二十餘都邑；或過狹，如《燕都叢考》之類，僅及市內坊巷。至於《日下舊聞考》《宸垣識略》等書，例較近矣，然而成書皆在近數十年以前，玉步已更，河山非舊，一切情態變遷實多。」[5]此番感慨雖有編者附會編纂緣由之嫌，但某種程度上也是實情：關於「舊都事物」的傳統研究雖然書目繁多，但研究某一對象如皇牆的專著卻尚付闕如；傳統著作的描述在時間上跨有兩三百年之久，所記沿革雖細，卻缺乏必要的討論。

  1924年4月，瑞典人奧斯伍爾德·喜仁龍所著《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在巴黎出版，後經侯仁之於倫敦購得並引入國內。[6]喜仁龍一書分「概述、內城和外城」三個部分，對皇牆卻忽略未提。近些年國內發表的研究成果中，以皇牆為專題的仍寥寥無幾。王國華《北京城牆存廢記》「匯集的關於城垣的史料，只限於北京的內外城垣，至於皇城、紫禁城的情況一般並未涉及」。賀善徽《北京的舊「皇城」》、劉鵬《北京的城垣》和劉建斌《皇城春秋》，對皇牆進行了一些淺顯的事實描述。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謝敏聰在其專著中，用較大篇幅討論了皇牆的歷史變遷。史明正從近代化轉型的角度研究市政管理機構對北京城的改造和建設，其中也涉及對皇牆拆除的討論。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李燮平、常欣對明清檔案文獻中對皇城規制、尺度的記載做了詳細的統計和討論，並從皇牆拓展、皇城制度改變的角度，提出了自己關於明清皇城沿革的觀點。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少兵從民國北京城身份的改變、軍閥胡亂施政和市民意識覺醒的角度，對皇牆受到的損毀和保護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九三學社的劉北北結合實地調研，對皇牆的歷史、現狀和保護進行了討論。[7]本文主要依據民國市政檔案、報刊文章、政府公告等一手材料，對民國時期北京皇牆遭受破壞的過程和原因進行考證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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