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間和城市社會

  20世紀初期北京的公園在改變城市環境和市民生活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北京的近代公園逐漸發展成為集娛樂、運動、教育、商業、文化、社會和政治活動於一體的多功能環境。這樣又會有助於在公園影響下的新的城市文化的發展。

  第一個明顯變化是在政治領域。1911年以前，北京尚不存在公共空間，政治家們通常在其家中或者是僅有的幾個可供使用的公共場所（餐館和妓院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舉行秘密會議。公園的創建明顯地改變了這種情形。公共空間為市民提供了一個大規模集會以表達他們民主思想的場所。如1915年，一天之內便有30多萬北京人到中央公園參加公眾集會，抗議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二十一條」和北洋政府的妥協政策[44]。1925年，大約700000人在中央公園出席哀悼孫中山的儀式，他的遺體就安放在公園中一個大廳里。三年後，大廳與公園一起更名為中山堂和中山公園[45]。

  天安門廣場這一新的公共空間也成為政治集會的另一焦點。五四運動期間，學生們在天安門前開闊的空地上舉行了許多次群眾示威。這個廣場（比今日的天安門廣場小得多），也僅僅是在幾年以前才向公眾開放的。1925年，廣場在五卅運動期間（抗議日本商人槍殺中國工人的運動）再次成為政治鬥爭的聚焦點。「一二·九」運動（另一抗日運動）也是於1935年自同一地點發起。最後，在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升起五星紅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社會主義中國，擴建的天安門廣場，作為大規模提倡民主運動的發源地，變成人們更為關注的公共空間。誰都沒有料到，像天安門這樣的公共空間會成為如此受歡迎的群眾政治參與的場所，以致促進了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遷。

  20世紀10—20年代，各種各樣的獨立組織（自治團體）、專業法團和會館在中國不斷興起。在袁世凱短暫的獨裁後的十年中，民間市民團體的活動無論在廣泛性和多元性上都是20世紀其他時期無法比擬的。從1917年到1926年，數百個官方批准的獨立社會團體在中國的首都迅速成長。[46]。這些提倡道德、教育、男女平等、慈善、互助、宗教、運動、學術和文化的機構都發現新近建立的公園為他們宣傳其宗旨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地方。如20世紀20年代初，在專款幫助下幾所婦女和技術學校在北海和中央公園建立。許多慈善機構也經常在公園為中國遭受洪災和旱災的省份的災民募集賑濟款。[47]總之，北京的公園為思想的傳播和市民的動員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開放論壇。

  公園也為商務活動提供了場所。近代的北京，公園逐漸取代傳統的廟市成為受城市居民歡迎的集會場所。原是廟集的許多地方都變成了公園。這種變化附帶著西式百貨商店的出現，如東安市場和新世界廣場便成為理想的購物場所，人們在那兒可以買到從古到今，從國產到進口的各種各樣的商品。隨著新市場內餐廳和茶館的設置，那裡也成為少數中產階級城市居民的集會地。此外受人們歡迎的還有西式劇院。與傳統的嘈雜、露天、戶外的舞台相比，西式劇院講究的舞台、燈光和舒適的座位，更為市民所喜愛。儘管大眾仍然更喜歡地方戲劇表演，但是他們如今可以在近代化的劇院裡而不必在傳統的廟會上欣賞這些演出了。廟會失去其貿易與娛樂雙重功能，自然是逐漸衰微，儘管它們沒完全的消失。新的民間市集在民國初期便已發展，最為有名的就是位於外城天橋附近的市集。在那裡，工人階級家庭的集中和電車的出現，都對該地獨特的商業區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48]

  北京的近代公園在滿足人們對購物、休閒娛樂和消遣需要上，與近代百貨商店和劇院展開了激烈競爭。那些御花園和祭壇的古建築如今被改造成了電影院、紀念品商店、餐廳、茶館等。公園裡的那些露天場所則變為裝備有鞦韆和旋轉木馬的遊樂場。公園還為體育愛好者配備了溜冰場、網球場和小高爾夫球場。在公園所有的娛樂設施中，茶館最受人們歡迎，其原因主要是北京居民對茶和茶館數百年的鐘愛。當位於北京鬧市區的中央公園和北海公園先後開放後，那裡的茶館便替代了已經廣受歡迎多年的許多商業市場上的茶館（即使東安市場的茶館也是如此）。[49]在夏季，戶外茶桌從大清早一直擺到夜裡十點多。古老柏樹的綠蔭，人造大理石鋪面的茶桌，茶桌四周還有藤椅環繞，對於玩累和走累的游者們來說是極具吸引力的。如遇婚禮或者茶話會一類的特殊社會事件，幾張桌子拼在一起就能容納許多人。

  有些北京居民每日必往公園一游，有些是在周末定期遊玩，還有一些人則只在特殊的場合，如婚禮、葬禮或者周年紀念日才光顧公園。一位受過美國教育的中國官員雷齊虹回憶說，人們只需20文錢即可進入中央公園。[50]甘博在1918年和1919年的調查結果表明，儘管要買門票，夏天仍是每天有4000到5000人到公園遊玩，冬天每日也有一二百人。如遇節日或重大慶典，公園進出通常免費。[51]在這些日子，常常有逾萬人匯集到中央公園60英畝的土地上。

  城市知識分子尤其喜愛新的公園，對公園所特有的詩情畫意欣賞備至。他們經常在公園舉行茶會和思想交流會。而且，公園僻靜的角落為那些喜愛在幽靜的氛圍中從事思維活動的文人們提供了靈感的源泉。正是在中央公園的一張茶桌上，魯迅完成了他的一部俄羅斯小說的翻譯工作。[52]

  婦女也是遊客中的常客。當市民婦女宣布走出戶外同男子們一起參加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時，公園給她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場所。城市社會也開始改變，因為傳統的對待婦女的態度正受到攻擊。[53]像大學裡開始試行男女同校一樣，公園也就成為婦女能在戶外出現的一個重要的公共領域，雖然通常要由他們的家庭成員陪伴。然而在公共場所談情說愛還是會引起文化保守人士的蹙眉，北京早期的近代公園也因此在混合異性遊客的過程中開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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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的外國人亦為公園所吸引。外城的天壇公園是他們最喜歡的地方。西方的外交官和商人經常在下午某個適當的時候就去北京城最大的公園野餐或同其家庭及朋友一起賞玩。實際上，挪威駐中國大使米歇列（J.Michelet）非常喜愛天壇公園以至於他自願為修復公園裡的一條主要道路捐助資金[54]。

  通常，這些新公園還主要吸引中產階級。說確切些，中產階級遊客也由於其身份不同而聚集於不同的地區。例如，在中央公園，西方人喜歡在一家叫「金石林」的西式咖啡館聚會；城市知識分子則選擇一處名為「長美軒」的地方特色快餐館；舊式文人則愛去傳統茶館「春明館」。年老的顧客喜愛喝茶聊天，而年輕人更喜歡新近從西方引入中國的蘇打水和冰淇淋。[55]

  儘管如此，那些新建立的公共空間也並未促成新的階級融合。最重要的障礙便是門票，它極大地阻止了城市裡大量的工人階級（幾乎占城市的80%的人口）常去公園。門票價格從20文到1銀元不等，這通常是城市工人無法承受的（20世紀初期，工人的平均日收入僅為40文錢）。而在西方，幾乎所有的公園都由政府提供資金，中國公園在那個時期卻主要依靠私人捐助、稅收和門票收入。雖然公園在我們研究的整個時期都是面向公眾的非營利機構，而且人們也不斷要求廢止收門票，但門票政策卻繼續施行。[56]除了經濟考慮之外，如實行免費公園還會吸引乞丐、無家可歸者和其他不受歡迎的人，公園管理者生怕這樣會失去中產階級的贊助而極力避之。因此，儘管思想上經歷了從皇家特權到普通人權的改變，儘管近代政府不斷提倡發展，但現實是一大批下層人民仍舊排除在新建立的城市公共空間之外。簡而言之，這種失敗使得這些公園至少不是完全「公共的」。

  除了提供一大批娛樂設施之外，改革者也強調公園的教育價值並且經常把它們作為社會控制的方法。政府使用這些新近開放的公共空間提升其改良主義的進程。在許多公園都可以看到政府機構活動的影子。例如，財政部在中央公園擺桌子，號召城市居民購買政府公債。買公債，如一副儒家腔調的GG所講，有益於國家（即大家）和家庭（即小家）。[57]此外在公園，教育部辦了一所公立圖書館；司法部則搞了一個勞改產品展覽會；內務部還舉辦了公眾健康展覽會。這些教育設施每日都吸引了大批的遊客。

  中央公園圖書館開放於1916年，是中國第一批公立圖書館之一。在其建立以前，北京僅有兩個公立圖書館。這兩個公立圖書館是在晚清新政改革中建立的，但其地理位置不易於普通民眾接近。但是，中央公園圖書館卻既有寬敞的閱覽室，又方便進入。這所圖書館由教育部捐贈並受其管理。[58]由於北京城大多數居民仍然是文盲，所以圖書館的讀者大都是學者、學生和其他受過教育的人。雖然如此，圖書館的宗旨是向所有能夠使用它的人敞開大門，使這所圖書館不同於許多私人圖書館，因為後者的藏品僅供一些特定的精英人物使用。

  有時，北京城裡公園的教育活動開展得較極端，接近於教條式的灌輸。例如，在京兆公園所建的格言亭就是為了向遊客灌輸「正當的行為規範」。箴言既有勸告年輕人忍受感情挫折的勸誡，也有勸人行為要良好、要培養能為社會所接受的倫理道德的說教，甚至還有對西方的最新科學發現的普及宣傳。這些五顏六色的格言亭大多位於公園大門附近和公園小道兩側，反映了社會改革者們試圖利用新創造的公共空間在市民中培育對新的世界觀的認同情感[59]。

  勞改產品的長期展銷是1919年開始由司法部主持的。在中央公園公共圖書館附近建造了一座用傳統的琉璃瓦加頂，約有7間房子大小的展館，用來展示由北京第一監獄和第二監獄的囚犯製造的手工藝品。展出和銷售勞改產品的目的是向社會表明新生的共和國監獄體制的拯救罪人功能。同時，它也代表了正統的儒家對「人能棄惡從善，痛改前非」的能力的信任。公園是進行這種展覽的適宜場所，因為普通大眾一般對了解從前對所有人構成威脅的罪犯能改邪歸正，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有濃厚的興趣。顯而易見，通過向遊客出售廉價的勞改產品，司法部也希望有所贏利，以助於彌補管理中國監獄所必需的支出，因為政府的撥款常常是不敷所需的。

  促進公眾健康始終是北京的公園運動的一個主要特點。市政府在市政公報里反覆申明公園對城市居民的精神和身體健康的重要性。一篇評論文章寫道：「其論都市公園之功效，直稱之為『都市之肺腑』。蓋以市民之賴有公共園林，猶之吾人之賴有肺腑，藉以呼吸空氣而得免於窒息也。」[60]從而，公眾健康的重要性也就幾乎在所有的公園章程中得以說明。例如，中央公園的任務便是「為公眾健康服務，促進高尚娛樂，並維持善良社會風俗」[61]。1917年，內務部在中央公園建立了公共衛生知識展覽廳。這一長期性展覽的目的是，通過展示醫學標本、解剖圖和其他能夠促進公眾對健康問題之認識的東西，在城市居民間傳播關於公共衛生的科學知識。[62]由京都市政公所公共衛生處負責的這一展覽在公園正常開放時間內免費供人參觀。它每天都吸引了大批的遊客。

  像瘟疫一樣困擾20世紀初期中國的戰爭和政治動亂，當然也會阻礙公園運動的發展。例如，1920年在北京市中心一帶爆發的戰事，使中央公園的門票銷售同1919年相比下降了35%（即從28000銀元下降到18000銀元）。[63]安全的缺乏和政治不穩定無疑使一些遊客不願意對城市公園解囊相助。

  但是，公園運動即使在這種惡劣的政治環境裡亦有驚人的表現。公園的修建仍能如期進行，因為很多公園的管理機構獨立於地方政府進行管理。一位同時代社會工作者評論道：「由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的銀行家、律師和社會各界著名人士組成的董事會不斷向公園工程捐贈巨款，並將此當作一種善舉，他們的活動獨立於政治角逐，因此，雖然歷經無數的革命和政變，中央公園始終能自主決策並不斷取得進步。」[64]總之，社會精英幫助公園建設取得成功；而公園作為回報，對20世紀初期北京的社會轉型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