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間的創造

  1914年，民國政府受到西方市政管理經驗的鼓舞建立了京都市政公所，而它的建立也啟動了一場有力地改善城市物質環境的運動。市政公所的建立和掌權反映出了塑造20世紀早期中國社會更強大的力量。在政治方面，如芮瑪麗和羅威廉已指出的，太平天國後的重建引發的分權給晚清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人口的增加和商業的發展加速了中國城市發展的步伐，然而軟弱的政府所造成的權力真空卻被士紳集團以公共事業的名義而填充。不過，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政府就試圖通過地方政府機構改革來重新集權。作為中央政府的臂膀，市政機構有效地控制了以往被士紳和商人壟斷的地方事務，從而逆轉了從19世紀中葉開始的一個由非官僚功能替代勢力漸弱的中央政府控制和管理市政事務的趨勢。

  在社會層面，市政公所吸納了很多進步改革者，包括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科技官僚和新式軍官的願望。在中國和西方近代學校接受過教育的改革者更多關心的是給人們創造很好的生活福利設施的新都市，而不是保留傳統規劃秩序。與他們的前輩相比，他們似乎更易接受新想法，了解更多的西方技術和城市規劃，並且更多地接觸他們所管轄的人民。創建公共公園成為市政公所最優先考慮的事情之一。1914年，城市官員發起了這項公共運動。隨後的幾年中，市政公所的正式出版物《市政通告》成為為建立公眾空間搖旗吶喊的一個重要論壇。這份兩周一期的刊物發表文章，對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和其他外國城市的公園進行系統的介紹。更為重要的是，《市政通告》還發表社論，致力於促進公眾對北京城建設公園的意識和渴望。其中一篇文章開宗明義地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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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國通例，每七天要休息一天，為休息的定期。每一城市，大小必有一兩處公園，為休息的定所，以此來活潑精神，操練身體。我們中國人，從前不得這個訣竅，把藏休息游四個字丟在一邊。……但是通都大邑，沒有個正當的遊玩地處，因而鬧得多數男子，都趨於吃喝嫖賭的道兒上去……

  設立公園，便是改變不良社會的一種好法子。「公園」二字，普通解作公家花園，其實並非花園，因為中國舊日的花園，是一種奢侈的建築品，可以看作是不急之務，除是富貴人家，真有閒錢，真有開心，可以講究到此，若是普通人連衣食住都顧不上，豈能還講究什麼蓋花園子？[27]

  作為政府的代言人，這篇社論試圖傳達以下幾條信息。首先，近代的政府將公園和近代化與社會進步相提並論。既然公園是近代城市所特有的產物，那麼中國也應該有公園。通過攻擊陳舊的社會風俗，它試圖創立公眾對城市的認同和歸屬感，這是開化和前瞻的表現。其次，政府負有保護人民之健康和道德的責任，建設公共空間是一條改革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途徑。

  在巴黎（1917年），全數公園之面積已達十一萬英畝（每英畝合中國六畝）；倫敦有公園十八，運動園三十九，其廣袤達三千八百英畝；柏林市內公園面積現達七十英畝，此外尚有兒童的運動園。夫以各國都市土地價值之昂貴，幾乎寸土皆金，乃不惜留此缺地，闢為公園，誠以公共園林之設置能改變人們的不良行為，提高人們教養和城市美德和市政的美德，顧不視為娛樂之端也？[28]

  最後，社論面向的是不同的讀者。雖然文章所使用的語言是口語化的，但普通居民很少能讀到《市政通告》，而且普通居民對創立公園也幾乎無所助益。因此，這篇文章實際上面向的是精英型讀者，這些讀者出於道德責任感和改革城市的需要，要求建立公園。也正是這一批城市社會精英對管理和資助北京的公園扮演著重要角色。

  京都市政公所在發動了大規模的公共宣傳活動之後，迅速擬好了具體方案和進行可行性研究。然而，當真的開始進行創立公園的宏偉工程時，京都市政公所卻遇到了兩大困難：土地短缺和資金匱乏。首先，由於北京作為首都已數百年之久，房地產業已經飽和。城牆之內沒有大得足夠建造公園的空地。當然，這並不是說北京城內再也沒有開闊空間和綠樹蔥蔭之地。從前封建王朝的祭壇和園林，例如，社稷壇和天壇，便在城內最優良的地理位置擁有大片的土地。位於北京城中心的社稷壇占地約360畝（60英畝），位於城外的天壇占地更多達500英畝。隨著封建王朝的崩潰，這些地方變得雜草蔓延，髒亂不堪。正是在這一情況下，市政公所迫於尋找空間建造公園的迫切壓力，才開始考慮將從前這些神聖的地方改造成公園。

  這一轉變似乎既具有政治價值，又具有經濟價值。從政治上而言，京都市政公所與從前由封建政府成立的那些處理城市事務的機構有顯著的不同。這個政府機構擔負著改造舊的城市面貌從而改善人民生活的責任。作為北京歷史遺蹟的皇家園林和廟宇應該讓位於人民對公共空間的迫切需要。通過將私人園林改造為公共空間，民國政府表明了它與封建帝國舊時代決裂的決心和關心人民疾苦的承諾。無論如何，如今的中國已是一個年輕的共和國了，市政公所的官員們力爭抓住這個機遇向世界表明，他們是為人民權利而執著追求，熱誠代表公眾利益的社會改革派。

  從經濟上考慮，將前祭壇和皇家園林改造為公園也是划算的。它們中的大多數已經具備樹木花草和樓閣亭台等可以作為公園的設施。將這些空間改建為供公共使用的公園可以借用已有的資源，而不必從零開始建設。由於這一原因，在社稷壇基礎上建設北京中央公園要比紐約市中央公園的建設節省相當多的錢。因為在紐約，市政府要從私人房地產投機商手中購買土地，修建各種建築，修建大草坪，挖掘和灌注人工湖泊，等等。[29]然而，北京政府卻避免了這種開創性投資的大部分。

  對於市政公所如此強烈的節約意識，我們絲毫不應該感到吃驚。在20世紀初葉，缺乏資金是北京進行公共工程建設的最大障礙。市政公所有兩大資金來源：一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撥款，二是市政稅收。後者主要來自向店鋪、交通車輛、劇院、妓女和妓院、財產的出售和轉讓等徵收的稅款以及私人使用城市財產所繳納的租金。中國在當時沒有個人所得稅。這一稅收體制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為了最有效地使用已有的資金，市政府必須做出某些選擇。在資金方面得到優先考慮的公共建築是清掃街道、收集垃圾、鋪設和拓寬道路、修葺和維護北京城建於明朝的溝渠。由於修建公園不直接與公眾健康和福利相關，自然無法與上述工程爭資金。例如，主張修建中央公園的提議者就不得不面對嚴重的資金短缺。對這一工程的細緻描述能夠表明京都市政公所是如何轉向民間求助從而克服這一困難的。

  社稷壇是最初幾個被考慮改造為公園的地方之一。將社稷壇開放以供公眾參觀遊覽的主意是由當時的交通總長朱啟鈐提出來的。1913年，當北京的許多地方仍然向普通百姓關閉的時候，朱有機會在一個特殊的場合進入了社稷壇。儘管社稷壇看起來孤獨荒涼，但是它那於明初社稷壇建立時栽種的參天古柏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同樣重要的是，社稷壇位於北京城的中心，是一塊風水寶地，城內居民前往遊覽比較方便。到這時，紫禁城裡的行政部門已經向公眾開放了；朱認為到紫禁城的參觀者當然也想參觀社稷壇，所以將其關閉，是對其美景的浪費。1914年（民國三年），作為京都市政公所督辦兼內務總長的朱啟鈐主持了創建後來名為「中央公園」的準備工作。

  單靠京都市政公所本身無法為建築中央公園提供充足的資金。北洋政府也以財政緊張為由拒絕提供資助。為了籌措資金，京都市政公所決定讓城市居民分擔部分費用。1915年6月，市政公所成立了「中央公園管理局」，根據其組織章程，北京居民或暫居北京的人只要每年捐贈50元大洋便可以成為中央公園管理局董事會的一名成員。法人捐贈至少是500元。由34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由董事會挑選產生，任期一年，可以連任。捐款被視為慈善行為，不應圖利潤回報。主要由北京城的著名政要人物和與工商界以及政府有關係的社會名流構成的捐款隊伍，紛紛捐款資助這一公共工程，從而提升自己的公眾形象。在不到6個月的時間裡便籌集到了4萬餘元。徐世昌、張勳、黎元洪和朱啟鈐等高居個人捐款最多的名單之首，每人捐款在1000元至1500元。捐贈的公司法人包括交通部、財政部、中國銀行和京師華商電燈公司。當地商人的捐款占了50元到100元的捐款者的大多數。[31]

  在經選舉產生的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下，中央公園工程開始了。雖然中央公園管理局名義上是一個獨立的實體，但是它必須向京都市政公所匯報工程進度和活動。市政公所還規定，管理局不能拆除或翻修公園任何的古代建築。市政公所宣稱，公園內建築是屬於政府的財產。最後，市政公所制定了門票價格以及場地租賃費率，從而防止任何制定非法或不公平價格而損害公眾利益的企圖[32]。

  中央公園於1914年10月10日向公眾開放。它在市政公所的監督之下由非官方的市民和商人聯合體直接管理，是北京有史以來的第一個近代公園。為了參觀者的方便起見（因為人們不願從紫禁城內部進入公園），一座新門便修建在富強街（長安街的前身）上。公園內種植了花草樹木，修建了假山，鋪設了大路小徑；開設了餐廳茶館；運動場、撞球廳、射藝室都也投入了營運。原有大殿改造為教育部中央圖書館閱覽室和內務部衛生知識展覽室。幾座新的大樓也修建起來了，大樓裡面有一個餐廳，一個茶館，一個健身房，一個種花的溫室和中央公園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為了降低成本，他們使用了天安門外邊被拆除的千步廊的材料和來自圓明園廢墟的著名的太湖石做成的支柱。中央公園成為城市居民放鬆自己，欣賞自然風景，彼此交流和接受教育的公共場所。

  隨著中央公園的竣工，市政公所又開闢了幾所公園，為城市居民提供娛樂空間。[33]其中位於北京城南緣的城南公園開放於1917年，城外的天壇公園開放於1918年，以北城外地壇為基礎的京兆公園開闢於1925年。著名的頤和園也於20世紀20年代末期躋身公園之列。

  開闢城南公園是市政公所企圖彌補外城公園的缺乏，使之成為光顧香廠模範商業市區的人們休閒娛樂的場所。建在先農壇北面一塊政府空地上的城南公園於1917年向居民開放。一年後，城南公園合併了它的鄰居——1913年內務部建造的農事實驗場。合併後的公園在城外為遊客提供了充足的新鮮空氣、綠色的空間和一個類似鄉村的環境。像中央公園一樣，隨著本地商人蜂擁地從政府那裡租賃公園土地，經營茶館、中西式餐廳、電影院、圖書館、運動場、溜冰場、藝術博物館甚至小動物園，使新公園成了一個多功能的娛樂場所。對於生活在城外的人們來說，城南公園是他們經常參觀遊玩的好去處。對於市政府來說，公園的開設可使政府每年從門票收入和土地租金中獲得超過8000銀元的收入。[34]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不久，著名的中南海（皇城三海中的兩個）成為國家政府的駐地。1913年，士紳領導的市政會議試圖在皇城三海之一的北海建立一個公園，卻沒有成功。1922年，市政公所將北海對公眾開放。北海公園幾倍於中央公園的大小，是市區內最大的公共空間。像中央公園一樣，北海公園也是由市政公所選舉的執行委員會直接管理的。[35]

  位於東北側城牆外的地壇，是1530年建造的，供明朝皇帝向地神祈禱和獻祭。然而，到清末年間，這個曾經神聖的地方已經喪失了它原先大部分的莊嚴。多年來官方的疏忽和駐紮在附近的士兵的濫用使那裡變成了一片荒地。由於地壇坐落在市區外邊，超出了市政公所的管轄範圍。1925年，京兆尹（以前的順天府）決定把地壇改成京兆公園。財政部批准撥付了18000銀元，再加上其他公眾和私人的募捐，這個公園的修建在三個月內就完成了。京兆尹選舉了一個由地方士紳組成的執行委員會負責經營公園，從而建成了北京城引以為自豪的第一個體育場、公共圖書館，和北京唯一的主題公園——世界園。[36]

  頤和園（它在1888年重建以前被稱為「清漪園」）是所有御花園中最大的花園，它是早期民國中央政府指定的清皇室的永久居住地。由於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不願離開紫禁城而搬到頤和園去，因此頤和園被閒置了多年。早在1914年，清皇室內務府（內務府負責退位皇帝的生活等事務）向公眾開放頤和園，收取門票費。1924年溥儀的家庭教師莊士敦被任命為頤和園的總經理，此後他採取租賃財產、收取入園費以及出售位於北京西郊昆明湖的魚等措施籌集資金以翻新、修復頤和園內的建築。他還經營了一家旅館、一個茶館、一個照相館和一家蘇打水廠（採集附近玉泉山的泉水進行生產）。以資助皇室每日的費用開銷。[37]溥儀被驅逐出北京以後，政府沒收了頤和園，並且把它變成了一個公園。公園的門票是1銀元；20%的門票收入被負責北京市郊的地方行政機構——步軍統領衙門用來維修道路。[38]然而它偏遠的地理位置和昂貴的票價，使普通人無法經常光顧，即便是這樣外國遊客還是顯示了對參觀頤和園的極大興趣。

  公共空間的開放不是很輕易實現的。儘管清政府已不再掌權，但是清皇室仍然不遺餘力地阻止將從前那些禁止的領域轉換為公園。最能說明這場公共空間爭奪戰的可能就是太廟之爭了。太廟是帝國皇權最後的堡壘，位於天安門的東邊，和社稷壇形成完美的對稱。它是清朝順治皇帝為紀念其皇室祖先於1648年建造的。在清朝，滿族統治者繼承了中華民族「尊重上蒼，崇敬祖先」的禮制。1644年，清朝的開國之父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墓碑就被從滿洲奉天遷到了太廟。即使在1911年清王朝倒台之後，清皇室也和民國政府之間達成協議，即民國政府保證供奉他們祖先的太廟的地位不會發生變化。協議承諾只要末代皇帝溥儀還居住在紫禁城，太廟仍將是他的私人財產，但是協議不允許他舉行盛大的祭祖活動[39]。

  然而在接下來的若干年間，兩次事件促成了太廟向公園的轉變。一是1924年溥儀被軍閥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另一件是內務部對太廟的接管。公眾也開始要求政府使用這個歷史遺址。例如，一名叫潘子厚的地方商人，計劃在太廟附近租10英畝空地，建造一個現代遊樂園。儘管他反覆地遊說，引用西方國家的例子和講述公園對公眾娛樂、道德培養和公共教育的好處，但是政府仍以其提議不適合這個地區的文化氛圍而拒絕了他的請求。相反，政府開放了太廟供公眾參觀。清朝皇族憤怒了，他們宣稱「太廟不同於其他地方，太廟裡安放的是我們列祖列宗的靈位。太廟一旦開放給遊客，無疑會受到褻瀆」。然而，政府的答覆是不妥協。「自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北京所有的祭壇都已向公眾開放了。太廟不應該作為禁區成為一個例外。然而為了表示對前封建帝國皇室的禮貌，我們已給予進入限制，即僅僅准許中國士紳和外國參觀者進入。」政府接著斥責了代表清朝皇室的代理機構。「皇室行政辦公室是一個既非正式、也非合法的組織，你們直接向政府詢問是非常不適當的。內務部將不會再從你處接受信函」。[40]

  除了來自前封建皇室的強大抵制以外，還有另外兩個抵制創建公園的因素。一個來自保守派，他們這些20世紀早期的人，卻保持著19世紀的頭腦，他們為從前皇家權力榮耀的一去不返而痛心疾首。他們根本不能容忍政府在前皇家祭壇或園林的遺址上修建公園，他們無法分享公園帶給普通百姓的快樂。例如，余綮昌便使用「廢」一詞來描述公園運動中的革命性事件。余綮昌於光緒年間生於北京，曾經在清政府擔任要職。在他看來有兩大災難摧毀了歷史悠久的京城，一是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二是辛亥革命。他宣稱在自己的成年時代，他目睹了本來「美麗雄偉」的京城經歷了「從繁榮而衰落至頹廢」的變遷。[41]雖然支持將皇室改為公共空間的言論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反對這一運動的言論，但是在那些認為北京城的精髓在於這些地方的神聖不可侵犯的人來看，修建公園是一場不小的災難。

  另一反對力量來自建築專家，他們宣稱要保留這些歷史遺蹟。他們反對將前皇家祭壇和園林改造為公園的做法，因為任何變更都將削弱這些地方的歷史價值。他們建議不應該將這些地方改建公園，而應將其整體變成博物館，這樣公眾既可參觀它們，又可保留這些歷史遺蹟。「保留派」僅取得了有限的勝利。雖然他們未能阻止將大多數皇家祭壇和園林改造為公園，他們卻成功地說服北洋政府將紫禁城作為博物館保留下來。早在1913年，內務部長朱啟鈐就與清皇室內務府商談過對紫禁城行政管理部門實行國有化。從而，清皇室被迫放棄了紫禁城的很大一部分，紫禁城也第一次向公眾開放了。1924年溥儀被趕出紫禁城之後，紫禁城完全變成了博物館。直到今天，這座重要的歷史遺蹟幾乎從未發生過任何重大改變。

  20世紀早期的公園創建運動也充滿了內部問題。例如，中央公園管理局指控涉及此公園修建的前官員的貪污腐敗事件。據朱啟鈐自己說，他被控「放棄古老的規矩，侵吞公有財產」，為他自己修建豪宅。[42]1923年，董事會向內務部提交一封信，控告朱啟鈐和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侵吞公有財產。他們還被指控對中央公園每年10萬元的收入使用不當，犯有財政瀆職之過。信中聲稱，由於朱和吳的權力和影響，這些違反規定的行為一直被允許繼續下去。在1920年直系軍閥和皖系軍閥之間發生戰爭期間，對他們的指控一直沒有停止。吳逃到天津避難，但在他走之前，安排了自己的人來監督中央公園。吳所安排的人，結果卻是一些利用公共經費貪婪斂取財物的惡棍，他們將公園變成了一個罪犯的匿身處，賭博和其他邪惡的接收地。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公園管理委員會感到它沒有權力剷除政府內的腐敗。[43]雖然內務部的調查沒有發現這兩人的犯罪證據，但是貪污指控卻暴露了這個私人與官方共同的管理方式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即享有特權的政府官員的權力往往大於管理局內的民間成員，從而引發了公園管理階層內部的不滿和積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