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的起源

  公園指的是人們都能去休閒和娛樂的地方，這一概念是純粹西方化、近代化的。西方的公園是為了娛樂，教育，或者是為了保護和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他們通常由城市、州或者國家政府建立和管理。直到18和19世紀共和政體誕生，工業化開始之後，公共空間才開始在西方出現。歐洲公園開放運動開始於1830年，19世紀中葉傳到美國。美國公園開放運動是對日益惡化的城市環境的反應，並在認識到公共空間和娛樂空間對促進公共衛生的重要性的情況下興起的。公園的發展也與形成中的民主共和思想有關，這一運動反映了新興政體決心改變普通人民舊的思維和舊的道德意識的追求[12]。在歐洲如同在中國一樣，大多數公園最初僅限於王室成員使用。但是至19世紀40—50年代，許多公園已經開放，供各個階層的人民自由享用。在美國，創立公園是對房地產業的飛速發展和對格狀城市對土地侵占進行限制的舉動。由弗雷德里·勞爾·奧姆斯特德和卡爾弗特·沃克斯於19世紀50年代設計的紐約中央公園的開放為雄心勃勃的公園開放運動樹立了一個模式，這一運動前後持續了一個多世紀[13]。

  歐洲和美國的公園經歷了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的公園強調天然的美景和田園風光，因此迥異於以僵直單調的線與角為特徵的城市環境。這樣的公園由大片的草地、樹木、河流和湖泊組成，從而構成一幅賞心悅目的自然畫卷，與擁擠的城市環境形成鮮明的對比。大自然的美景提供一個相對寧靜的氛圍，有助於人們進行靜思和放鬆。公園運動的第二個階段開始於1900年前不久，其結果是遊樂場、體育館、體育場、網球場和其他體育設施大舉侵占了原來為寧靜的休憩地而設計的公園場地。這一體育運動和自然風景相結合的結果是對城市公園和娛樂體系的新認識：公園既保留了風景式園林的價值，又滿足了人們對運動場地的大大擴展了的需求[14]。

  日本在將西方經驗傳輸給中國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明治時期的市鎮規劃中，公園被提升到顯示近代文明和開化的地位。東京的第一個公園——上野公園，是在西方的影響下於1873年建立的，這樣「東京也能『正視』世界其他各國的首都了，因為它也宣告有了公園」[15]。在隨後的幾年裡，東京又開放了四個以上的公園。當東京還沒有幾處可供人們消遣娛樂的去處時，在城市裡創建一個僅僅只為休閒娛樂的場所就是一種創新的想法。在1868年倒幕運動中燒毀的寺廟的廢墟上擴建的上野公園擁有城市第一個藝術博物館、動物園及電車，和著名的觀賞櫻花的佳地[16]。這種在公園裡給人們同時提供教育和娛樂設施的日本方式，對20世紀初的中國公園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在公園起源的語言上也能體現出來。儘管漢字「公園」在古漢語詞彙中早已經出現，但它實際上是指官家花園或政府所屬土地，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西方作為公共空間的公園的概念。但是，在日本明治時期，古漢字「公園」被日本人用來借譯近代歐洲術語「公園」。然後，大約在19世紀末，公園這一術語又採用日本人的解釋並遵循西方公園體制被重新引進近代中國[17]。公園因此變得不同於古漢語和近代中國所用的術語「園林」。公園表示公共所有權和公共進入，而園林則意味著帝國或私人的財產，這在中國有著漫長而錯綜複雜的歷史[18]。

  清末，提倡在北京創建公共空間的努力遭到了封建帝國政府的強烈反對。1906年，內城市政公議會（地方士紳商人組織）的成員，提議用白銀20萬兩在內城的什剎海建造一個公園。他們還計劃在什剎海景區修建藝術館、圖書館、博物館和體育中心，以便遊客在享受大自然美景的同時也能受到教育。為了進一步證明這次行動的正確性，他們舉例說歐洲和美國的大城市都已經建成了公園以促進休閒、娛樂和公眾的健康。「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但是北京城卻沒有公共公園。如果我們不提倡創建公共公園，那麼她將會成為一個可怕的地方，同時也會為外國人所嘲笑」。[19]

  甚至地方警察廳也支持在什剎海建公園的工程。「在日本和西方國家，公園的建造通常由地方政府或者商人投資，它被視為地方管理的一部分。由於北京城並未真正存在公園，我們歡迎並鼓勵商人主動投入和參與這項工程」。[20]但是，地方警察無權批准這個項目，因為什剎海是在帝國利益最終監護者——奉宸苑的管轄範圍內。代表地方精英的警察廳遞交的請願書在等了很久之後才得到奉宸苑的答覆，也就不足為奇了。那些打著帝國利益至高無上旗號的朝廷官員堅持說在什剎海修建公園會降低下游三海應有的水位。「皇太后和皇上乘坐的遊艇必須航行在暢流無險的水域裡」。[21]而且，那些朝廷官員們還聲稱，如果在什剎海建公園，那麼皇城內的北海與公園就僅有一牆之隔。總之，奉宸苑通過使用保護帝國財產不受市民社會侵占的代理權有效地阻止了這一計劃[22]。

  在晚清帝國的領域裡創建公共空間的私人行動的失敗證明了城市公眾要打破帝國空間是多麼的困難，以及那些帝國統治者是怎樣想方設法保護他們的特權。總的說來，地方精英試圖建立公園的嘗試以失敗告終。即使士紳集體在市政會議上辯論說修建公園是立憲改革時期自治的產物，市民社會的普遍利益也仍然被忽視。這樣看來似乎只有經帝國的批准才有可能將帝國的空間轉換為公共所用[23]。

  實際上，在清末，創造公共空間是採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北京公園的先驅是1906年皇太后慈禧親自慷慨恩賜的一個動物園。西直門外西北面的樂善園，是在運河上連接城牆的一個小型皇家遊樂場，也是西山著名的皇家勝地。往返於圓明園時，帝王及其扈從就在此休息。樂善園作為清初修建的皇家勝地，已在1860年被英法聯軍連同圓明園及其周圍的花園宮殿一起毀滅。光緒年間慈禧太后用白銀250萬兩再造這座皇家花園並作為禮物送給滿族親王三貝子。因此，該花園也以三貝子花園而著稱。但是這位滿族親王認為這座花園用途不大，因為它遠離城市中心。因而，這座花園大多數時間是空曠荒涼的。

  1906年，作為新政改革的一部分，清政府派遣一個朝廷官員代表團出國考察「洋務」。代表團從德國帶回各種各樣的珍奇動物，包括獅子、老虎、斑馬、獵豹和大象。慈禧把這些動物豢養在皇家花園的東區，並命名為萬牲園。雖然先前的清朝皇帝已經在圓明園和圓明園東邊的皇家花園暢春園圈養動物，但都不及萬牲園規模宏大。萬牲園因此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動物園。兩年後，即1908年，官方允許動物園向公眾開放。門票收費成年人每人16文制錢，兒童8文。每天自上午9點至晚上10點開放，每周開放7天。動物園平時每天吸引大約200名遊客，星期天時則多達400人[24]。前往動物園一游成為城市居民們的舉家大事。居住在全城各地的大人小孩常常前來動物園，一玩兒就是一整天。動物園也是許多外地遊客所鍾愛的地方[25]。一定程度上，動物園是北京第一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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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而易見，動物園和後來的公園的區別是它有動物供展覽，這也的確是它具有特殊魅力的原因所在。雖然萬牲園在規模上根本無法與其後繼者即今日的北京動物園相比，但它畢竟為遊客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娛樂方式。它不僅對孩子們，而且對成年人同樣具有吸引力。例如，由兩位據說身高兩米的巨人負責在公園門口收門票，讓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這些看門人的角色類似於小丑或者在西方的遊樂園的卡通形象：即為了吸引遊客。展出的動物包括長頸鹿、河馬、犀牛和大熊貓，這些都是北京市民們以前所從未見過的。有一隻鸚鵡能吆喝「賣報！賣報！」或者大叫「混蛋！混蛋！」，據說最為參觀動物園的遊客所喜愛。[26]

  清朝末年這一將前皇家花園改造為公園的舉措其意義不可低估。雖然現在無法找到記錄動物園的組織、資金來源及成立中國第一個動物園背後的其他動因的資料，但毋庸置疑的是，只有清政府才有權力將皇家花園改造為對公眾開放的公園。由出國使團帶回的動物最初主要是送給慈禧太后的禮物，然而亦極有可能的是使團人員對西方動物園的經營哲學和管理方法有了一定的認識。例如，1899年紐約創建的布朗克斯動物園便收集了各種動物，並將其展出以供公眾娛樂觀賞。東京的上野動物園也有類似的安排。這些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經驗措施或許影響了清政府也在北京建立一個動物園的決策。假如說這一行動是清政府深思熟慮的舉措，旨在允許公眾使用皇室財產，或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而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近代公園開放運動，未免有點誇大事實，但我們似乎應該可以將北京動物園的開放視為朝著那一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或視為即將出世的近代公園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