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副產品：外僑

  北京長期作為帝制統治核心的京城所在地，常出於權力分配或妥協的政治考量，而孕育出某些特權階級；其既依附政權之起而興，也隨政權之落而衰。清代的旗人在民國之後的迅速沒落，即見證政權/政治對特權階級經濟與消費生活的深遠影響。[192]北京旗人到故都時期，更多淪為貧戶或無業游民，做著如人力車夫這類出賣勞力、提供服務的苦工。[193]相對地，另一群身份特別的北京住民——外國人——則屬近代中國與國際社會互動的產物，在20世紀之後逐漸成為北京城中另一群特殊階級。北京的外國人與旗人，同屬特定時空下的政治副產品，不過二者一洋一中，一新一舊，且在民國時期一起一落，適成鮮明對比。雖然民國時期的北京數千名外僑人數，與前清眾多旗人數量完全無法相提並論，這群生活習慣與消費形態有別於華人的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人士，確實刺激北京城市消費產生新風貌，且在遷都後，仍繼續扮演「量少質精」的重要消費者與新式娛樂消費的催生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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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從東交民巷說起

  近代北京雖然不像上海、天津與廣州等開埠都市，在清末因戰敗而被迫劃定租界供外人居住，卻存在特殊的使館區，即赫赫有名的東交民巷。東交民巷最初在元代稱為江米巷，為介於正陽門以東、崇文門以西，南到正陽門與崇文門之間的城牆根，北邊達東長安街。到明代，這兒成了各國朝貢外人、國內少數民族、各地商人與學生聚集之處，其名也衍變成「東交民巷」，意指各民族交流之處。[194]經過明清兩代，東交民巷逐漸成為中外人士雜居，國家衙署（包括工部、翰林院、詹事府等）、皇室宮府（如肅王府、鎮國公府）、大臣住宅（如大學士徐桐住處）與外國使館共處的特殊地區。[195]大致而言，19世紀60年代之前，東交民巷尚屬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友好往來的處所。但在19世紀60年代英法聯軍借修訂條約之名義進攻北京後，英法強據東交民巷中原屬皇族的王府，其後，美、日、比、德與俄國，也分別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在東交民巷設立使館。東交民巷的外國勢力不斷擴張，各國使館區皆設有數十名武裝衛兵。[196]

  到19與20世紀之交，由民間自發、其後卻受慈禧太后縱容的義和團，在直隸、山西等省份恣意屠殺基督徒，並於1900年6月中旬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由英、法、德、美、日、俄、意、奧八國組成的聯軍，於該年8月攻占北京城，雙方的對峙與爭戰，在北京造成大規模的燒殺破壞。[197]聯軍在1900年12月10日設立「管理北京委員會」，由各國分區占領北京城，長達近一年之久。[198]

  1901年9月，清政府與英、美、俄、日、法、德、意、奧、比、西、荷十一國簽訂《辛丑和約》，第七款同意在天安門的東南開闢「各使館境界」，「以為專與住用之處，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199]東交民巷成了外人獨占的使館界，北京的國中之國，類似其他商埠都市的公共租界。[200]該處成立使館界事務公署，由值年外交使團公使主持一切。各國在其中駐紮軍隊、設置炮台，並辟有練兵場，與足、籃、棒球場。[201]

  圖10 東交民巷館界圖[202]

  民國肇建後，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1866—1925），極力反對將首都建於北京，理由之一即北京若為民國首都，「而東交民巷乃有大炮數尊，安置於各要隘，殊與國體大有損辱。」[203]換言之，東交民巷這樣的國恥，不應存在於一國之都。當1928年建都之爭再起時，吳稚暉也曾以同樣的說法，回敬主張國都續留北京的馮玉祥，讓馮氏啞口無言。[204]東交民巷使館區成立後，各國陸續將區內之地，租給洋商經營，外商銀行、洋行、工廠、飯店、教堂、醫院、學校、俱樂部、郵電局、通訊社等設施，逐漸林立。這些均屬自由營業的機構，到30年代中期時，達九十餘家，既提供各使館大使、參贊、代辦、武官、秘書、隨員及其家屬子女的生活與消費需求，也連帶刺激更多外人來此發展，使北京城外僑數目漸增。[205]不只居住在東交民巷的外僑可謂特權階級，就連專門服務他們的百餘名洋車夫，也屬于洋車夫中的特殊階級。他們的洋車須在該區內的巡捕局登記，領有牌照，稱為牌車，車身顏色與一般拉中國客人的車色不同。[206]這些專門伺候洋人的車夫們，得會說或聽點英語，有時還順便充當外僑的導遊。[207]

  除了東交民巷之外，另有些僑民散居在城郊各區，其中以東城的內一區最多。1912年時，京師內、外城已有外僑三百六十八戶，共九百三十五人，分屬美、德、法、英、俄、瑞典等十六個國家。[208]1917年時，全城約有一千五百二十四名外僑，以日僑為數最多，約占40%，其次為美、英、德等國人。[209]當南京國民政府先在1927年成立，後於1928年夏確立定都南京後，列強見大勢已定，先後承認南京國府政權，各國使館也相繼南遷，使東交民巷成為沒有使節入駐的地區，形同特殊的公共租界，仍由外國控制。[210]此後的北平外僑人數，除1929年略降之外，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表1 北平外僑戶口統計表（1928—1946）[211]

  由表1可知，故都北平時期的外僑，從兩千多人緩慢增加到五千多人。該市的僑民來源眾多，除了原先駐節北京的各邦交國之人民外，還來自希臘、丹麥、瑞典、瑞士、捷克、芬蘭、波蘭、挪威、葡萄牙、土耳其、匈牙利、塞爾維亞等歐洲國家，巴西、秘魯等美洲國家，以及印度、越南、朝鮮等亞洲國家。[212]根據《晨報》於1933年9月的相關報導，旅平的外僑來自三十一個國家，人口最多者為日本、美國、朝鮮與英國，其餘各國都不到百戶。[213]

  至於北京外僑的職業，在國府遷都前，主要為使館人員及其眷屬、商人、傳教士與研究人員。[214]遷都後各國使館逐漸撤離，相關人員隨同南行，北平外僑的職業身份更形多元。1935年的北平公安局戶口調查顯示，外僑中無業者最多，占全市外僑人口約33%，其次為「其他」占32.3%，再其次為「自由職業」，占10.8%，從商者則有4.6%。[215]官方統計顯示的無業者，或許是外僑眷屬，因此有無職業與其消費能力並不成正比。至於「其他」與「自由職業」兩類，征諸其他史料，應廣泛包括傳教士與各種專業人員（如醫師、獸醫、教員、理髮師、舞者、裁縫）等。[216]此外，故都北平時期學校林立，文化薈萃，在該市從事學術教育與新聞傳媒事業者也不少。[217]

  綜合上述，可歸結外僑在故都北平社會的幾項特色：首先，整體人數較民初時更多，且呈陸續增加之勢。其次，就職業而言，故都階段的外僑，不像國都時期集中從事外交或傳教等工作，而朝各行各業發展。再者，從國籍觀之，故都階段仍以日本僑民人數最多；此種現象到30年代中期，愈為明顯。基本上，旅平外僑，尤其是白人與日朝僑民，因中國與其祖國的不平等條約關係，以及30年代後日本在華北勢力日益高漲，一般在中國享有較高的身份地位。[218]不少外僑在北平的政、商、醫、學術，外交界有其勢力與影響力，儼然故都北平的新特權階級。1933年，北平市籌備自治委員會向內政部呈請繁榮北平計劃提案書，其中包括建設北平為「良好住宅區」，倡言讓北平：

  做成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區，自庚子以來，各國僑民雜居已成事實，萬難強令遷出。與其無法律之默認，以致捐稅、保護、防查種種問題無從解決，何如制定條例，於此試行雜居，以為將來收回租界，撤消領事裁判權之模範。北平氣候適宜，醫術完備，生活程度並不過高，若道路改良，保衛周到，則各國人民之來居北平者，將日見其增益也。[219]

  當時主政的市長周大文，對此一建議不甚認同；他向內政部回覆：「查中外雜居一節，事關對外條例，司法改良，絕非制定一紙條例，即可了事。且各國僑民寓此者，類為經營商業，其數要不能格外增加。至其他各界人民，即使道路改良，保衛周到，超越倫敦巴黎，謂其能不遠萬里，舍其本國，來此僑寓，恐萬無此事。此項所陳，未能達於事情。」[220]周大文對吸引外僑的計劃不感興趣，倒是繼任的袁良市長，大力推動遊覽區建設計劃，期將北平打造為具備各種娛樂建設、為各國外僑或遊客樂而忘返的世界級優良住宅區。[221]下一部分，將說明外僑參與北平城市生活的消費表現。

  （二）中西交融的消費特色

  外僑占居北平全市人口的比例確實極低，但這一小群經濟能力主要分布在中上階層的外國客民，整體消費實力不容小覷。尤其在國都時期叱吒風雲的政商權貴逐漸銷聲匿跡之後，物質生活原即優渥的多數外僑，在物價下滑的故都北平社會，更倍顯雄厚的消費本事。且因他們對休閒娛樂的某些需求有別於中國人，因而刺激北平發展出更多元的消費形態。許多源自西方的物質享受或休閒方式，陸續出現，飲食方面有番菜（西餐）館，娛樂消遣部分有咖啡館、球房、舞場與電影院。[222]這些西式的消費處所，一方面滿足外僑的生活需求與享受，另一方面也提供北平市民不同於傳統的消費新選擇。

  上一章曾說明國府遷都後，北平如何逐漸形成新的消費環境；在北平的都市轉變與商業區興衰的過程中，外僑也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典型的例子，是造就東安市場的興盛，使其得以取代清代到民初始終繁榮的前門大街：

  比及民國十七年，國都南遷後，北平失去政治之重心，一切達官貴人，日愈減少，全市繁榮，大受打擊，於是南城，亦遂一蹶不振，所幸東單崇文門內一帶地方，距東交民巷甚近，外商林立，各國僑民雜居是處，東城繁榮，乃集於斯。加之東安市場，年來擴充，王府井大街，遂成東城薈萃之地。其富庶情況，不減於昔日之前門大街。[223]

  東安市場得以不斷擴充並躍為北平市的一級商業中心，與外僑及外國旅客高消費力的支持，有直接的關係。[224]據1934年北平公安局的戶口調查，住在內一區的外僑，占全北平外僑人數68%，其次是東北的內三區，但所占全市外僑人口比例已驟降至8%左右，再來是西北的內四區，約占7%：西郊因有北大、清華等大學，（尤其英、美、法）外籍教授人數不少，在北平各區外僑人數中排第四。[225]此一分布情勢，清楚說明地處內一區的東安市場所以興盛之因。東安市場供應的貨品，是全北平最時新的洋貨，就連那兒的書店，也以洋版書為主，是外僑從事日常民生與休閒娛樂消費的第一選擇。[226]此外，北京飯店、六國飯店、協和醫院、平安電影院與諸多洋行，都開在外人聚居的東長安街與王府井等處，可謂北平最洋化的區域。[227]東長安街路北的平安電影院、東安市場內的真光電影院主要顧客，多是外國士兵、使館人員與僑民。[228]至於源自西方的社交舞，以及由此活動衍生出的跳舞場，更在1930年後的北平風靡一時。外僑人士與外國士兵，除了參加私人設宴舉辦的社交舞會之外，也樂於前往有舞女伴舞的舞場，或與友人共樂，或一親舞女芳澤。[229]

  若說歐美僑民因其母國習俗，而有參加舞會或上舞場的習慣與嗜好，那麼在1935年中期後人數速增的日本與朝鮮僑民，似乎青睞某些涉及賭博的小型遊戲場。這多少與日本勢力在北平大肆擴張，許多日本浪人湧入北平從事不法行徑有關。[230]雖然部分的日本或朝鮮僑民造成北平市民的諸多不安與憤怒，但不能否認這群外僑的商業經營，也變相刺激著北平的消費。[231]

  外僑在北平的生活，不僅有助於促成西式的物質消費文化，也多少見證中國文化對外國人的吸引力。不少外僑逐漸融入傳統氛圍濃厚的北平市民生活中，過年去逛廠甸，平日去廟會湊湊熱鬧。[232]屬於廠甸部分的火神廟，每逢新舊曆年開放時，主要陳列的珠寶、翡翠、玉器等寶物，便多鎖定外僑或富戶為主要客源。[233]業餘作家陳鴻年，曾不加掩飾地提及火神廟「這個地方，淨是洋鬼子，鬼子娘兒們，還有洋涇浜舌人」[234]。

  此外，位處東北隅內三區的隆福寺，更因「外人僑居，商業日盛」，在故都北平發展得比過去更興盛，規模居當時五大廟會中最大，集會商攤近千。從廟會的發展起落，在相當程度上操之於人數有限的外僑手中，便可略窺這一小撮特殊族群，對北平消費的貢獻度與影響力。

  此外，北京這座古城及其近郊的眾多名勝古蹟與廟宇，也常可見外僑的蹤跡。劉易斯·查爾斯·阿靈頓（1859—1942），一位在中國居住近五十年的美國漢學家，曾於1935年在上海出版《尋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英文專著。[235]該書提及北京的外國人，多喜到城內、外與四郊的名勝踏青，感受北京悠久的歷史文化之美，與翠綠山林及雅致景色帶來的心曠神怡。諸如遊覽西山及其中的眾寺廟、香山、頤和園、黑龍潭等處，都是外國人常見的消遣。[236]

  文人學者、青年學生與外僑，都不是北京社會的新面孔：從「五四」以來到20世紀20年代，北京報端常可見他們各種活動與言論的相關報導。但若就整體消費實力而言，國都北京階段的消費主力，無疑是政商權貴與軍人之流，而非主要領固定月薪或版稅的文人學者、無生產職業的青年學生，或人數極有限的外僑。直到北京因遷都引發社會經濟、消費條件、商業規模與城市定位的轉變，始造就原在國都階段言論活躍、消費表現卻平平的文人與學生，成為城市的消費新中堅。擁有穩定收入的文人與作為純消費者的學生，較不受市場景氣波動影響，且二者的社會身份與故都北平的文化古城定位相得益彰，在當時享有文化與經濟上的雙重優勢。至於身份特殊的外僑，在遷都之前，各國使館人員即常與政商權貴往來交際，多屬上流社會分子；當政商權貴與某些使館人員在遷都後相繼離平，留居或後來加入北平的數千名外僑，多半仍屬經濟能力中上之戶。因此，外僑人數雖不多，卻在原富戶泰半離去的故都北平社會，展現中上水準與異國特色的消費能力。這三類支撐故都北平社會經濟的消費群體，交相促成上一章所述某些消費新趨勢。舉例而言，部分廟會受到外僑的支持，得以復甦；廟會及天橋除了供應大多數市井小民的民生所需，也是家境較差的學生仰賴的消費據點。西單商場的勃興與繁榮，主要拜周邊學校群聚之賜；東安市場旺盛的營業，則與外僑、大批青年學生與文人學者的支持，息息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故都北平的消費新貌，不光是由文人學者、青年學生與外僑，乃至於續留北平的少數政商富戶等新舊主力來展現。為數漸增的中下層人口（極貧戶除外），儘管個別經濟能力毫不起眼，其點滴累積的整體消費貢獻卻不容忽視。遷都對北京商業造成的重大打擊，使不少業者無法再靠政商權貴量少質精的消費，順利經營，轉而將眼光望向數量龐大的小市民，因此催生出以他們為主要客源的新式消費服務。此外，本文提及的西式消遣（跳舞），也在故都階段提供以往未見的娛樂服務。女招待與舞女這兩類提供新式消費服務的職業群體出現於故都北平社會，給予消費者新的體驗，且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城市的消費風貌乃至兩性社交形態。

  [1] 本文選自許慧琦：《故都新貌——遷都後到抗戰前的北平城市消費（1928—1937）》第三章，台北，學生書局，2008。

  [2] 《國都南遷之後北平日趨窮困》，載《大公報》（天津版），1933-2-18（13）。蔣夢麟也曾言，「北京……我們第一個印象是北京城內似乎只有兩個階級：拉人力車和被人力車拉的。」蔣夢麟：《西潮》，208頁，台北，晨星出版社，1986。

  [3] 余釗：《北京舊事》，108～113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4] 遷都前後的北京/北平下層社會發展的主要差異，端在遷都後的貧戶與失業人口（此為量的部分）增多。除了因失業而完全無收入的極貧戶主外，若就生活艱困的情狀（即品質方面）而言，差異並不大。因為即便在國都時期，底層勞動人民有較多服務權貴的工作機會，但當時物價比日後的故都時期高，所以生活依舊十分清苦。概言之，故都北平社會的經濟劣勢，其關鍵在於本書第一章所言，即富戶的遷離；此「一少」與其他「三多」現象互為作用，始挫折故都北平的社會經濟。

  [5] 瞿宣穎（1894—1973）曾在《北游錄話》中，對故都北平的居民進行分類：一、舊皇族旗丁內監以及其他依宮廷而生活者；二、舊日公務機關的吏員差役之類；三、民國以來依附軍閥而起的各色人物；四、自前清以至民國十七年以前做京宮的士大夫；五、依附教育文化機關而生存的人們。其謂「有了這五種人，而其餘的農工商賈方有所附麗，自然應有盡有，日益繁榮了。」銖庵：《北游錄話（二）》，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426～429頁。另外，倪錫英也曾在《北平》一書中，將遷都後的北平住民分成七類——遜清遺老、旗人、民國後的退休官員、當時政界人士、寄居在北平的闊佬、文人學子、其他普通市民——並簡述其生活方式。他表示：「往日的達官貴人們，有的隨著政府南徙，有的便銷聲匿跡下來，不再過那奢靡紛擾的忙亂生活。甚至有些便成了災官，不得不離開北平，回到家鄉，或到別處去另謀生路。這麼一來，北平因為政治的變革。生活程度便立刻低落下來了。」倪錫英：《北平》，154～162頁，台北，正中書局，1957。本書大致參考這些分類，並從故都北平的整體城市發展特色出發，綜論當時社會的消費新主力。關於原來的政治權貴在遷都後未離開北平的中上階層，所過的生活形態，可參見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428～429頁，北京，中華書局，1995。概言之，這些前政商權貴，一如某篇《晨報》文章所言：「北平的『有閒階級』多以玩鷹耍狗，養鴿子，訓蟲、練鳥兒……這些東西來消磨時光。」其他或如聽戲，聽評書之類的娛樂，都是這些「有閒階級」常見的休閒消費活動。見鹽由仙子：《上茶館去聽「評書」》，載《晨報》，1935-3-27（7）。

  [6] 陳明遠：《文化人與錢》，24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作者表示，自五四之後，文人學者逐漸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批新型的「中產知識階層」，其特色為不依附於官，也不依附於商，得以儘量維持其言論自由與批評時政的空間。

  [7] 倪錫英：《北平》，153頁。當時文人多半對遷都後北平的政治空氣由濁轉淡，抱持肯定的態度，如劉半農（1891-1934）在1929年年底所寫的《北舊》文中坦言，「在南北尚未統一的時候，我天天希望首都南遷說之可以實現」，好讓北平可成為讓讀書人「息心靜氣的讀書，安安閒閒的度日的文化古城」。他並表示，若能這樣下去，「說不定過上數十年之後，能把這地方改造得和日本的京都，英國的牛津、劍橋一樣」。劉半農：《北舊》，見《半農雜文二集》，161頁，上海，上海書店，1935。

  [8] 關於文人在民國時期所撰寫與出版的各類北京城敘述，及其所再現的北京城歷史，及其政治與文化意涵，在董玥《民國時期的北京：城市及其歷史》一書中的第八與第九章，有相當深入的剖析。董玥在論及新式知識分子的北京城市書寫時，依其內容重點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10年代到20年代中期，第二階段是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第三階段則是1936年到抗戰初期。如此分期自有其道理，卻相對忽略了國府遷都對文人的北京書寫所造成的影響。因而無法較貼切地呈現出那些文人對北京從「國都」轉變成「故都」的城市生活感受，以及在此階段（即遷都後到抗戰前）匯聚而成的「文化古城」書寫。職是之故，本書這一部分，除了參考董玥書中許多具有見地的觀點及階段性分析之外，更希望集中敘述1928年到1937年的「文化古城」書寫、其內涵與特色。見Madeleine Yue Dong，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pp.246-295.

  [9] 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1頁。鄧雲鄉是山西人，卻與北京淵源深厚。他母親從小在北京生活，經歷過庚子拳亂與八國聯軍入京的大動盪。小時候的鄧雲鄉便常聽母親娓娓道來北京的街面、商號與人情世故種種，十來歲時初到北京，後考入北平志成中學就讀，在北平待了相當長的時間，包括「文化古城」的後期階段。他日後著述頗豐，很多與憶述北京/北平社會點滴有關；《文化古城舊事》則明確地鎖定遷都後到抗戰前這個時段，廣泛縷述當時北平的學術，教育及文藝發展如何成為最主要的城市特色。見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404～409頁。另見張潔寧：《三十年代北平現代主義詩壇的集眾》，載《新文學史料》，2000（4），172～182頁。

  [10] 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167頁。

  [11] 徐訏：《北平的風度》，見梁實秋等：《文學的北平》，33～45頁，台北，洪範書店，1980。謝冰瑩：《北平之戀》，見梁實秋等：《文學的北平》，1～6頁。林海音：《苦戀北平》，見梁實秋等：《文學的北平》，7～11頁。老向：《難認識的北平》，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329～331頁。林海音：《我的京味兒回憶錄》，台北，游目族文化事業，2000年。另見陳鴻年：《故都風物》，6～7頁，台北，正中書局，1970。需說明的是，當時文人自也有撰文批評北京者，如作家彭芳草（1903—1987），其《關於北京》一文，便表達對北京古老暮氣的不滿。章依萍（1903—1946）也稱「北京是一塊荒涼的沙漠」。見姜德明：《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65～67頁，132～134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但從當時大量描述遷都後文化古城意象的北平書寫來看，文人學者對北平的喜愛，實遠甚於諸如彭芳草或章依萍那類對北京（平）的反感。

  [12] 1930年起在北大與清華任教的錢穆（1895-1990），於1937年冬才離開北平，浸淫古城氛圍至深。他在追述故都北平學府情況時，提及當時過從較密的眾多學者，堪稱人文薈萃，且「世局維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風貌出現。」錢穆：《北京大學——附清華大學及北平師範大學》，見《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165～214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蔣夢麟（1886—1964）在《西湖》中也曾言：「古代的文物，現代思想的影響，以及對將來的希望，在這裡匯為一股智慧的巨流，全國青年就紛紛來此古城，暢飲這智慧的甘泉。」見蔣夢麟，《西潮》，203頁。

  [13] 孟起（鄭振鐸），《蹓躂》，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568～571頁。類似敘述，亦可見鄭振鐸：《北平》，鄭振鐸著，鄭永康編：《鄭振鐸全集》卷2，531～541頁，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

  [14] 賀昌群：《舊京速寫》，見《賀昌群義集》第3卷，556～56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5] 譚其驤：《代序》，見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1～7頁。譚其驤從20世紀30年代初期到1940年，先在燕大研究生院讀書，後在北平圖書館擔任了三年館員，同時在北大、燕京與輔仁等校兼課，前後在北平客居了將近十年。

  [16] 林語堂：《迷人的北平》，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下），507～515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

  [17] 關於上海的光、熱、力與西方物質與文化現代性的展現，見茅盾：《子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李歐梵著：《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1930—1945》，毛尖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有關北京與上海的城市文化比較，可參見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變遷與對峙》，77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關於20世紀前半期文人學者在具有「京味兒」的散文中顯現出對該城的喜愛，可參見甘海嵐、張麗婉：《北京散文——貫穿古今的京都文化景觀》，見《京味文學散論》，55～102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18] 該書最初於1935年3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1936與1939年又再版。本書此處所用乃新文豐出版公司再印之版本。味橄：《北平夜話》，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關於《北平夜話》的寫作與出版經過，見許定銘：《此平夜話》，載《大公報》副刊《大公園》，2008-2-25。

  [19] 錢歌川在《北平夜話·再版序》中表示：「這本小書不到一年就銷完一版，實在是出乎作者意料之外。已經在雜誌上發表過的雜感文字，匯集成書，居然還有人要買，而且買的這麼多，銷得這麼快，未免使我覺得奇怪。」味橄：《再版序》，見《北平夜話》，1～2頁。

  [20] 本圖引自許定銘：《北平夜話》，載《大公報》副刊《大公園》，2008-2-25。

  [21] 味橄：《北平夜話》，3～12頁。

  [22] 味橄：《北平夜話》，43～55頁。

  [23] 味橄：《北平夜話》，21頁。另外，梁實秋有篇文章也提及此情景。梁實秋：《北平的街道》，見梁實秋等：《文學的北平》，83～86頁。

  [24] 味橄：《北平夜話》，21頁。

  [25] Madeleine Yue Dong，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pp.266-295.關於上海間接形塑了文人對北平的城市與文化認同，參見戴沙迪：《北京是上海的產品嗎？》，見陳平原、王德威編：《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234～23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6] Madeleine Yue Dong，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pp.266-295.

  [27] 《北平》是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都市地理小叢書」系列之一，其他尚有《南京》《青島》《濟南》《上海》《杭州》《西京》《洛陽》《廣州》。

  [28] 倪錫英：《北平》，150頁。

  [29] 倪錫英：《北平》，152～153頁。

  [30] 倪錫英：《北平》，151頁。

  [31] 《宇宙風》由林語堂主編，陶亢德（1908-1983）編輯發行，於1935年9月16日於上海發刊，頗受讀者歡迎。林語堂在此之前，曾先後於1932與1934年創辦《論語》與《人間世》兩份刊物，並擔任周作人及魯迅主編的《語絲》之主要撰稿人。陶亢德則先在鄒韜奮（1895-1944）主持的《生活周刊》工作，後參與林語堂的《論語》與《人間世》的編輯工作。兩人在文藝圈浸淫多年，與北平、上海文人學者多所往來，後來主編《宇宙風》時，得以其廣泛人脈，為該刊邀集許多名人撰文，使其內容維持相當水準。見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化》，583～613頁，台北，正中書局，1971。另見俞王毛：《〈宇宙風〉：與抗戰共輝煌》，載《廈門文學》，2005（4），20～23頁。王樊逸：《陶亢德——從愛國編輯家到文化漢奸》，載《出版史料》，2007（3），87～93頁。

  [32] 《宇宙風北平特輯徵稿》，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191頁。

  [33] 「北平特輯」的徵文盛況，一如筆名「廢名」的馮義炳（1901-1967）所言：「北平之於北方，大約如美人之有眸子，沒有她，我們大家都招集不過來了。」見廢名：《北平通信》，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年，總321～323頁。另見俞王毛：《論〈宇宙風〉雜誌的近情文學》，載《浙江海洋學院學報（人文科學版）》2005，22（4），83～87頁。

  [34] 老向：《難認識的北平》，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329～331頁。其他對北平生活風貌與社會氣氛的描繪及讚美，例見老舍：《想北平》，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319～321頁。張玄：《北平的廟會》，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351～353頁。孟起：《蹓躂》，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568～571頁。

  [35] 郁達夫：《北平的四季》，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423～425頁。

  [36] 老舍：《想北平》，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319～321頁。

  [37] 孟起：《蹓躂》，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568～571頁。

  [38] 孟起：《蹓躂》，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568～571頁。

  [39] 陳啟選：《北平早晨的吊嗓子》，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490頁。

  [40] 馮棣：《北平獨有的趣味》，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472頁。

  [41] 例見銖庵：《北游錄話（一—六）》，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324～329頁，426～429頁，473～474頁，530～532頁，566～568頁，620～622頁。另見露：《北平頌》，載南京《中央日報》，1933-9-16（4）。

  [42] 在《宇宙風》發刊前期，銷售量僅次於《生活》周刊與《東方雜誌》。見俞王毛：《〈宇宙風〉：與抗戰共輝煌》，載《廈門文學》，2005（4），20～23頁。

  [43] 值此古城益發危急之際，《宇宙風》發起「北平特輯」的徵稿活動，確為對日抗戰前兩年的北平市況與時局，留下彌足珍貴的史料。馮文炳便在《北平通信》中，對陶亢德表示：「宇宙風要在六月里出一個北平專號，我覺得這很有意義，我們住在北平愛北平的人還不借這機會好好的來鼓吹北平的空氣麼？」見廢名：《北平通信》，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321～323頁。

  [44] 沒人：《古城雋語》，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32～35頁，100～101頁，138～140頁。舉例言之，其（十三）：「一日三回」：「當所謂『自治問題』初起時，當地的貴人們都異常緊張地東奔西跑，皇皇然有不可終日之勢。其時當交涉之沖的某氏曾對人說：『前途天天催著我要回話，每天總要來訪我兩三回。』有人拿這話去問所謂『前途』者，前途笑而答道：『一日催三回是實在的，可只是他來催我，不是我去催他。』」再如（十七）「鄉下人之言」：鄉下人進城，帶著他的小兒子逛燈節，在路上聽別人說起，這裡又立了一個新衙門，名字叫作外交委員會。小兒子問道：「這衙門是管什麼的？」鄉下人想了一想，恍然大悟地回答道：「外是外國人，交是信封上常看到的『勞交某某人收』的交，兩個字合在一塊，大概也就是交點什麼東西給外國人的意思吧。」

  [45] 孟起：《蹓躂》，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568～571頁。

  [46] 吞吐：《北平今日的三多》，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443～444頁。

  [47] 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409頁。

  [48] 「便衣隊」指的是日本雇用的中國人，在日本軍隊與特務機關的指揮下，進行各種搗亂行為。「浪人」是日本在北平的亡命徒與流氓。至於「白面房子」則是主要為日、朝浪人（白面客）當後台的賣毒品處，浪人等人常以之為據點進行偷、搶與綁票行徑。見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407～408頁。沒人：《古城雋語》，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35頁。在那兩三年中，日人竭其所能地策動華北自治，迫使南京國府勢力退出華北，北平也充斥愈來愈多日本與朝鮮浪人，軍閥餘黨、失意政客、親日分子，土匪流氓等有心人士，每每乘機滋事，擾亂治安。見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311～336頁，台北，「國史館」，1995。另有碧野：《募捐》，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下），466～473頁。

  [49] 例見宛人：《五日京兆與長期救國論》，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140～141頁。麼麼：《冀東日報抄》，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301～302頁。吞吐：《北平今日的三多》，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443～444頁。

  [50] 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後記》，450頁。張恨水：《想起東長安街——當年肆擾寇兵尚有存在者乎？》，見姜德明選編：《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137～138頁。

  [51] 筆名老向的王向宸曾以《難認識的北平》一文，曾以他居於北京/北平二十年的生活經驗，贊言故都北平低廉的物價「就是一個苦力用了十枚或二十枚，也能將就著生活，兩枚的作料，油鹽醬醋都有了，還可以饒上一棵香菜」。或者「一個玉米面窩窩，像茶碗那麼大的，只要兩個銅板」。征諸本書第一章的量化與質性分析，王向宸的說法並沒錯，只不過當時北平尚有不少日無分文進帳的極窮戶，連一個玉米面窩窩也買不起。整體而言，文人學者顯然較少將那些極窮戶納入他們基於對北平美好的感受而發的故都書寫中。見老向：《難認識的北平》，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年，總329～331頁。

  [52] 同鄧雲鄉在《文化古城舊事》的《後記》所言：「回顧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文化古城的史實，如果只注意到日本帝國主義強兵壓境的野蠻侵略，及青年學生的愛國政治運動等等；而忽略了當時古城那種融匯中西學術於一體的濃郁的文化氣氛，博大精深，嚴肅認真從事各種學術研究，教育文化工作的前輩學人，家在古城以及不遠數千里從全國各地負笈而來的莘莘學子，熱情禮讓的人際關係，便宜、方便，精美實惠的種種物質條件，寧靜祥和的各方面生活環境，書畫、戲劇、宴飲，茶座……種種瀟灑高雅的文娛活動……總之，忽略了以上這些，那都是片面的、不真實的，也是不公允的。」見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後記》，450頁。

  [53] 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北平的高等學府總數幾乎占全國的一半，中等學校林立，學術研究機構則有北平研究院與中央研究院，確堪謂教育與學術重鎮（中央研究院設在北平的包括歷史語言研究所，心理研究所，天文陳列館與歷史博物館。）蔡元培：《中央研究院過去工作之回顧與今後努力之標準》，見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五十三輯：抗戰前教育與學術》，367～383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0。當時的北平，由於國家教育行政漸趨穩定，教育經費雖仍偶有拖欠，但不復以往嚴重。北方國難雖日殷，文化古城中的教育與學術仍持續進展，被譽為「民國以來教育學術的黃金時代」。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649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只有在某些特殊情況，主要是受時因政局動盪影響時，教師的薪水無法按時撥給，確實可能造成各級教師的生活困難，舉例而言，「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北平學生南下請願，南京國府疲於應付，經費一時未能按時撥付北大等校，當時的校長蔣夢麟，曾在寫給胡適與傅斯年的信中，提及有許多教員，窮得沒有飯吃。但此種情形不太常見。換言之，故都北平時期的教員學者收入大致穩定，且薪資在當時北平社會屬於中上。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13～19頁。另見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144頁，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7。

  [54] 林頌河：《統計數字下的北平》，載《社會科學雜誌》，1931，2（3），376～419頁。

  [55] 老太婆：《「生產的北平」》，載《晨報》，1935-3-24（8）。

  [56] 李東華在《七年北大》一文中，曾對他從1922到1929年執教北大時的待遇與日常生活消費，有如下憶述：「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者。講師待遇按每小時五元計算。助教薪水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之間。我初到北大時，即領教授最高薪。彼時一年可領到八九個月的薪水。北京生活便宜，一個小家庭的用費，每月大洋幾十元即可維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有房屋二十餘間，租金每月不過二三十元，每間房平均每月租金約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個廚子，一個男僕或女僕，一個人力車的車夫：每日飯菜錢在一元以內，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儉用，節省出錢來購置幾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購幾所房子以備出租者。」見李書華：《七年北大》，載《傳記文學》，1965，6（2），17～24頁。

  [57] 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229頁。

  [58] 關於五四前後的北京與20世紀30年代北平文化人的收入比較，可參考陳明遠：《五四前後北京文化人群體》及《20世紀30年代北平文化人》，見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80～142頁，143～163頁，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另見王永芬選編：《1937年北平市立各級教育機構教職員薪金一覽》，載《北京檔案史料》，2004（1），116～181頁。由該文所選北京市檔案館所存檔案可知，1937年初時，北平幼稚園教員月薪約40銀元，小學級任教員在40到60銀元，中學教員則落差較大，從數十元到百餘元皆有。

  [59] 根據大學院於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學教員薪俸表》規定：教授一級月俸500銀元，二級450銀元，三級400銀元；副教授一級340銀元，二級320銀元，三級300銀元；講師一級260銀元，二級240銀元，三級220銀元；助教一級180銀元，二級160銀元，三級140銀元。見《大學教員薪俸表》，載《大學院公報》，1928（1），3～4頁。以此對照李東華在《七年北大》所述的相關內容，可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對大學教員薪水，較北洋政府時期調高不少。而像胡適，在1930年11月起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月薪便有600銀元，還沒算上稿酬版稅等收入。再如陳垣，其教授與兼職所得，月收入可高達1500銀元。其餘有類似如此高收入的學者，諸如劉半農、周作人、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俞平伯、錢玄同等人。見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143～163頁。

  [60] 譚其驤單是館員，月薪有60銀元，再加上兼課鐘點費及平日不定期的稿費（每千字5元），每月大致可有100到200元之間的收入。譚其驤：《代序》，見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1～9頁。另見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147頁。王永芬選編：《1937年北平市立各級教育機構教職員薪金一覽》，載《北京檔案史料》，2004（1），116～181頁。

  [61] 陳明遠：《20世紀30年代大中學校經濟狀況》，見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141～142頁。

  [62] 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229頁。

  [63] 吞吐：《北平的洋車夫（插圖）》，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總533～535頁。

  [64] 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429～430頁。

  [65] 譚其驤：《代序》，見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1～9頁。

  [66] 署名「吞吐」的作者，曾在《宇宙風》投稿介紹北平的洋車夫，其謂北平人「好事情找不到，至低限度，還能抄起洋車把作牛馬走；既不用鑽營，也不必有好親戚，更談不到親日，全憑自己的氣力來吃飯養家。……無怪北平近一二年來洋車夫一天比一天增加。據報載北平有洋車四萬餘輛，分拉早拉晚兩班，洋車夫就有八萬多人，按平均每一個洋車夫要負擔家庭里兩人衣食來計算，靠洋車夫生活的人至少十六萬，以北平人口是一百五十萬作比例，因洋車夫直接與間接的關係，要占北平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有餘。這樣看來，拉洋車在北平的平民生活里，要算最普遍的勞力了。」見吞吐：《北平的洋車夫》，載《宇宙風》半月刊，第2集合訂本，1936，533～535頁。另見《北平最近之蕭條情形》，載《北京日報》，1928-8-7（6）。《嗚呼平市商況》，載《新晨報》，1930-4-18（6）。

  [67] 譚其驤：《代序》，見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4頁。另有學者指出。在民國之後，「聽戲、吃小館、逛琉璃廠」成為文人的三大樂趣。見葉祖孚：《北京琉璃廠》，96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68] 杜麓紅：《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城市管理》，63～9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論文，2002。

  [69] 味橄：《北平夜話》，65頁。

  [70] 譚其驤：《代序》，見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1～9頁。

  [71] 鄧雲鄉：《六十年前北京人經濟生活雜述》，180～195頁。

  [72] 劉半農：《北舊》，見《半農雜文二集》，152～185頁。

  [73] 郁達夫：《故都日記》，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上），303～315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從《故都日記》中，也可知郁達夫平目的娛樂消遣，則包括訪故友到東安市場與西單商場買書、看戲、逛公園、看學生演劇，偶爾逛天橋、「去中央飯店水淇處」。

  [74] 蕭紅：《北平書簡》，見姜德明編：《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1919—1949）》（下），582～594頁。

  [75] 胡適日記中有關與友人赴飯館或飯店用餐談事之敘述，例見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卷6（1930—1933），530頁，532頁，539頁，580～581頁，628頁，628～629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胡適著，營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卷7（1934—1939），34頁，48～49頁，66頁，68頁，70頁，85頁，92～93頁，96頁，116～117頁，196頁，242頁，279頁，376～377頁。以他在1931年3月21日記下的內容為例，他先到任叔永（任鴻雋，1886—1961）家吃飯，飯後到中山公園，欣賞中國營造學社展覽的圓明園遺蹟與文獻，之後與兩位友人回家續談，晚上再到東興樓，赴孫雲鑄（1895—1979，古生物學家）邀請的晚宴。

  [76] 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167～233頁。

  [77] 琉璃廠也於宣武門東，原名海王村，繼因明代工部在此設置琉璃廠而得名。當清朝入主北京後，將內城人民遷至外城，不少外地官員與文人士子取集於琉璃廠一帶，此地便逐漸發展成文物、古籍與書畫的重要市場，可謂北京最負盛名的古老文化街，甚至被譽為中國的民族文化博物館。胡金兆：《琉璃廠書業捕聞》，見《古都藝海擷英》，408～410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劉秦漢：《中國獨特的文化社區——北京文化琉璃廠》，載《社區》，2006（2），51～54頁。

  [78] 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183～187頁。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107～139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79] 吳小如：《北京的書店和書鋪——燕塵摭舊》，見《古都藝海擷英》，418～421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吳小如自1932年隨祖母移居北平，先就讀匯文一小，1935年畢業於育英小學，於該年進入育英中學就讀。

  [80] 張涵銳：《北京琉璃廠書肆逸乘》，見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47～52頁。《北平叢話》中的《北平為中國文化中心》一文，也曾將南京與北平相較，指稱當時南京雖為國都，各種學校也設立不少，但其文化與北平相比還相差很多；「因為文化不是驟成的，必須有他的環境，及悠久的歷史。不必談別的環境，只舊書鋪一種，就萬非其他城池所能比擬。」方師鐸、朱介凡主編：《北平叢話》，138頁，台北，天一出版社，1976。

  [81] 《北平市商業調查表》，見北平市政統秘書處第一科統計股：《北平市政府覽要》，33頁，北平，北平市政統秘書處第一科編纂股，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