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年生力軍：學生

  （一）以量取勝的新生代

  若說文人學者是國都南遷後的北平消費新中堅，人數眾多的中學與大學生，便是深具潛力且充滿生氣的消費新生代。一來為數頗巨且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學子，生活開銷全在北平，二來此時北平經濟疲弱，學生遂成為提振城市各業消費頗具分量的消費族群。[122]北京原即全國教育中心，「學校之多，甲於各地」[123]。到故都北平階段，尤其30年代前半期，各級學校教育持續發展，與文化教育事業有關的各類經費，總數相當可觀：

  有人屈指算計，每年中央匯來的北平教育文化費是四百餘萬，加上經華燕京協和等等特殊財源以及其他零碎的學校機關，每年怕不要一千萬。大中小學學生以十萬人計，每人以一年消費一百元計，兩下合起來，北平市面因教育事業而流通的金額，總在二千萬元以上。這不能不說是北平的生命線。[124]

  這段瞿宣穎的敘述，雖只是片面粗估，卻多少透露北平教育界與城市消費的緊密關聯。時任商會主席的冷家驥，在1935年中旬向記者表示，「平市自國都南遷後，以一般商店，賴以支持者，僅為平市之教育中心，以及各省來平求學之少數青年而已」[125]。國都南遷後，北平的學生人數曾一度下降，但隨之又回升，到20世紀30年代之後更形驟增。[126]根據北平市府針對北平城郊各區中等及初等學校的調查統計，1933年（大學除外）的學生人數共68290人。[127]到1934年初，北平學生總數更達83360人，居全市各業人口（農、礦漁、工、商、軍警業及自由職業）第三位，僅次於商業與工業人口。[128]1935年末，《大公報》社評曾指出：

  自國都南遷後，平市之維持，首賴教育。試僅計中學以上學生，當不下三萬人，全體生活消費，不下一千萬元。公私各校經費，及聯帶存在之文化相關經費，合計亦當在千萬以上。況各省人居北平者，多為子女教育便利之故，往往有供職他省，而住眷平市。若學校不能維持，此等民家，皆將他適。是以直接間接，教育界所消費於北平之金錢，年不下數千萬，此乃平市養命之源也。[129]

  「養命之源」四字，一針見血地道出青年學生（及其家庭）對北平城市消費的重要性；若北平教育界不穩，該市經濟與社會發展將難以維持。即使學生的個別消費能力，多無法媲美師長級的文人學者，卻可以量取勝，成為活絡北平市面最不可忽視的消費生力軍。北平許多商家，紛紛鎖定學生為重要客源，儘可能滿足其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消費。[130]觀諸當時的北平社會，不難發現學校聚集之處，確可帶動周邊商區的發展；西單商圈的興盛，便是顯著的例子。學校附近的飯館、書攤、當鋪等業，都以學生為主要客源。[131]曾有論者指出，遷都後的北平不至於全然的蕭條冷落，是因有數量龐大的學生存在，才勉強維持各業生存。[132]

  （二）摩登消費佼佼者

  鄧雲鄉曾以過來人的經驗，提及在整個「文化古城」時期，在北平就學的外地大學生，每年最少需（包括學費、伙食、宿費、書籍、衣著等）200銀元的開銷。[133]北平的中學與大學生，主要來自資本家、官僚、地主、高級工薪階層等中上家庭。由於學生是純然的消費者，尤其中學與大學花費更巨，清寒家庭中的優秀子弟，只能依靠獎學金補貼，或選擇師大這類「管吃、管住、管讀書」的大學。[134]出於家庭經濟的差異，這群青年學子參與或貢獻北平城市消費的方式與程度，有頗大落差。家境窮苦的學生，自無本錢將心思與開銷，花在學業之外的休閒生活上。相反地，富裕家庭的少爺學生，易受課業之外的物質享受所誘惑，並有充足的財力享用北平的餐飲、休閒與娛樂設施。這些紈絝學生的奢侈消費與放浪生活，引發時人的言論撻伐：

  平市各大校學生，能逐日到校上課的，十無一二……名不符實……舞場影院，是他們的實習講室，八埠三海，變成了他們的操場。每天晚上，石頭道上，飛也似的洋車，成群結隊，遊船，兜圈子，與愛人品茶，種種尋樂兒，無非揮霍父兄血汗換來的金錢。[135]

  且不論北平大學生是否真如上所言，十有八九不逐日到校上課，至少可由此窺見少爺學生們的校外生活梗概；要言之，不外乎看電影、上舞場、游車河、划船、逛街等。這些處於青春期或剛成年的中學、大學生，多半年輕氣盛、心性未定，他們的生命熱情與旺盛精力，除發抒在間或有之的愛國示威與罷課抗議活動外，更多人將之傾注於日常生活的享受與開銷，以及情愛追求上。他們的消費生活，多與時尚娛樂密切結合，與身為師長級的文人學者相較，明顯更活潑、趨新與崇洋；換言之，家境中上的大學或中學生，實為北平摩登消費的佼佼者。以下便從他們的日常生活出發，觀察其消費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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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從「住」方面談起，有錢學生多住在設備完善的公寓。公寓可謂北平社會因學校普及但校舍有限，而順勢發展出的居住形態。[136]這種林立於北平大中學校附近，專門提供學生住宿的處所，兼有（比按日計算的旅館）價格便宜，以及（多半）提供伙食而方便周到的雙重優點，廣受經濟能力不差的學生歡迎。[137]論者徐崇壽，根據自身從中學到大學的北平求學經驗，投稿至《宇宙風》的「北平特輯」描述當時公寓的學生生活與消費情狀。他說公寓有三大方便：出入方便、起居方便、留人方便。出入部分，住在公寓，可避免學校住宿常遇的「學監探查，校規約束」得以縱情「看畢夜戲十二點鐘歸來」，若愛人來訪，也不會被打擾。即使「交遊頗廣，門庭若市，既無需乎傳達（校中有傳達處）之勞，亦無須乎號房之報。來既不迎，去亦不送」[138]。講到起居，則公寓生活「例如昨夜八圈牌打完，頭昏腦悶，精神不支，於是來個一覺十二點，決無起床鈴驚人好夢」。或者「拉胡琴唱二黃，自己作樂，誰能干涉」，「打麻雀，聽『大鼓』，為的消遣，誰敢呵責？」至於留人，同樣無人管問、方便至極，留友人、愛人、親人，甚至「性慾衝動，呼野雞來伴眠，恣意玩樂」，皆無不妨，方便之至。[139]

  次言學生在「食」方面的消費表現。雖然公寓提供伙食服務，但有的是父兄所匯之錢的青年學子，多半喜歡上館子吃飯；尤其闊學生們，更是遷都後北平中上等飯館的主要客戶。[140]對為數眾多的青年學子而言，遷都後的北平飯館，除了便宜方便外，更出現某種吸引他們趨之若鶩的誘因，即年輕的女招待服務。大學與中學生們，正值渴求認識異性的青春期或成人階段，女招待的出現，給男學生除了女同學之外，可親近同齡女性的良機。女招待出於工作所需，於服務或應付這些年輕男顧客之餘，也不乏為求增加小費收入，或受自身情愛慾念所驅，而與青年學子多所互動者。[141]以往在北京不多見的公開兩性互動與交流，竟悄然萌生於故都北平飯館中。有些男學生對女招待敬之以禮，以書信禮物追求之，表現痴情的一面；有的抱持輕蔑態度調戲女招待，視其可狎可玩，縱情為之。還有被女招待迷得神魂顛倒，甘願做牛做馬、彼此爭風吃醋，甚至觸犯法律者；亦不乏青年學子與女招待兩情相悅，共同從事飯館外的種種娛樂消遣，例如，看電影、逛商場等。[142]這些從飲食延伸出的種種消費，多少活絡了部分商家生意，並為故都北平平添一絲穩重古城形象之外的嬉鬧浮戲氣息，使北平報刊增加許多可追逐聚焦的八卦資訊。

  接下來看學生在衣著與外表上的開銷，此尤以女學生的消費為代表。若說北平大學或中學的男學生，在飲食或娛樂方面花錢不手軟的話，女學生則花較多心思與費用來置裝，視自身儀容與裝扮為最要緊事。署名「南雲」的論者，曾以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的女學生為例，表示：「不要看小姐們走出來漂亮，對於吃飯是很知道節儉的。」[143]其並表示：「這裡面的學生，很少的人是來自富豪之家，大多數都是稍有資產而日漸沒落的家庭。其中固然也有個性特殊，志願宏大，專心在學問事業方面求發展，不願波逐流，以服裝的美觀為事的人。但有些還是打不破女子的習性，極力以漂亮摩登相號召，狂流所趨，人多效之。同學在一塊的時候，談到的往往是衣服鞋襪尤其是電影……學問的探討，卻不很熱心。」[144]另一篇報導亦言，北平中等以上家庭的小姐，「有少數是真正到學校去念書，大多數照例只是到學校去過群樂的生活」[145]。女性若有大學生身份又注重打扮，自然更獲男性青睞，學校群居生活則使各類消費資訊得以互相流通，因此女學生常是城市中追逐流行時尚的佼佼者。

  20世紀20年代末以來，由上海開始向各大城市吹起的摩登風潮，迅速在北平吸引女學生等摩登女性的注意。摩登風潮所到之處，雖常不分男女甚至老幼都可見追隨者，但仍以年輕人，尤其女性，最能在外表上展現摩登。論者「季默」便表示，自從「摩登」這個字眼在北平流行開來，眾人的詮釋不一，「甚有借為浪漫婦女之代稱者」[146]；換言之，打扮時髦、行為洋化的女性，主導著人們對摩登的理解與欲望。[147]女學生既身負社會對婦女解放後的女性個性覺醒與經濟獨立的深切期望，卻也深陷資本主義商業化的消費旋渦中。她們或自覺或不自覺地跟隨時尚起舞，在權貴富戶多數遷離、官家太太小姐不若以往之多的故都北平社會中，領銜追逐摩登潮流。[148]

  北平女學生在時裝的流行樣式上，緊跟上海的腳步；如《大公報》記者菁如所言，「北平的時裝公司，多是上海的分號，直接受上海的支配，上海某種裝束風行，立時就可以流傳到北平來。其流傳之迅速與普遍，有甚於『虎列拉』（註：即霍亂）之傳染，簡直令人不可思議」[149]。菁如指出，為提供這些摩登女性對時尚服飾的高度需求，不只「中式成衣鋪在北平，通衢小巷，觸目皆是」，也出現替顧客量身定做的女西服裝。這些摩登女性的服飾消費，刺激了北平成衣業、制服業與綢緞業的生產：

  綜合北平有萬餘成衣工人，每天在一針一線的為北平的摩登婦女們縫衣服，而仰賴著她們來生活，同時我們在北平還可以看見，街市上充滿了大小綢緞洋貨莊，不斷的從外國運來大批的花樣新奇的舶來品，以供給這些愛美的婦女，無窮無盡的來消費。[150]

  除了服飾之外，女學生在化妝品方面的消費也絕不手軟；菁如另一篇報導說明：「北平化妝品消費最多者，以女學校為大本營，其他如住家太太小姐娼妓亦是主要的顧主。」[151]由於北平向來風沙大，愛美的摩登女學生出門時，不論走路或搭車，總會用一條極薄的白絲巾罩在頭面上，以遮蔽沙塵。錢歌川曾以《飛霞妝》一文，記述他游北平時在街上目睹的這類奇景。對他而言，那絲巾如「被風吹得像游泳時的浴衣一樣緊貼不動」，女郎的五官輪廓隱約透顯出來：

  仿佛在那胭脂口紅上面，薄薄地罩了一重白粉，有如大理石像一般的莊嚴嫻淑，那種高傲的態度，直是鬼神不可侵犯，被洋車夫如箭一般地拉著從路人萬目睽睽之中飛跑過去，這一剎那間的印象，令人如在霧裡觀花，格外覺得好看。[152]

  圖7 北平女學生的頭紗[153]

  再就摩登女性重要標誌之一的高跟鞋來說，北平開始流行高跟鞋始於1929年，隨著北伐成功，高跟鞋從上海傳入。最有名的鞋店，是東安市場的佳美麗，北平一般達官要人的太太小姐們以及師大、女大、清華、燕京各學的女學生，都是該店的重要主顧。[154]有錢的女學生，買上四五十雙新鞋，亦不稀奇。[155]相形之下，雖然，「所謂摩登男性，頭上抹梵士林，臉上擦雪花膏，甚至於敷粉的也大有人在」[156]，不過愛美與注重打扮的摩登男性——其中不乏就讀於高等學府的青年學子——仍不及以女學生為代表的摩登女性人數。

  圖8 都會中典型人物素描：大學生[157]

  受到摩登風潮的影響，北平男女學生在娛樂方面的消費，也有西化傾向。出門的交通工具，除了最便宜的電車之外，搭洋車（即人力車）、開汽車者，比比皆是。年輕好動的學生們，常「每天晚上，石頭道上，飛也似的洋車，成群結隊，遊船，兜圈子，與愛人品茶。」[158]至於多彩多姿的校外休閒生活，以逛新式商場、看電影、跳舞、溜冰，為最時髦的娛樂。[159]其中，西單商場與各大飯店跳舞場，都是故都階段才出現於北平的重要娛樂處所。在東安與西單這類新式商場中，經常可見打扮入時的男女學生。[160]據時人記述，20世紀30年代前期到東安市場的主要消費者，是些「大摩登，小摩登，男摩登，女摩登之類。」[161]凡是摩登女子，「莫不醉心於該處，一若物非購自於彼，則腐舊不堪服用」[162]。穿著時髦在新式商場逛街的摩登女子或女學生，不只享受購物消遣樂，也享受眾人注目的眼光。對觀者而言，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打扮入時的女性，就像新式商場中的非賣品一樣，多少讓看客一飽眼福，想像性地消費一番。

  圖9 拉洋車一景[163]

  看電影對故都北平階段的學生來說，是很常見的休閒選擇。在國都時期，北京的娛樂場所相當有限，除了中山公園與北海公園、兩大遊藝場與戲園之外，就是幾家電影院。但西式的電影，始終無法像京戲一般深入民心並廣受歡迎，以致雖有幾家營業尚佳，整體而言不算發達。[164]遷都之後，北平不減反增的青年學生，成為電影院最倚重的消費族群，學生的消費態度，甚至能決定電影院的興衰。每逢國難當頭，學生出於愛國心而號召減少娛樂時，電影院的營業便受到衝擊；不過學生這種基於愛國精神而拒看電影的堅持，通常撐不到一個月，之後便又故態復萌，繼續回電影院享受。[165]1934年時，北平共有十餘間電影院，所播影片、影院規模及主要消費群，皆有差異。[166]例如，平安電影院由外國人營業，放映的是西洋片，顧客以北平的僑民及外交人員的隨從兵役為主。光陸大影院則最先放映有聲片，且有播放美國派拉蒙影片的優先權，容易吸引喜愛趨新好洋的中國人與闊綽的男女學生前往觀賞。另有真光與中天影院，也放映有聲片，西片與國片兼有，主要消費群便是文人學者與學生。[167]

  當時的電影票價，像平安與光陸這類規模較大的首輪外片電影院，票價最高時要2元，不太好的場次是5或6角；次之為以播放聯華影業公司影片為主的真光電影院，一般是4角到1塊半。[168]其他規模較小的非首輪影院，如同樂、大觀樓、光明、國貨陳列館等，票價只要幾角。[169]像後者這類的普通電影院，票價與戲園相去無多，不過在傳統文化氣息較濃的北平社會，一般北平市民仍喜以聽戲與喝茶，作為日常消遣。相對而言，較認同西式娛樂的學生族群，則偏好看電影。

  若說看電影是學生常見的靜態休閒，逛商場屬於動靜皆宜的消遣，那麼，跳舞便是他們最熱衷的動態新式娛樂。跳舞這種西式娛興活動，在故都北平才真正普及與興盛；在此之前，北京只有外僑的私人晚宴舞會，以及學校舉辦的學生舞會。[170]到30年代前半期，北平市民對跳舞的喜好，主要表現於前往有舞女伴舞的舞場跳舞。北平各大飯店附設的舞廳中，除了政商人士、外僑與文人學者的身影之外，最常見的就是大批青年學生。學生對跳舞率多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不只喜歡參加學校偶一為之的舞會，尤其男學生更愛到舞場跳舞，其中主因在於可一擁身材姣好、姿態婀娜的舞女翩翩起舞。這些知識青年出入舞場甚為頻繁，樂此不疲，報載有大學生在一學期內，耗費於舞場多達10000餘元，「其瘋狂程度，可以概見。」[171]錢歌川對北平學子的跳舞熱，有生動的描述：

  北平雖然古樸得很，他們（註：指學生）卻歐化得厲害……學生多半著的是洋服，講的是洋話，不咳嗽，不吐痰，但不能不跳舞。所以當北平城內的跳舞場被封以後，他們便把學校中的食堂暫闢為跳舞場，晚飯以後，將唱片向話匣子上一擱，十幾對青年男女便乘著音樂的波浪在電光下摟著腰兒跳起舞來。[172]

  由於太多青年學生沉迷舞場，流連忘返，致使學業荒廢，花費甚巨，引發輿論側目與批評，甚至導致市府禁舞。[173]但另一項運動，溜冰，則未受當局管束，成為北平青年男女喜好的冬日消遣；每每在冬日降臨，湖水結冰時，便能看到青年學生一副摩登男女的打扮，將各公園中的溜冰場點綴得紅紅綠綠。[174]正是這樣的時節，益發對照出青年學生令人羨慕的消費能力。在冷冽的北平寒冬，一邊可看到走在大街小巷中，衣衫襤褸的男女老少，被凍得拱肩縮背，手抱乘著小米粥的破鍋盆；另一邊則是肩背著溜冰鞋、騎著腳踏車或坐人力車，有說有笑地向公園溜冰場出發的摩登學生及青年男女們。[175]

  看電影與跳舞，是時新消遣；此外，北平學生也廣泛參與北平市民經常從事的休閒娛樂，如逛公園與游廟會。北平各公園，尤以中山公園最明顯，常可見學生三五成群，散步閒逛、賞花玩樂，或與愛人卿卿我我、溜冰嬉笑、偕伴看展覽。[176]謝興堯曾在其《中山公園的茶座》文中，圖文並茂地向讀者介紹在中山公園裡的三代茶座——春明館、長美軒與柏斯馨——的顧客與氣氛差異。三家茶鋪的顧客，分別代表父、子、孫三個世代，春明館是「以遺老們為基本隊伍」，長美軒為「紳士和知識階級的地盤」，可謂「文化界的休息所」。柏斯馨的分子「則比較複雜，但簡單歸納說也不過止紅男綠女兩種人。其原因是一般交際花，和胡同里的姑娘都坐在這兒，於是以女性為對象的公子哥兒，摩登青年，也跟著圍坐在這裡。」[177]他還特別形容柏斯馨那邊的空氣「特別馨香，情緒也特別熱鬧，各個人面部的表情，也是喜笑顏開，春風滿面，不像前兩個地方的客官，都帶著暮氣沉沉國難嚴重的樣子。」[178]該文以中山公園三家茶鋪的不同世代族群為例，側寫北平市民消費的多樣性，也道出青年學子所代表的生氣與洋化，包括他們所享用（柏斯馨提供）的檸檬水與火腿麵包等洋食。[179]

  生活在北平的莘莘學子，除了對上海摩登熱潮亦步亦趨之外，多少仍受古城深厚的歷史文化氣息與傳統消費方式的渲染。許多學生熱衷於游廟會，便是個貼切的例子。游廟會不只是北平學生常見的閒暇生活樂趣，廟會還是家境較差的學生購買民生用品的重要處所。不少女學生，即使有許多新式娛樂供其選擇，也會在假日結伴遊廟會。[180]學生的消費有個特色，就是常出現群體活動；尤其是去廟會這種地方，更時興一群人共同前往湊熱鬧。碰到城外的廟市開會時，有些學生還會雇驢騎乘，吆喝馳騁，引起路人側目；有時樂極生悲，不懂駕馭技巧，反被驢摔倒在地而受傷。[181]

  此外，到北平就讀的青年學生，不少人也迷上聽戲這個全市最普及的平價娛樂。有些男學生，甚至女學生，也跟時髦地捧角（即追捧京劇名角）一番。作家吳祖光（1917—2003）在30年代中期，便是個道地的「學生捧角家」：他愧稱自己為了看戲、捧角，「瞞了父母不知花了多少冤錢？不知虛糜了多少光陰？更不知犧牲了多少功課？糟蹋了多少精神？」[182]北平青年學子以游公園、逛廟會及聽京戲，作為日常民生或休閒娛樂的消費選項，堪謂其融入道地北平市民文化的具體表現。與上海等其他城市的學生消費生活相較，這些深具京味的特色，頗為突出。

  與此同時，在文化氣息濃厚的故都北平，眾多的書店書鋪，自少不了學生的身影。前述文人學者鍾愛的琉璃廠，屢現學生蹤跡；不少具有文化素養的知識青年，喜愛琉璃廠的書味與古味，反覆遊逛而樂此不疲。當時琉璃廠的某些書店業者，眼見中高等教育日漸發達，轉營教材或各類文史譯書與新書，此舉益發吸引更多學生消費群。[183]

  綜上所述，故都北平社會的青年學生，雖不具生產力，卻得以匯聚出可觀的消費力。許多外來的富家子弟，包括少數財力雄厚的華僑後代，對當時北平城市消費的投入之高，更甚其師長輩的文人學者。[184]即使北京始終不如上海來得洋化，故都北平更不若上海十里洋場般地繁華與時髦，北平的知識青年仍盡情享受課外休閒生活，展現摩登的消費欲望。當時曾有論者表示，30年代的北平大學生普遍具有「三G」主義的想法，即「分數（grade），遊樂（games），女友（girls）」。[185]倘此說屬實，那麼，北平大學生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心思不在書本上。也因此，他們的消費表現頗遭時人議論：

  看呵！娛樂場中，或公園戲場：空氣污染，飛塵人囂，吵得頭眩，電影場中，特別是星期假日，學生總占多數，影院經理大老闆，藉此大發財源，聚精會神，注視銀幕，暗地裡交換炭氣，悠揚的樂聲，富於肉感的跳舞，又不知沉醉了多少青年，真是物質戰勝一切，所以西服革履，短髮旗袍，最時髦的裝束，時常映入眼帘，寶貴的光陰，無限的金錢，全消耗在剎時間。[186]

  這類敘述，自非北平學生消費生活的全貌；不少用功上進及愛用國貨的大學生與中學生，以及更多家境較差的學生，多半幾個同學湊合租賃民房，買書只能上舊書攤。[187]偶爾攢出點閒錢時，會去看一次電影，其餘的額外揮霍則談不上。[188]有些較窮但用功的學生，則靠著幫有錢學生寫報告、交作業，換取一些休閒娛樂的消費代價。[189]無論如何，由於當時北平的學生數量繁多，因此以量取勝的實力，仍相當重要地支持著故都北平的社會經濟與都市消費。

  整體而言，青年學子對故都北平的城市消費貢獻，至少可從兩方面觀之：其一是學校聚集之處，容易推動附近區域商業的發展，其二是學生的趨新心態與崇洋的價值觀，促成跳舞、溜冰、看電影等新式休閒與娛樂業的興起，並成為光顧這些娛樂場所的主要族群。用時人的話來說，正因大批學生的存在及其消費表現，始造就故都北平「低度的繁榮」。[190]介於青年與成年階段的學生，心性與行為都易受外在環境影響，又憧憬與異性交往，這些特色都與故都北平社會的消費生活及兩性文化的發展，產生密切關聯。[191]雖然當時有些青年學子也隨著時局變遷，反覆來往於北平與南方（即華北生變就往南逃，局勢穩定後又北上復學），但絕大多數的學生，仍與他們的師長一齊守著這座文化古城。文人學者與青年學子在故都北平扮演著城市消費主力的重要角色，直到「七七」事變後，才又開始另一段艱辛的遷校與流亡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