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新中堅：文人學者

  對素來享有權勢與財富的上層權貴而言，遷都之舉象徵北京從尊貴國都淪為落寞故都的巨大挫敗，北平對他們的吸引力，只剩下生活便利與物價便宜。因此，只要華北局勢生變，他們便易如驚弓之鳥般四處逃散，或遷至南方，或避居天津租界。相對地，主要任職於教育界、學術界及出版文化界的文人學者，對遷都的態度及感覺，與那些感到失落與焦慮的政商權貴大不相同。這群不賴政、商維生的「中產知識階層」[6]，厭惡政爭騷亂對學術教育界的不良影響，咸視遷都帶走政治污濁之氣，使人民生活回歸純樸寧靜，是件好事。[7]多數文人學者關懷並極力維持北平的文化命脈及學術教育環境，很少因時局的風吹草動而迅速遷移，堪謂故都北平時期最重要的社會中堅與消費主力。本節將先介紹這群讀書人對故都北平的城市書寫，並析論其中的文化與消費意涵，再說明他們在故都社會的實際生活與消費經驗。[8]

  （一）文化古城的書寫與流傳

  文人學者欣迎遷都之餘，留下許多寶貴的古城文化紀事，既得讓後人一窺北平的生活百態、悠遠文化與消費情狀，更為當世提供生動傳神的故都書寫。這些文字經由出版管道流通到全國各地，在知識階層中互相唱和，成為最佳的文化消費宣傳。故都書寫的題材雖豐富，但多能被統攝入「文化古城」的意象，被當時就讀於北平的鄧雲鄉（1924—1999），在20世紀末勾勒出精髓面貌：

  「文化古城」這一詞語，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是在一個歷史時期中人們對北京的一種側重稱謂。其時間上限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初……其時間下限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七」事變之後……這其間，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兩代五百多年的宮殿、陵墓和一人群教員、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傳統文化老先生們，另外就是許多所大、中、小學，以及公園、圖書館、名勝古蹟、琉璃廠的書肆、古玩鋪等等，這些對中外人士、全國學子，還有強大的吸引力……凡此等等，這就是「文化古城」得名的特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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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雲鄉凸顯出遷都為北京城帶來的改變，強調此後故都北平存留的重要文化資產與人事，並將這些古物、建置與產業，視為城市吸引力所在。文化古城的生活內蘊，也在鄧雲鄉筆下娓娓道來：「文化古城在環境和氣氛上為人們提供了足夠的條件，有各層次的最好的學校可供學習；有數不清的足以代表中國幾千年文化的專家學者、能工巧匠可供師承，有上千年的古蹟名勝，幾百年的前朝宮苑文物可供憑弔、觀摩，研究，有古木參天的著名公園可供休息、逛覽、思索，有大圖書館可供閱覽，有數不清的書鋪可供買書，有世界水平的大醫院提供治療，有極好的飯館、烹飪可供飲饌，有極安靜爽朗的四合院可供居住，有極方便的交通，有極低廉的生活，冬天有足夠的廉價的煤，夏天有極便宜方便的冰……這一切還不算，還有極和諧的人際關係，極敦厚的風俗人情，一聲『您』、一聲『勞駕』、一聲『借光』……代表了無限的受文化薰陶過的人情味。」[10]

  如此的城市描述，乃物質條件屬於中上的文人學者所體驗的故都北平，雖與市井小民感受的故都生活有落差，卻廣受文化人的認同。文學家如徐訏（1908—1980）、謝冰瑩（1906—2000）、林海音（1918—2001）、王向宸（筆名老向，1898—1968）等人，不約而同地抒寫對北平閒適生活與純樸民風的喜愛及想念，多少呼應鄧雲鄉連用七個「極」字，來形容北平生活種種優點的心情。[11]大體觀之，文人最常描摹的故都北平風貌，除了充滿文化與書香氣息之外[12]，便是安步當車、舒適悠閒與物價低廉。[13]自1932年起擔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的歷史學家賀昌群（1903-1973），在《舊京速寫》一文中，透過與他之前在上海的經驗比較，映照出北平生活的閒情：「這裡中等階級的人，較江南同等階級的人多一些閒情，不那樣擾擾攘攘的。（例如，這裡的花店特別多，愛花惜草，也是一種閒情，而這裡無論貧家富戶總是花兒草兒的，上海的人就難得了。）」他並表示「在上海我們向來過著緊張的生活，連撤污的時間有時也得列在日程表內，這裡卻什麼都是從從容容的，大街上人們總是怡然自得的走著。」[14]

  賀昌群沒有忽略此種閒情生活的另一面，是經濟的不景氣，就像20世紀30年代初在北平先讀書後教書的譚其驤，也了解當時國難日益深重。但這些文人學者多認為，這些商況與時局的缺陷，乃瑕不掩瑜，北平的日常生活仍「相當舒服；這是當時的北平之值得眷戀之處」。[15]幽默大師林語堂（1895—1976）對北平的生活，也讚譽有加：

  使北平成為這樣動人的，還是在於生活的方式。因為組織得這樣好，所以即使住在鬧市附近，也能有平靜閒逸的享受。生活費是低廉的，生活的享受卻是舒適的。官僚和富人能在大酒樓宴飲，窮苦的洋車夫也能用兩個銅板去買油鹽醬醋以外，還加一些香料的菜餚。不管一個人住在那裡，在他住宅鄰近總不會沒有肉鋪，酒店，和茶館的。[16]

  文人蘸滿感情的筆尖，流洩出溫醇古樸的北平意象，以及閒適悠情的生活形態，相對於充斥光、熱、力等西方物質現代性的上海十里洋場，仿佛另一個世界。[17]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北平市府編的《舊都文物略》等書之外，當時流傳的文化古城書寫，主要由上海向外推廣。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北平夜話》與《北平》，即為一例。《北平夜話》，是留日文人錢歌川（原名錢慕祖，1903—1990）以「味橄」筆名所撰。他於1932年到北平開會後，回到上海，在自己主編的《新中華》半月刊，連載十篇敘述北平的文章。後由中華書局在1935年春，將這些連載文集結成書，加上十幅北平插圖予以出版。[18]該書很快再版，甚至到1939年又出第三版，可見頗受讀者歡迎。[19]

  圖1 錢歌川的《北平夜話》封面（1935）[20]

  在這十篇北平游觀記述中，錢歌川用「沉靜的，消極的，樂天的，保守的，悠久的，清閒的，封建的」一連串形容詞，概括對北平歷歷在目的最初印象。[21]接著，他把北平與上海和南京相比，說上海「萬商雲集，營業最宜」，南京「適宜於做官」，北平則因兼具生活便宜、交通方便及遊逛處多三種要素，「成為一個住家的絕好的地方」。[22]這種適於居住的城市生活特色，只有在北京成為故都之後，才得以浮現。錢歌川甚至浪漫地以「北平如果到處都是馬路，那還成什麼古都呢」，來詮釋「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北平街道市容。[23]一趟故都之旅，讓他歸結道：

  北平的美，就美在一個「古」字上。二千年的古柏，到處皆是，三百年的古店，也有幾家。人民古樸，器物古雅，一切都是古香古色的。住在上海，廣州一帶的人……說到古風古俗，大抵都要鄙視。這種人是不能了解古都北平的。也不能算是代表的中國人。一個代表的中國人，一定能賞鑒北平的古香古色。[24]

  錢歌川以旅人的身份，將賞鑒北平古香古色的能力，作為評判真正中國人的依據，反映出他既認同北平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精華，也心儀北平的古城生活。這類對北平的美譽以及寄望在故都尋找某種文化之根予以認同的心態，實與文人在摩登上海感受不到中國文化本色的「他者」情結，不無關聯。[25]且愈接近30年代中期，華北危機日深，愈使仍居留及（尤其是）已遠離北平的文人們，察覺北平的可貴與可愛，及該城深度蘊含與展露的傳統文化之美。從國族與文化認同的角度觀之，在許多文人眼中，北平最能代表中國精髓，也散發出最濃郁的「故鄉」人情味。[26]因此他們對北平的熱切讚頌，除了反映真實的生活體驗與美化的回憶感受之外，多少也糾雜某種愛國與鄉愁情緒。

  除了《北平夜話》之外，中華書局在1936年出版的《北平》，對遷都後的北平生活與社會環境，同樣極盡肯定之能事。[27]作者倪錫英在介紹完北平的歷史沿革、地理形勢與重要名勝之後，最後一章「北平生活印象」首段即言，北平雖不復為國都，仍殘留以往皇族權貴的生活習慣，「因此在北平生活的方式，是極舒適，極大方，十足的帶著官家派頭」。此使他深覺生活在故都北平社會，「真如倒在一個溫慈的老保姆的懷裡一般」[28]。如錢歌川的《北平夜話》，倪錫英也強調，這種「代表著東方色彩的平和生活」步調，始於遷都之後：

  當政府沒有遷都南京以前，北平的生活是正和現在南京的生活那樣，含著濃厚的政治意味，而兼以人口的擁擠，住所也不舒服了。各種物品供不應求，百物就昂貴了。……在那時候，達官貴人的生活是比較舒適的，但是因為政事的煩擾，稱不上安閒。而一般的市民，終天便在高昂的生活線上掙扎著，一刻也不容閒息。自從政府南遷以後……往日各種物質設備是依然存在，可是因為市面上驟然失去了政治和經濟的重心，一切的代價便全都低廉，於是一般人的生活，也隨著由緊張而鬆緩了，不再像以前那樣的掙扎著。[29]

  北平因政府南遷而驟失政治經濟資源的窘狀，在倪錫英筆下被輕輕帶過；此處歌頌的，是遷都後「去政治化」的城市氛圍與環境：政治緊張空氣消散、帝制設施與良好服務卻得以保留，供人們用「最低廉的代價」去享受「各式最新最摩登的物質設備」。故都北平與上海的「急促壓迫」步調，以及內地各埠的「鄙塞簡陋」相比，顯然最獲倪錫英青睞，並被他美化為去蕪存菁的理想生活環境。[30]

  對故都北平的探究與書寫興趣，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化出版界持續發酵；1936年春的上海《宇宙風》半月刊，以「北平特輯」為名公開徵求來稿，是為著例。[31]其徵稿啟事說明，將於六月刊出一特大號「北平特輯」，「徵求關於北平的風光文物，衣食住行，城市個性，胡同生活，書攤廟會，花式鳥集，戲園茶館，及一切社會民生之斷片速寫等文稿」，「如附與文字相關之照片圖畫，亦甚歡迎」。[32]短時間內，投稿回應熱烈，《宇宙風》以19、20、21三期續刊「北平特輯」共三十七篇文章，來稿者包括周作人（1885—1967）、郁達夫、老舍（本名舒慶春，字舍予，1899—1966）、瞿宣穎（1894—1973）等著名文人，可謂文化精英書寫北平古城生活及人情物態的大薈萃。[33]

  「北平特輯」刊出眾多北平文人、客居者與遊人對故都北平的生活體驗與觀察，描繪的多是令人喜愛與眷戀之處，形塑出北平「能古今並容，新舊兼收，極衝突、極矛盾的現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點不調和也沒有」的寬厚城市性格。[34]眾文人尤愛將北平與其他城市比對，如郁達夫拿他居游過的國內各大城與北平相較，覺得「上海的鬧熱，南京的遼闊，廣州的烏煙瘴氣，漢口武昌的雜亂無章，甚至於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以及杭州的沉著」，都比不上「五六百年來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35]老舍則將北平與倫敦、巴黎及羅馬等歷史都城並陳，毫不掩飾對北平的青睞。北平對他而言，「和太極拳相似，動中有靜」，「在人為之中顯出自然」。[36]

  自1931年起執教於燕京大學的鄭振鐸（1898—1958），曾如此敘述在北平溜達的感受，以及北平人的性格：「假如你在北平住上一年，那麼你便可以領略到蹓躂的意味，和北平人的性格了。他們的性格是舒適，緩慢，吟味，享受，卻絕對不緊張。」[37]北平人被鄭振鐸形容為像駱駝般，帶著「從容不迫的態度，飄飄然的神氣」，在街道兩旁「緩步當車，安閒自在的走著」，令人印象深刻。[38]投稿者陳啟選更將北平擬人化，親切地形容他所體驗的北平生活：「北平城，以一個耳順的老年人來譬喻她，是再適當也不過的：老年人的特性是悠靜，持重，那麼北平城也正是這樣！自己覺得在中國所走的城市，也不能算少了；但以我所到過的城市中，誰也沒有北平這樣的悠靜！」[39]此與前述倪錫英認為生活在北平，就如「倒在一個溫慈的老保姆的懷裡一般」的感受，不謀而合。

  若將這類譬喻，與（本書緒論提及的）1929年新曆元旦的《新晨報》插畫《北平之今昔》對比，將發現當時人對故都北平社會，存在明顯的認知歧見。相較於《北平之今昔》圖文鮮明地展現今不如昔、新不如舊的城市意象，文人學者則截然相反地，突出故都北平如「溫慈的老保姆」或持重悠靜的「耳順老年人」之平和形象。這兩種看似彼此牴觸的故都形象描繪，實從不同角度呈現出北平的面貌：從社會經濟角度觀之，故都北平競爭力大不如前，各業蕭條衰頹；從城市氛圍角度觀之，故都北平擺脫國都階段的紛擾政爭，變得閒適自在。

  圖2 馮棣（畫），《北平獨有的趣味》[40]

  分殊這兩類對立的城市形象時，尚須顧及時間上的階段性差異：如本書第一章第二節所述，遷都後兩年間的北平社會，深受高物價的通貨膨脹與高失業率之苦，使人們懷念國都時期的繁華興盛，因而有《北平之今昔》抒發的昔是今非之感慨。到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北平轉為物價低廉的生活環境，收入中上且月薪穩定的文人學者，較不受經濟萎靡的影響，感受到的多是美好的故都生活特色。即使如《北平》或《宇宙風》的「北平特輯」出版於時局動盪的1936年，多數文人學者心中與筆下的北平，仍是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那個生活便利、服務良好、悠閒舒適的美好故都。

  這類對文化古城的謳歌，使北平的幽雅古味與深厚文化內涵，躍然紙上。[41]當時《宇宙風》的讀者遍布國內各城，銷售量有四萬五千份之多，使「北平特輯」匯集呈現的故都書寫與古城形象，得以放送於中國社會，深植讀者之心。[42]眾多離開故鄉北平的遊子，與客居過北平的旅人，得以睹文遙念，借文抒懷；許多未曾造訪過北平的各地讀者，也能望文神遊故都。

  從內容來看，《宇宙風》的「北平特輯」，除了廣涉《北平夜話》與《北平》所談的古蹟名勝、城市環境與民生百態之外，還即時地反映當時的政局對北平市民生活的影響。[43]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北平，處處可見日本政客與浪人活動的蹤影。在「北平特輯」中出現三回、記錄近三十則人事軼聞的《古城雋語》，作者「沒人」便用辛辣的語調，譏笑某些黨國要員的表現、諷刺部分北平人為求生存而倒向日方，或借北平市民的日常對話內容，透露日本勢力深植該市情狀。[44]這類具紀實報導性質的來稿，呈現出當時北平人心思危的一面。前述鄭振鐸抒寫30年代初期客居北平的悠閒「蹓躂」經驗之文，末尾也慨嘆「現在時代變了，情形也特殊了。今日北平人，是不是再有那種安閒的心情，出來蹓躂：再那樣的蹓躂，是不是要受到他人的遷涉，這都成很大的疑問啊！」[45]署名「吞吐」的論者，則稱北平「自冀東宣布獨立，鐵鳥（註：指日機）不時飛臨，孤城兀立，儼然邊陲。」[46]

  時至1936年後，北京文人常感慨道：「華北之大，已經擺不下一張書桌了。」[47]鄧雲鄉追述當時北京街頭巷尾，常聽人提及「便衣隊、浪人、『白面』房子」，即日方滲透北平製造是非的人與事。[48]日本強大勢力籠罩故都的危城意象，在文人寫實的古城敘述中，隱然浮現。[49]不過，正如遷都後時可聽聞的商界蕭條報導與城市衰頹論調，不足以掩蓋大批文人享受故都生活的事實，同樣地，「七七」事變前兩年的動盪時局與不安氣氛，也抹殺不了眾多文人對北平生活的喜愛與眷戀。[50]

  眾多文人溫暖抒情的筆調，所烘托出北平深邃持重的文化古城意象，既透露這些讀書人對北京遷都後的認知、期許與感受，也呈現該城長期的政治附加價值消失後，作為泱泱古城所積澱的深層內蘊與城市價值。從《北平夜話》迅速再版、三版，以及《宇宙風》「北平特輯」的踴躍投稿與該刊的高銷售量，可想見大眾對故都北平生活的興趣與共鳴。這些將文人在北平的生活點滴與旅遊經歷加以濃縮再現的故都敘述，本身就是市民消費或觀光消費經驗的文字成品，再透過眾多讀者的閱讀消費，滋生出對北平的美好想像與旅遊欲望。

  不可否認，文人的浪漫思維加上較好的經濟條件，使他們在觀照與見證北平的轉變時，易忽略一般商民怨聲載道的不景氣與衰敗危機，或以自身體驗涵蓋一般市民的現實生活。許多速寫北平的散文，容易抽象地將該城呈現為一個美好的感性整體。[51]然而，即使這些文字無法代表底層人民，至少在相當程度上，訴說著文人自身的真正體會、生活經驗與城市觀察。[52]況且，正是這些筆觸細膩生動、內容多元豐富的文人敘述，把北平的新形象，轉化成可供全國讀者體驗與消費的城市資源，成為故都北平最具魅力、傳布最廣的另類指南。

  （二）古城閒適生活代言人

  上述的文化古城書寫，充分流露文人學者對北平城市氛圍及生活步調的肯定與喜愛。肯定之因，在於國都時的政爭喧鬧大致終結；喜愛之故，則因他們多受惠於城市的新走向與新環境。當時北平各級學校教育事業陸續發展，學術研究卓有成績，文人學者廣受尊崇，月薪收入相對穩定且有所提升。[53]在城市生活機能方面，原為國都的北平，電燈、電話、電車與自來水各項公用事業無一不全，生活機能良好，尤其1930年後物價普遍由高轉低，城市書香濃厚、綠地遍布、環境清幽，實為讀書人嚮往的生活天地。[54]

  1935年時，曾有論者「老太婆」從北平經濟自遷都後每下愈況的角度出發，慨嘆「現在北平只有幾個大學」，多少人靠著這窮大學來吃飯。窮教書匠到了飯館戲園，竟成了上等主顧，可憐哉！北平也。[55]然則這些「教書匠」，以故都北平的物價水準來衡量，可一點也不「窮」；尤其大學教授，不只衣食無虞，住屋舒適，行極方便，娛樂開銷也遊刃有餘。[56]誠如鄧雲鄉所述，彼時北平市面賴以點綴的，就是一些中學與大學；「一些著名的大學經費充足，講師、教授的工薪都比較高，因而就生活優裕，頗為大家羨慕了。」[57]國府遷都之後，文教事業對北平城市發展與提振經濟變得益發重要，加上30年代以降，物價持續下滑，使收入穩定且相對有所提升的文人學者，得以躍為故都北平社會的消費新中堅。從反面閱讀「老太婆」對於大學教員竟成飯館戲園上等主顧的感慨，亦可知文人學者確為故都北平社會的消費主力。

  北平的文人學者，若就月薪而言，從名教授、一般大學教師、講師助教，到中小學乃至幼稚園教員，落差頗大，但收入均比遷都前更高。[58]教授級數最高者，若加上其兼職與稿酬版稅等收入，能從500銀元的基本薪，累積達1000銀元以上。[59]薪俸級別次之的教授，也能有300乃至400銀元以上的收入。再者，像譚其驤那種本職是北平圖書館館員，並在大學兼課的文人，月收入介於100到200銀元。[60]30年代，北平的公私立高中學教員的月薪，大致是80到120銀元不等，初中教員則為60到80銀元。[61]若以上述各級教師的收入，對照第一章第二節所述普通市民每月約30元的基本開銷，其間的生活水準落差立現。

  收入穩、待遇佳且享社會地位的文人學者，與絕大多數受經濟衝擊而載浮載沉的各行業者相比，確實具有相對的經濟優勢。即使教員中收入最低者，在景氣低迷、物價低廉的故都北平社會仍可算中等，維持一個小家庭的每月開銷綽綽有餘，大學教授的生活優渥更不在話下。鄧雲鄉曾舉當時在中法大學任教的鮑文蔚（1902—1991）先生為例，其月薪為300銀元左右，住家「共有兩個小院，八間北屋，兩東，兩西，有盥洗間、有浴缸、庖人、女傭，還有自己的包月車。有書房、有客廳，四壁書架上由法國帶回來的上千種的精美書籍」。鄧氏強調「這在當時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授，至於老教授、名教授，其生活之優裕和安定更可想見。」[62]

  圖3 北平的洋車夫[63]

  文人學者，尤其是大學教師或研究人員的消費力，確是遷都後北平各業的生命線。這些高知識分子的家中多「養著不少閒人」，如廚子、奶娘、女僕、車夫各類傭工，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以往的政商權貴人家，提供北平下層勞動者部分就業去處。[64]譚其驤也承認，在20世紀30年代，作為「生活水平比較優裕的大學教師」，有相對較高的經濟條件，其餘北平「大多數市民的生活，過得並不像我那樣舒適」[65]。以頗能代表北平底層勞動人民的洋車夫為例，遷都之後，許多潦倒旗人甚至政客、軍人都淪落到拉車賣力以營生，洋車夫人數不減反增，競爭更形激烈，收入相形短縮。[66]幸而30年代前半期的北平物價低廉，加上文人學者與（下節將述）大批學生匯聚成的故都生力軍，出門總以洋車代步，多少提供眾洋車夫賺錢果腹的機會，稍可緩解因政商權貴離散所造成的消費真空窘狀。

  學者的文化消費與娛樂休閒表現，特別反映出故都北平的「文化古城」氛圍，與文人學者相輔相成的互惠關係。當時這些讀書人，在飲食之外的日常消費與休閒享受，多散發文藝與自然氣息。借用譚其驤的說法是：「和我差不多地位這等讀書人的享受一般都是吃館子，逛舊書鋪書攤，聽戲。夏天還要上公園。」[67]除此之外，再加上坐茶館、游賞名勝古蹟，大致就是這群文人的主要生活消遣，也可謂故都北平社會最具代表性的幾種休閒消費形態。[68]吃館子，在北平幾乎是除了貧戶之外的人民普遍的消費習慣，其不只是純粹的吃食而已，而是包含應酬交際、聚會聊天與消遣娛樂等眾多內容的市民消費。那時，吃個小館子只需幾毛錢，價格之便宜，常令外來旅人大吃一驚，沉醉於「價廉物美的口福之中」。[69]大館子的魚翅席約12元一桌（十一人），平均一人1元多，海參席8元一桌。[70]這般價格對於當時的文人學者，尤其大學教授而言，多不成問題，他們也確實是中等飯館乃至高級飯店的常客。鄧雲鄉說過：「當時不要說『紅人』應酬多；就是一般大學教書的，也幾乎天天有飯局。」[71]劉半農曾用詼諧的筆調，寫他「跑攤」赴餐約的情形，並提及他有時一周多至十餘次飯局。[72]郁達夫從1934年8到9月人在北平時，幾乎天天與朋友上館子吃飯聊天。[73]作家蕭紅（1911—1942）在抗戰前夕居住北平時，一樣常到飯館用餐。[74]上館子或飯店，也是胡適與友人談心或商洽公事的主要消費方式；他的日記充滿這類與友人吃飯的記述，除了一部分是在友人或自家用膳外，其餘都在外用餐。[75]

  上館子屬於普遍的大眾化消費形態，至於逛書店書鋪舊書攤，則屬文人學者及青年學生的專屬樂趣與休閒選擇。如果說眾多大學與中學是支撐此階段北平發展的重鎮，而文人學者與學生是帶動消費的主力，那麼，為數可觀的書鋪或書攤，就是提供這些讀書人精神食糧的來源地。在城市氛圍上，故都北平明顯比過去軍閥主政時更瀰漫文化與讀書氣息，各種圖書館、書市、書鋪、大小書攤、舊書地攤等，充斥城市各個角落。尤其是琉璃廠文化街，更是素來北京文人士大夫尋購圖書與文房四寶、品鑑字畫、訪求碑帖、收集信箋、考據版本、賞玩古董的文化消費地標，為北平讀書人的最愛，也深深吸引外來文人與遊客。[76]20世紀30年代時，琉璃廠及周邊的新舊書鋪，幾近百家。[77]隆福寺附近及其餘街道，約有八十五家書肆。即使不算西單一帶專賣線裝書的舊書鋪，琉璃廠與隆福寺的書鋪總數已近三百家，且在文化古城時期，一般營業都不差。[78]

  東安市場內與西單商場門前的東西便道上，也有不少書肆書攤，其特色是洋版書較多。自1932年起居住北平，後為北大歷史系教授的吳小如（1922—2014），曾憶述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東安市場書攤書店，流行「各種一折八扣的平裝書」；這些書雖錯字多且句讀訛，但價格便宜，「起碼能滿足窮學生的求知慾」。[79]除一般賣新版或折扣價的書店與書鋪之外，舊書攤更遍布北平，舉凡隆福寺街、什剎海荷花市場、什剎後海的早市、宣武門外的曉市、安定門大街路西、後門鼓樓前後、北新橋及各大街口間各處皆可見。[80]

  根據市政府對全市商業家數的調查，在1936年6月時，北平的印刷出版及書籍教育用品業共四百家，筆墨文具業一百二十三家，數量相當多，消費群自以文人學者為主。[81]每年元旦與春節十幾日的廠甸廟會，北平的舊書業者幾乎全聚於此，逛廠甸遂成為文人學者樂此不疲的最大娛興。[82]廠甸的舊書攤，主要分布在海王村公園西邊的南新華街東西兩旁便道上，「如果挨次仔細瀏覽，不遺一攤，那麼至少須要花費兩天的光陰」[83]。鄧雲鄉曾謂，故都時期的廠甸書市，是「中外專家、大學教授、中學教員、機關職員、大中學生訪書淘書的好場所，儘管層次不同、要求不同購買力也大不相同，但都能得滿意的，甚至意外的收穫」[84]。朱自清（1898—1948）也提過，「陽曆正月里廠甸的書攤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禮去」[85]。廠甸對文人學者的強大吸引力，使許多人即使到外地教書，回北平時也不忘再到廠甸逛上一逛。在十餘年居住北京期間逛了近五百次琉璃廠的魯迅，即便遷都後已定居上海，當他於1929年5月與1932年11月回北平省親與演講時，都再抽空逛以前常去的琉璃廠，在博古齋、靜文齋、寶晉齋、淳菁閣與松古齋等南紙店，搜羅信箋數十種，以及給他小孩周海嬰（1929—2011）的玩具。[86]幾乎在北平的學者或文化人，沒有不愛好逛廠甸者。以胡適為例。他在1937年1月初，先與毛子水（1893—1988）一道逛了趟廠甸，後因病入院開刀，住十五日後，回家休養才一周，又立刻偕著毛子水同游廠甸，在土地祠買了些雜書，足見他喜愛逛廠甸的程度。[87]

  圖4 琉璃廠書攤[88]

  圖5 琉璃廠古玩攤[89]

  對這些讀書人來說，逛書店書鋪不只是為做學問，而是集學術、休閒，甚至娛樂於一體的文化消遣。他們當中有些人抱著尋寶的心態搜選書籍、碑帖、文物或古董，尤其喜愛購藏舊書，每逢周末假日，定會光顧北平各大小新舊書肆、書攤。[90]國府遷都後，市面蕭條時居多，充滿古味且價格便宜的小舊書肆，廣受文人與學生歡迎，並吸引不少大學教授與私人收藏家前往尋寶。[91]各書鋪老闆夥計皆禮貌周到，顧客可逐架參觀、隨意取閱，且不論看多久、買不買，都熱情接待。[92]若遇熟客，老闆還會請到櫃房或客房休息，讓夥計取書供其挑選。由於每家書鋪都有各自的文人熟客，商家相當了解他們的需求，一旦遇相關書籍進貨，常常直接送書到府任其揀取，每逢三節（端午、中秋與春節）再算帳。[93]北平文人學者對書籍的消費，是這些書肆得以生存的重要條件；許多人甚至愛書成痴，巴金（本名李堯棠，1904—2005）便生動地形容過愛書勝過其他日常消費的情狀：

  鞋子綻了，由他；襪子穿了，不買；再把八元錢一個月的包飯停止，去到切面鋪食用七分錢一餐就可以飽的燴餅。及至抱了那一函線裝由書肆踱出了時，衷心實在是怦怦地跳動著的。[94]

  遷都後的北平京劇界，由於政治經濟資源喪失的牽連，聲勢一時稍衰，但30年代以後，新建的劇場又陸續開幕，包括1930年的哈爾飛戲院；1932年的瀛寰戲院、1932年的國劇學會舞台、1936年的長安戲院與新新戲院。[100]據社會局調查，1932年的北平共有大小劇場約二十家。[101]這些劇場的表演，素質多比過去更佳，人才輩出。[102]

  當時的名角常在開明、中和、華樂、吉祥、哈爾飛等戲園演出。[103]看武生楊小樓的演出，票價是1元2角，四大名旦（程硯秋、尚小雲、梅蘭芳、荀慧生）與四大鬚生（譚富英、馬連良、楊寶森、奚嘯伯）的戲價，則每張1元。次一等角色擔綱的戲價，就便宜不少，一次3角以上。再下等的，如在天橋演出的小戲，則因設備簡陋，也隨之收費低廉，通常銀元2角、1角，甚至銅元20枚便可聽戲。[104]再沒錢買票看戲的底層勞動者，在1932年底無線電台開始普及於北平之後，光站在街旁，聽各店鋪播放電台轉播的日夜兩場戲，也可過足乾癮。[105]此外，北平街巷中，還有別處少見的「地台戲」——即在平地擺上兩圈板凳，在中間唱戲——供下層群眾勞動之餘，以極廉價的費用，享受聽戲樂趣。[106]

  不過，即使是名角擔綱的演出，在故都北平時期，仍易因時局動盪，或受經濟低迷波及，影響其賣座情形。[107]如老生名角言菊朋（1890—1942）於1936年底，在長安戲院登台，結果賣座不佳，該戲院因而停演整修，至1937年再邀楊小樓、錢寶森登台合演，才維持營業。[108]譚其驤則常常到吃晚飯時，才看當天報上登的各戲園戲碼，飯後再搭車趕赴戲園；因為即使錯過開場，還是有空位得以買票聽戲。[109]

  圖6 四大名旦（前程硯秋、後排左起尚小雲、梅蘭芳、荀慧生）[110]

  至於觀賞話劇，雖不如京戲般普遍受北平市井小民歡迎，卻在文藝界與知識青年圈中有一定人氣，各校也多有話劇公演活動。[111]1931年7月11日胡適曾到北平小劇院，觀賞趙元任翻譯的話劇《軟體動物》演出，並發表劇評在《晨報》上。[112]除了到劇場觀劇外，看電影也是學界普遍的消遣。[113]北平各電影院每日分午、晚兩場放映，為了便利學界消費族群，還特於每周日添開早場，票價一律減收，以示優待。[114]由此可知北平電影院相當重視學界的顧客源；不過若就人數而言，看電影的學生，還是遠勝老師輩。再者，某些偏好從事西式休閒運動的學界中人，喜歡到球社（房）去健身。球社包括撞球（即撞球）、地球（即保齡球）與高爾夫球；根據《北平旅行指南》，1935年時的北平有八家球社，「教育界多喜之，球技亦較嫻熟」[115]。

  聽戲、觀劇、看電影屬於融合文化、藝術、音樂等多元的視覺與聽覺饗宴，是四季皆宜的室內娛樂；上球社健身，也是在室內進行的休閒活動。而去公園走走逛逛，則為接觸自然、感受花香綠意、舒緩身心的最佳戶外享受，是文人學者偏好的休閒選擇。[116]且舉遊人最多的中山公園為例，在太平天國史家謝興堯眼中，其優點就有空氣清新和暖、景物精緻典雅、建築美麗古樸、花木奇異美麗、茶好點心佳，且到這裡就「可以把一切煩悶的思慮洗滌乾淨，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暫時忘掉。」[117]「文人學者們逛公園之餘，常到公園裡的茶座或城市各處及近郊的茶館坐坐。」北平的大小茶館與茶店，隨處可見文人學者的蹤跡：

  北海茶座、公園茶座、太廟茶座、中南海茶座以及有來今雨軒、上林春、漪瀾堂、道寧齋……都是有名茶座、大茶座，還有多少小的、無名的，但都是文人學者構思、論學、寫作、閒談的最佳場所，那樣自由，那樣閒散，那樣寧靜，那樣舒暢。[118]

  除了逛公園、坐茶館之外，文人學者也喜歡游北平市內與城郊眾多名勝風景。胡適的日記里，記述不少與友人一同出遊的休閒覽勝活動，足跡廣及玉泉山、香山、秘魔崖、秀峰山、白松林、碧雲寺、黑龍潭、大覺寺、八達嶺等。[119]被胡適譽為「一代才女」的建築學家林徽因（1904—1955），那時也常「和親戚朋友一道騎毛驢游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120]。故都北平時期，市府不斷修築馬路與改善交通，使市民與遊客到城內外與近郊的名勝古蹟多相當便利；這是市府推銷故都，刺激觀光消費的政策之一，確使北平平添更多生氣。

  整體而言，文人學者對故都北平的商業經營、城市意象、社會文化與消費形態的新發展，都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的存在，造就遷都後北平文化教育事業的發達與興盛，也在相當程度上活絡了城市消費。這群「中產知識階層」，在日常消費中展現的知性與文化內涵，與北平當時的「文化古城」形象相得益彰，並孕育出他們特有的消費新感受。眾多的文人古城書寫，便是這些新感受的最佳見證。簡言之，他們儼然北平閒適生活的最佳代言人，以及故都濃厚書香氛圍的主要受益者。

  聽戲、觀劇、吃館子、逛書店、上公園、坐茶館、游名勝，這些所述的消費行為，在遷都之前固然早已存在。但當城市消費主力從多金的政商權貴，下移至中產的文人學者時，這些讀書人透過上述日常生活表現，開啟了某種異於往日官場消費文化的新消費模式。與昔日揮霍無度、炫耀財勢的政商權貴不同，文人學者多屬理性的消費者，少有打腫臉充胖子或好大喜功式的奢侈消費行為，此可證於他們逛書鋪書攤的表現，「儘管常常逛而不買，但逛本身就是樂趣」[121]。不可否認，文人學者較節制而不鋪張的消費特質，無法有力地提振萎靡的經濟，此亦間接說明以他們為主力的北平社會，難以像國都時期那般，因政商權貴的支撐而經濟繁榮，消費旺盛。但他們悠閒的生活風格與樸實的消費表現，使故都北平的風貌，得以突破單從經濟角度切入而被強調的蕭條凋敝與今不如昔，呈現出文化層次靜謐恬淡且書香飄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