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戰後學潮經常發展為整個社會表達不滿與抗議的風潮，全國無不受此影響，而「北平為近代中國學生運動聖地，五四運動後，所有學潮恆以北平馬首是瞻」[8]，戰後也不例外。1946—1948年北平先後發生了反美抗暴運動、反內戰反飢餓運動、反美扶日運動、「七五」血案等運動，很多運動波及整個社會階層，影響極其廣泛。當時，處理學潮成為北平各級黨政軍警憲特機構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但是在具體的學潮處置中也有不同的處理意見及行為，秉承中央意志的警備司令部、憲兵、黨部、軍統、中統等系統基本上主張嚴懲，在學潮的處理過程中措施強硬，往往刺激學潮擴大升級；而非中央系的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北平市長何思源與華北「剿總」傅作義等則出於現實的考慮，採取緩治和疏導的辦法，避免了一些流血衝突。

  早在1946年末的反美抗暴運動中，這種分歧就開始出現，何思源處於國民黨政府與學生運動對立的夾縫中，左右為難。起先，何致函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提出抗議，要求懲凶、賠償、道歉。當北平各校學生到市政府請願時，何接見學生代表，明確表示支持學生的正義行為，嚴厲指責美軍的暴行，並且表示「政府要提出抗議，向他們（指美軍）進行嚴重交涉，學生要為政府作後盾」。[9]但是何的這種行為受到行政院的指責，行政院致電何思源強調：美軍個別人違紀是法律問題，應以法律解決，絕不容許奸人藉機誣衊「親密盟邦」，破壞政府外交。[10]李宗仁此時對學潮也盡力疏導。中統的情報就提到：「行轅李主任恐事態擴大，曾令各方注意維持秩序。」[11]當然反美抗暴風潮時，政府與學生還沒有形成尖銳對立，所以北平當局內部的分歧還不是特別突出。

  反美抗暴運動稍稍平息，從1947年5月又出現了全國性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在北平，5月18日由北大、清華、燕京、天津南開、北洋等13所院校聯合成立華北學生「反飢餓反內戰」聯合會。當日，北大學生宣傳小組在西單做宣傳時，遭到青年軍208師的襲擊和毆打。在當晚的緊急會議上，學聯決定針對這一事件發起新一輪抗議活動，自5月19日起罷課，並決定5月20日舉行大遊行，向北平行轅請願。

  5月18日，國民政府通過《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稱：「京滬等地，竟有若干學校學生……相率集眾請願，迭提過當要求，出以越軌行動，妨害公務，阻礙交通，顯系有意鼓動風潮，擾亂社會秩序，破壞行政設施……實亦政府所難坐視。」規定不得越級請願；請願代表不超過10人：如有學生罷課及遊行示威等情事，各級政府應採取必要措施，或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規定者，當地政府應採取緊急處置，作有效之制止。[12]蔣介石發表談話，內稱：「國家何貴有如此之學校，亦何惜於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為保證整個國家之生命與全體青年之前途，將不能不採取斷然之處置」。[13]教育部據此通令各大學：「近來學生之罷課遊行，請願要挾，荒廢學業，擾亂治安，逾越教育範圍行為，殊應予以糾正」；下令「已罷課者，即日複課，並查明滋事分子，分別主從，從嚴懲處，為首者一律開除學籍」。[14]

  在如何對待學生運動這個問題上，北平和中央政府之間以及北平當局內部存在分歧。天津《大公報》提出：蔣介石發布之文告以其內容與現實不符而「增加了地方當局的困難」。北平對頒布《臨時辦法》的反應，進一步說明了這個問題。李宗仁5月18日召集各大學負責人及教授代表開會討論時局，認為《臨時辦法》的用意顯然是對付京滬請願學生的強硬做法，北平擬「在執行上作一彈性之決定，以便兼顧中樞命令與地方特殊情形」。[15]對5月20日的學生遊行決定不加干涉，李宗仁還對有武器者鄭重告誡：「即使學生先動手，你也不要還手。」並嚴禁任何武裝單位徘徊街頭。[16]然而就在這次會商的次日，北平警備司令部以行轅的名義下令禁止遊行，並將公文送至各學校，北大秘書長鄭天挺收到此公文表示，「學校當局昨會聯合訪李主任，要求當局采疏導態度。本日官方除警備司令部命令外，尚無任何通知」。[17]可見北平警備司令部與行轅之間意見不一。

  北平警備司令陳繼承與北平軍統的馬漢三秉承中央嚴厲鎮壓的政策，商定在20日派軍警埋伏在學生請願的必經之路，對學生進行鎮壓。何思源得知消息後，告知李宗仁，希望李宗仁出面制止。李宗仁約見馬漢三，馬說明了打算通過武力鎮壓犧牲幾個人來平息學潮，李宗仁認為，打死了學生更會造成反政府的藉口，要求馬漢三速將軍警特務撤回，從而避免了學生的流血犧牲。[18]這樣，北平學生5月20日的遊行基本上沒有遭到軍警特務的阻撓和鎮壓，並順利到達北平行轅，提出自己的要求，李宗仁親自接見，安撫學生的情緒，然後，學生有秩序地返回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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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北平的疏導和不干涉迥異的是天津、南京、武漢等地在同一天的遊行都遭到軍警的鎮壓，學生傷亡、被捕者甚多。對於這種差異，當時《觀察》發表的評論文章指出：「北平『五二〇』萬人遊行得以順利完成，據說是完全因為坐鎮北方的一文一武兩大員（這裡指的是胡適和李宗仁）力爭所致。兩大員不顧手令，不顧秩序法，徹夜疏通了各機關，撤銷了預定埋伏，由此才有了翌日的成績。天津則不然，飛起了石子、木棍，出動了暴徒。愛國大遊行，結果南開、北洋兩股主流均遭毆，而不能匯合。這也正說明了地方當局意見的對立。李宗仁、陳繼承的鬥法，『五二〇』事，李主疏導，陳主嚴懲，兩人為此，幾致勃豁。北平在行轅腳下，自然得給李主任一點面子，而天津市的指揮決策者，是上官雲相。雖然短短240里，卻不免有天高皇帝遠之感，李主任當有鞭長莫及之嘆了。」[19]由此可見，北平當局意見的對立，以及李宗仁對北平學潮處置的影響。

  然而，北平並沒有因為「五二〇」遊行而平靜，在以後的幾天，軍警特務尋機挑釁，逮捕毒打學生的事情時有發生。華北學聯為抗議國民黨最高當局通過《臨時維持社會秩序辦法》，決定6月2日罷課，以6月2日為「反內戰日」。這時，時勢演進，環境變遷，國民黨中央電令平津地方當局，授以處理學潮全權。在隨後的北平行轅會議上，陳繼承等人的意見占了上風，決定依《臨時維持社會秩序》辦法處理。[20]從6月1日開始，北平的國民黨軍警憲特如臨大敵，全城戒嚴，在北大沙灘附近設置沙包、鐵絲網，清華與燕京之間的電話線被割斷，兩校之間布滿軍警和特務，北平警備司令部揚言要採取斷然措施鎮壓學潮。在此情況下，學生們改在學校活動，但是軍警非但不撤除，反而採取了鎮壓的行動。當局派兩輛滿載士兵的卡車撞壞北大西齋大門，準備入校鎮壓，校長胡適打電話給何思源，何思源親自到北大疏導，命令軍警撤除，並立即拆除沙包、鐵絲網等障礙物，才避免衝突的升級。[21]

  雖然6月2日沒有發生流血衝突，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國民黨軍警特務的高壓使得局勢更加惡化，學生運動也開始走上有組織有計劃的軌道。發展到1948年3月，北平警備司令部接到中央電令，以學生聯合會為中共策動的組織，各地均已查禁，而「北平學聯尚在公開活動，應立即依法查禁」，即通知各學校查禁。[22]在3月29日，國民黨軍警包圍北大沙灘區，查禁華北學聯。北大等七校代表決議4月3日起總罷課，表示抗議，並組織保衛學聯聯合會。4月7日，北平警備司令陳繼承以「華北學聯首要分子，鼓動罷課罷工」的罪名，要求北大限期交出田餘慶、柯在鑠等12位學生，4月7日，警備司令部秘書主任汪道涵和北平市警察局局長湯永咸親臨北大，向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出示警備司令部密函，要學校配合逮捕，鄭天挺予以拒絕，雙方爭執不下。陳繼承態度強硬，公開宣稱要做關麟征第二，不惜動武。北大校方找到何思源出面斡旋，才避免了軍警的任意捕人，改由法院依法傳訊。[23]

  當局還於8日晚，派幾十名特務暴力襲擊了北平師範學院，擊傷多人，逮捕8名學生。各校學生組織起來集結5000餘人到北平行轅請願。北大教務長鄭華熾、訓導長賀麟、秘書長鄭天挺、清華代校長葉企孫約同師院訓導長溫廣漢等與陳繼承交涉，要求釋放從師院逮捕的8名學生。何思源從中調解，陪同主要大學的負責人前往北平警備司令部要求陳繼承放人。陳故意迴避，何就同各校代表趕赴北平行轅查問。當時李宗仁不在北平，行轅參謀長王鴻韶立刻將陳叫去追問，陳繼承迫於北平行轅的追查和各校師生的要求，不得不於當晚將學生釋放。

  李宗仁在南京得到北平學潮的消息，即於15日致電北平黨政軍負責人，指示說：「處理辦法，仍宜本過去一貫以疏導說服為主。當茲生活困難，社會不安之極，學生由於苦悶之情緒，一遇刺激，自不免容易發生軌外行動，授奸人以挑撥煽惑之機會。務望兄等與院校協調一致，妥慎處理，使學生瞭然政府之困難與愛護青年之意，自可覓取解決之途徑。至傷人滋事各節，應即依法處理，以示尊重法治之精神。」在此電令下，陳繼承、吳鑄人與何思源於15日向師院道歉：「查本月9日貴院所發生不幸事件，以事出意外，未能及時防護，至為歉仄。今後自當盡力防止，不再發生類似事件。」[24]於是事件逐漸平息。

  因為在對待學生運動的態度上，何與陳繼承、吳鑄人存在矛盾，「何思源與陳繼承唱對台戲，引起陳的極大不滿。陳繼承大發牢騷，說何思源向學生賣好，給他製造困難，是為共產黨張目云云」。[25]何也曾說明自己對於學潮「力持和平，備受誤會，誣為袒護北大，放縱共匪」。[26]可見雙方對立之尖銳，所以何在這份給教育部的電報中做這樣的自辯。

  1948年5月，李宗仁當選副總統，長駐南京，北平行轅裁撤，吳鑄人競選監察委員，也離開北平，6月，何思源被免去北平市長。此後，傅作義任華北「剿總」，坐鎮北平，陳繼承為「剿總」副司令兼北平警備司令，傅與陳本來就有矛盾，於是，在學潮處理中，開始出現傅作義與陳繼承的鬥法。

  1948年7月5日，流亡北京的數千名東北學生群集東交民巷，抗議市參議會通過的「徵招全部東北（流亡）學生當兵」議案。傅作義雖然反對學生遊行，但是面對學潮，他還是避免衝突，遊行當天，傅作義「嚴令凡接近學生者，一律徒手，各級警憲官長，亦一再申戒不許流血，更無任何人下達開槍命令。警憲人員，自晨至暮，始終以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之容忍精神。在十一小時之長時間中，忍飢忍餓，維護公共治安，雖學生行動激越，幸未發生任何意外」。[27]儘管傅作義有此指令，但陳繼承認為局勢嚴重，以電話請傅作義派部隊警備，傅指示「士兵不准帶槍，更不許打學生」。陳繼承即調中央系的青年軍第208師搜索營及裝甲車4輛全副武裝先後到達現場，[28]隨後局勢開始緊張，最後失控，青年軍開槍射擊，釀成慘案，學生死8人，無辜商人死1人，傷48人。[29]

  「七五」慘案，引起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7月9日，華北13所院校、東北在平各院校學生萬餘人匯聚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七五」慘案哀悼控訴大會。會前，萬餘學生高舉「東北華北各院校反剿民反屠殺要讀書大請願」的大旗，先到李宗仁官邸請願。李因結束行轅事務，正好在北平。李宗仁三次接見學生代表，他表示：「自己有職無權，只能儘量幫忙，向地方及中央轉達。」最後同意請願代表提出的嚴懲兇手，撤銷對集會、言論、請願的禁令，厚恤死難者家屬，建立臨大臨中等10項要求。近午，警備司令部派來4輛裝甲車到李宗仁官邸附近，引起學生強烈抗議，李宗仁表示保證學生安全，並撤走裝甲車。[30]事件發生後，傅作義於次日發表談話，表示同情學生，答應對肇事頭目撤職查辦，厚恤死難者家屬，盡力解決東北學生的生活和就學問題。[31]傅一面派人處理善後，一面致電南京政府行政院請求「處分」和「引咎辭職」，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撤換了陳繼承和市政府其他幾個中統、軍統特務骨幹。最後，蔣介石被迫撤了陳繼承北平警備總司令的職務。青年軍208師也被調離北平。

  「七五」慘案後不久，國民黨開始嚴厲鎮壓學生運動，國民黨青年部長陳雪屏奉密令成立「清匪除奸委員會」，隨即發生「八·一九」事件，傳訊、拘捕250餘名學生，送特別刑庭「法辦」。中共也開始轉移學生，國統區的學生運動轉為配合解放軍進軍，防止國民黨破壞城市，協助解放軍接管城市，由此學生運動開始步入低潮。從1946年末的反美抗暴風潮到1948年「八·一九」大迫害，整個學潮的過程中，都可見中央系與非中央系面對學潮問題的寬嚴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