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戰後，國民政府成立北平行轅，作為國民政府最高行政長官駐北平代表機關。1946年改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轅，下設保定和張垣綏靖公署，負責華北五省及三個特別市的黨政軍一切要務。1948年5月裁撤，其職權歸入華北「剿總」。另外，常設的北平市黨政軍機構主要有市黨部、市政府、警備司令部以及憲兵和中統、軍統在北平地區的下屬組織。

  北平由於多年的日偽統治，國民黨政權接管後，需重建自己的統治，北平自然成為國民黨各種勢力極力滲透的地區。CC系、陳誠系、政學系、軍統、憲兵等中央各派勢力紛紛湧入。以北平市政府為例，其中副市長張伯謹是三青團中央委員，與陳誠關係密切；警察局局長湯永咸原是憲兵團長，出自蔣介石侍從室；民政局局長馬漢三是軍統特務，秘密身份是保密局北平站站長。除了中央系的勢力以外，[3]這一時期主政北平的還有一些地方實力派或文職官員等非中央系的勢力，如文職的北平市市長何思源，任北平行轅主任的新桂系的李宗仁，1948年5月後任華北「剿總」的晉綏系的傅作義等。這樣在北平就出現了中央系與非中央系雜處，各種勢力交織共存在各級黨政軍組織機構中，這樣在處理很多事務的過程中相應地就會出現各種歧異甚至衝突。

  何思源從1946年11月至1948年6月任北平市市長，作為北平的市政地方官，直接參與處理幾乎所有的學生運動。何早年畢業於北大，後又留學德、法。1926年回到廣州，先後任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法學院主任、政治訓育部副主任。「二次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職權。1928年起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抗戰爆發後，留在山東堅持敵後抗戰，抗戰勝利後，任山東省主席。何思源在學界有很好的關係網絡，這是其主政北平的重要的資源之一。但是，何思源是一個典型的文職官員，無組織背景，在中央僅與朱家驊關係較為密切。[4]1946年11月，何思源被排擠出其抗戰時有一定根基的山東省主席的位子，被任命為北平市市長，但是「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發表何思源為北平市長，只不過是蔣介石給何思源下野的一個台階，實際上不打算讓何思源上任，因為北平前市長熊斌本來是一個過渡性人物，當時陳誠保薦張伯謹任副市長，就是準備接替熊斌任市長的。」[5]後來，何思源更是由於幫助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及處置學潮不力等原因，遭蔣介石嫉恨，1948年6月被免去北平市市長職務。

  新桂系是民國時期一個重要的地方實力派，也是一直參與競逐中央權力的一個派系，所以蔣介石對新桂系一直保有戒心。抗戰勝利後，李宗仁被任命為北平行轅主任，表面上是作為國民政府最高行政長官駐北平代表，負責華北五省及三個特別市的黨政軍一切要務，其實只是一個沒有實權的虛位的最高長官，就像他自己說的：「我深知蔣先生絕不會信任我而授我以實權。他要把我捧的高高在上，負責華北全局安危之責，而無絲毫調兵遣將，控馭下屬之權。」[6]所以任上的李宗仁在北平結交名流學者，利用各種機會擴大自己的影響，塑造自己民主、革新的形象，待機而動。

  傅作義是從晉系中獨立出來的晉綏系，早在抗戰時就凸顯出自身的實力。1948年5月，國民黨政府撤銷北平行轅，成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任命傅作義為總司令。但蔣介石出於對非嫡系將領的戒心，指派其親信陳繼承擔任華北「剿總」副司令兼北平警備司令，具體指揮華北地區的中央系部隊。[7]傅作義極力擺脫蔣介石的控制，排擠中央在平勢力，傅利用「七五」慘案，借重自己的軍事實力，以辭職相迫，使國民黨中央不能不尊重其意見，使其完全控制華北的軍政大權。

  與上述完全不同的是代表中央系的北平警備司令部陳繼承，北平市黨部的吳鑄人，警察局的湯永咸，市民政局的馬漢三，市社會局的中統頭目溫崇信等，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也最具代表性的是陳繼承。陳繼承是蔣介石的嫡系，黃埔系出身，資格也很老，早年是黃埔軍校的中校教官，參加過東征、北伐、1932年的第四次「圍剿」、1933年的第五次「圍剿」，隨蔣介石經歷過西安事變，其後歷任洛陽衛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軍校教育長、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抗戰勝利後，任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北平前進指揮所主任。1946年9月，兼任北平警備司令。1947年任保定綏靖公署副主任。同年9月，任北平警備總司令。同年12月，任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陳繼承是中央系在華北的最高長官，最大程度上代表並執行國民黨中央的意志，與李宗仁、何思源、傅作義等嚴重對立。最終因為「七五」慘案被調離北平，任南京警備司令部司令。

  由此可見，戰後，北平學生運動有其特殊的政治環境，與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運動不同，國民政府對北平的控制遠遠達不到滬寧地區那種程度。北平的政治生態中非中央系對中央系形成了一定的制約，這種派分必然伴隨著權勢爭奪，在學潮問題上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