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戰後學潮基本是社會普遍情緒的一種表現形式，學生運動既起，如同時論所言：「反內戰，反飢餓，是人民一致要求，無論何人，登高一呼，自會萬眾響應，群起支援。」[32]會各界對學運多持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態度，因為學潮反映的問題也關係到社會各階層。國民黨內各種勢力，雖然多半反對學潮，但由於受不同的動機、利益、目的和觀念的驅使、影響，各人對學潮問題，無論是在態度上，還是在行動上，都難免會感受不同，意見不一。在北平一系列的學潮處理過程中很明顯地分為中央系的嚴懲與非中央系的疏導兩種態度和行為，中央系由於長期受到效忠黨國與領袖的思想灌輸，素以服從中央及領袖命令為本分，思維通常較為直線而不計後果，在面對政治上的反對者時反應強硬；而非中央系的地方負責人往往比較注意自己在地方上的影響和前途，處理類似問題基本上會有一些疏解矛盾的作用。

  上述的那種分歧只是問題的一面，其實，任何的政治事件都包含著所涉及的各類政治勢力的爭奪博弈，學潮也不例外。北平學潮處置上的歧異，其實也包含著中央系與非中央系的權勢爭奪，特別是在爭取對包括學生、知識分子等社會力量的支持，甚至還有美國方面的關注，這些無形的社會資本在學潮處置中得到凸現。

  在以往關於國民黨派系鬥爭的論述中，往往較為忽視不同派系對社會資本的借重和利用。社會資本包括良好的社會關係網絡以及社會輿論的支持，主要表現為良好的社會形象及無形的社會聲望等。相對於掌握軍事政治等有形的「力」的資源的中央系，非中央系及地方實力派更看重社會資本，而這在某些時候會轉化為政治競逐及權勢爭奪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砝碼。具體到北平學潮處理問題上來看：一方面，由於八年的艱苦抗戰，國民政府通過抗戰建國的策略，有力地擴大了中央的勢力，相應地非中央系受到很大削弱。所以戰後，在北平，中央系控制了幾乎全部的黨政軍資源，非中央系往往處於位高權輕或者受中央牽制的地位。這種狀況就使得非中央系往往採取結交社會名流、採取開明的政策，塑造民主形象，爭取社會民意的支持，當然還有美國的關注。李宗仁在北平行轅任上，廣交文化、知識、教育界朋友，聘任西北大學教授蕭一山為行轅秘書長，北洋大學教授王捷三為政務次長，在行轅內成立座談會，邀請各大學教授出席，聽取他們的意見。何思源本身就是學人出身，畢業於北大，留學歐美，在北平「黨政文化各界多為師友故舊」[33]，別是與北大有校友的特殊關係，而且何本身就是個文職官員，一向溫和，所以在北平各界中有較好的口碑。而傅作義雖然是軍人，但是也很注意這個方面，傅作義在北平期間，經常約請學者教授座談，以此來「隨時掌握知識界的動態，民眾的呼聲，社會的輿論」，通過辦《平明日報》請知識分子撰稿，自由發表各種政論及建議，傅作義還邀請學者教授參觀張家口，請教授學者為所屬幹部做各種專題報告、演講。[34]據傅作義的參謀長李世傑回憶：到1948年前後「傅作義對於軍事部署，如此拖延擱置，整天卻在接見政界人士、名流學者、非常忙碌」。[35]非中央系注重結交文化教育界名流，重視社會支持，這既可以成為他們在學潮中主張疏導的一個誘因，同樣也為他們處理學潮提供了社會資源，特別是李宗仁、何思源與胡適在歷次學潮疏導中的作用可以證明這一點。

  另一方面，在學潮處理中，非中央系也收穫了社會輿論的支持，積累了相應的社會資本，相反中央系勢力卻屢屢受損害。

  李宗仁在學潮處理中以疏導為主，懇切勸諭，收到良好效果，獲得社會輿論的一致好評，得了「民主將軍」的美名。而且美國方面也對李非常關注，1948年，司徒雷登以調查清華、燕京及北大學生思想狀況為名，專門從南京到北平做了考察，回來後，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在一般學生心目中，象徵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其資望已日趨式微，甚至目之為過去人物者」，而「李宗仁將軍之資望日高」。[36]這些在李宗仁日後的政治競逐中成為一種特殊的資本，在1948年副總統選舉時，這無形的資本得到了體現，據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葛魯恩報告：「有一件事很確實：傅涇波與司徒大使堅決擁護李宗仁參加副總統競選，當蔣總統以高壓手段干涉時，二人都感到驚恐不已。他們對於李宗仁並不存有幻想……他從前是一位軍閥，具有軍閥的種種缺陷。但他們覺得他能虛心接受忠告。他是改革的真實象徵，且能成為蔣總統與一般自由知識分子間的橋樑。」[37]而這些資本大多是在北平行轅任上因處理學潮得當而獲得的。

  何思源在任北平市長時，在歷次學潮的處理上，多是盡力疏導，儘量避免不幸事件發生，在政府與學生的對立中起到了很好的緩衝作用，得到學界的廣泛讚譽。1948年6月，何被免職以後，北平各民眾團體、宗教團體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代表來訪者絡繹不絕。各界代表為何思源在市長任內對各方的愛護盛意，在25日集體拜訪，表示感謝。27日北平參議會特地舉行歡送會，授予何思源夫婦北平榮譽市民稱號。何思源去職後專事和平解放活動，勸說傅作義、李宗仁走和平道路，聯絡各界人士進行和平呼籲，並親自出城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洽談。[38]何思源從事和平運動，利用的主要資源就是其主政北平所積累的關係網絡和良好聲譽。

  傅作義的情況稍稍不同前述二人，因為傅的軍事實力以及才能，蔣介石在華北必須要倚仗於他，但是蔣在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總」的同時，指派其嫡系陳繼承擔任華北「剿總」副司令兼北平警備司令，具體指揮華北地區的嫡系部隊。傅作義雖名為總司令，對這些部隊不僅無法調動，而且連人事、兵員補充、後勤補給都難以插手，為此傅作義非常不滿，三次電請辭職，都被蔣竭力挽留。[39] 最後還是通過「七五」慘案，傅作義首先澄清自己，把社會輿論的注意力吸引到陳繼承等人身上，從而掌握主動權。傅還藉此向蔣提出辭職。由陳繼承繼任，以退為進。最後，蔣介石表面上是迫於輿論的壓力，撤換了陳繼承的北平警備總司令，其實是迫於傅作義的壓力。在此基礎上，傅又撤掉了幾個北平市政府內的中統、軍統特務，如撤去民政局長軍統特務馬漢三、社會局長中統特務溫崇信等，削弱了中統、軍統勢力對北平的控制。所以說傅作義是直接借了學潮的勢，使自己在與中央系的爭奪中取得了主動。

  可見，在學潮中，中央系與非中央系的這種分野並不是一種偶然，其實背後有著中央與地方驅使動機、所依持與憑藉的資源之不同等因素的不同。但是結果往往是中央政府承受了嚴重的政治災難，相反像李宗仁、傅作義等這樣的非中央系反而藉助學潮的處理收穫相應的權勢資本。

  本章節來源於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

  [1] 本文選自《民國檔案》，2008（1）。

  [2] 已有的相關研究主要有：[美]胡素珊：《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第三章《反戰學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楊奎松：《國民黨人在處置昆明學潮問題上的分歧》，載《近代史研究》，2004（5）；左雙文：《1946年沈崇事件：南京政府的對策》，載《近代史研究》，2005（1）。其中胡素珊和左雙文的論述中均注意到北平當局內部在學潮處置上的分歧，但限於主題，都沒有進行深入的探討。

  [3] 本文中提到的「國民政府中央與地方」中的「地方」不是相對於中央的一個整體。而是通過在具體的地方場域中存在的「中央系與非中央系」來反映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實際狀態。

  [4] 何思源早年是靠戴季陶的提攜進入政界的，在山東時，與CC系的關係比較複雜，有過尖銳的衝突，後來關係又有所緩和，但基本上沒有太深的組織關係。主政北平時，在中央主要是依靠朱家驊的支持。具體可參見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的經歷與見聞》，見《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0；左雙文整理：《1946—1948年何思源與朱家驊往來函電選編》，載《北京檔案史料》，2005（3）。

  [5] 丁嵐生：《回憶何思源先生》（手稿），轉引自王強、馬亮寬：《何思源：宦海浮沉一書生》，219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6]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601頁，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7] 參見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憶錄》，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傅作義將軍》，276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

  [8]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611頁。

  [9] 丁嵐生：《回憶何思源先生》（手稿），轉引自王強、馬亮寬：《何思源：宦海沉浮一書生》，241頁。

  [10] 《北平市政府致北京大學函》（1947年1月10日），見北京市檔案館編：《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82～83頁，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

  [11] 《中統關於北平學運的情報》（1946-12-31），見北京市檔案館編：《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82頁。

  [12] 《國民政府公布施行維持社會秩序辦法》，載《中央日報》，1947-5-19。

  [13] 《主席告誡學生尊重國法自愛自重勿受利用斷送前途》，載《中央日報》，1947-5-19。

  [14] 《教育部飭令所屬執行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五二〇運動資料》第1輯，2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5] 《北平會商疏導學潮》，載《大公報》（天津版），1947-5-20。

  [16] 《平津學生昨大遊行》，載《大公報》（天津版），1947-5-21。

  [17] 《行轅一紙命令禁止學生遊行》，載《大公報》（天津版），1947-5-20。

  [18]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611～612頁。

  [19] 王水：《北方學潮的源源本本》，載《觀察》，1947，2（17）。

  [20] 《北平行轅對學潮表示》，載《大公報》（天津版），1947-5-28。

  [2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20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22] 《世界日報》（北平版），1948-3-29。

  [23] 《鄭天挺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377～379頁。

  [24] 《世界日報》（北平版），1948-4-16（3）。

  [25] 萬永光：《我所知道的何思源》，見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編》第18輯，47頁。

  [26] 《何思源致朱家驊、胡適電》，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384頁。

  [27] 《傅作義為「七五」事件自請處分致蔣介石行政院電》，1948-8-30，見北京市檔案館編：《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479～480頁。

  [28] 青年軍208師屬於中央軍，只有陳繼承能夠調動，傅作義無權調動。參見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憶錄》，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傅作義將軍》，276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

  [29] 《世界日報》，1948-8-28（2）；《世界日報》，1948-8-29（3）。

  [30] 《大公報》（上海版），1948-7-10（2）。

  [31] 《世界日報》（北平版），1948-7-7（2）。

  [32] 王水：《北方學潮的源源本本》，載《觀察》，1947，2（17）。

  [33] 左雙文整理：《1946—1948年何思源與朱家驊往來函電選編》，載《北京檔案史料》，2005（3），155頁。

  [34] 焦實齋：《北平和平解放前後我經歷的幾件事》，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傅作義將軍》，266～267頁。

  [35] 李世傑：《北平和平解放中我的經歷與見聞》，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平津戰役親歷記》編審組編：《平津戰役親歷記》，267～268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

  [36] 《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1輯，299～230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

  [37] 《美國時代周刊記者葛魯恩八月八日復高德裴爾及魯斯兩氏電》，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史料整理處選編：《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第4輯，第3冊。

  [38] 張仲田：《何思源學長的光榮抉擇》，載《歐美同學會會刊》，1999年春版（總第24期）。

  [39]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憶錄》，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傅作義將軍》，276～2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