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近十餘年來，「民國北京」以其地位特殊、特色鮮明、距今較近、史料豐富等緣故，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視角方法、學術觀點、資料運用等各方面取得諸多突破，成為繼上海史之後，城市史研究新的聚焦點。概而言之，這一研究主要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學術隊伍不斷壯大，不僅京內高校和科研單位日益重視該領域研究，京外很多以城市史或民國史研究見長的學者也廣泛參與進來，美國、韓國、法國、德國的同行亦矚目於此，說明北京史研究正逐步發展為一門全國性乃至國際化的學問。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博士、碩士研究生亦選擇以「民國北京」作為學位論文的論題域，更為研究增添了生機與活力。二是「地方史」意識的不斷強化和「中國特色現代化」的自覺驅動，為學人思考「全國史」與「地方史」的關係，也為其深入透視「傳統」與「現代」的複雜糾葛、追尋「北京特有的現代轉型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視角和反思性的學術動力。三是資料徵引日漸豐富和多元。大批地方史資料的發掘和運用為學術創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北京市檔案館所藏的許多民國地方檔案完成了數位化建設，地方報刊、社會調查、商業帳簿、旅遊指南、口述史料等，也陸續得到整理或出版，使學者們在「民國北京」這塊領地里精耕細作，成為可能。

  目前，學界對民國北京史的研究尚缺乏系統深入的總結。這次，我們借推出「民國北京史研究叢書」之機，特選出一批此前有關民國北京研究的代表性論文，編成《民國北京研究精粹》一書，或可助同行做整體檢視之用。收入本書的論文有20篇，除一二篇特殊外，都發表於2000年之後，涉及「民眾運動與地方政治」「都市商業與消費文化」「國家權力與民間力量」「城市文化精神與知識人的北京書寫」「淪陷時期北平歷史的多維面相」多個主題，希望它對青年學者研究北京近代史，以及一般讀者了解和認知民國北京，能夠有所啟迪和幫助。

  下面，我們就以所選論文為主要線索，稍涉其他一些重要論著，對近年來有關民國北京研究中值得關注的問題和動向，略加解讀，僅供讀者參考，誠請同道指教。

  一

  自元代以來，北京長期占據中國政治的中心位置，即使在1928年失去首都地位後，其在北方乃至全國的影響力依然不可輕忽。民國時期，很多帶有全國甚至國際影響的政治活動、社會思潮和文化事件，均發端於此，這就使得北京容易吸引學界的目光，也因此易於致研究陷入某種「地方缺席」的困境。長期以來，在近代北京史的研究中，以「全國史」替代「地方史」的傾向十分突出，無論是歷史事件的選取，還是意義價值的揭示，都難以擺脫「國史」的籠罩，甚至有的民國北京通史著作簡直淪為了中華民國史的縮微版。其後果是北京地方史幾乎被遮蔽或忽略，不僅全國性事件的「地方元素」處於缺場狀態，很多地方事件、機構和人物也被排除在研討範疇之外。可以說，如何審慎處理「地方史」與「全國史」的複雜多維關係，業已成為北京史研究走出瓶頸、求得突破的一個關鍵點。此次選編的幾篇有關論文，在這方面，多做出了富有啟發意義的嘗試。

  首先，學者們開始關注以往長期為人忽視、富有代表性的北京地方事件，詳加考訂其原委，將不同利益、立場、階層者區分開來，描繪他們在同一事件中的角色、思想及行為，通過其間的衝突和妥協來呈現歷史的複雜性，同時又儘量避免陷入「就地方言地方」的窠臼，採取以小見大的筆法，深入闡釋其背後蘊含的「全國史」意義。在這方面，齊春風和付海晏的有關努力值得關注。

  齊春風的《黨政商在民眾運動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特別從北平黨、政、商三角關係入手，細緻梳理了20世紀20年代末國民黨北平市黨部領導的民眾團體商民協會與商界上層之間兩次嚴重衝突的過程，還原了鮮為人知的地方政治細節，認為地方軍政當局同國民政府一樣，與商界上層站在一起，反對市黨部及商民協會的主張。作者還指出，黨政之爭反映了國民黨內深刻的路線分歧，其中老派更重視社會安定，而新派則更看重社會改造，這種理念與實踐上的差異，從地方角度，折射出了南京國民政府執政初期的獨特政治生態。

  付海晏的探索與此類似。他的《革命、法律與廟產——民國北平鐵山寺案研究》一文（《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充分利用北京市檔案館的原始資料，考述了1929—1932年間電車工會與僧侶關於鐵山寺廟產的糾紛案，呈現出北平地方黨政機關、民眾團體、宗教勢力等多股力量的複雜聚合與角逐實相。其中，佛教團體之間內訌不已，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也非步調一致，國民黨市黨部及其所支持的工人工會表現激進，地方政府的態度則相對保守、穩重。最終，國民政府對廟產管理政策的適時調整，為結案提供了依據，也反映了政府反對暴力侵占、欲將寺廟財產納入法制化監管體系的建設目標。這就為我們透視地方政治權力的運行，以及國家、宗教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提供了微觀實例。

  其次，對於那些發生在北京，人們早已耳熟能詳的全國性事件，學者們也已嘗試自覺擺脫傳統的敘史模式，著力揭示北京獨具的政治條件、社會環境、文化土壤等要素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比如，民國北京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一向是歷史書寫難以繞開的重要篇章，相關的科研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以往學者多聚焦於國共兩黨的對峙、中央政府的應對、學生團體的活動等方面，極少關注學運中北京地方政府的因應。實際上，中央政府、地方當局以及地方當局內部各派系，在學潮處置問題上，均非鐵板一塊，而是存在嚴重分歧。嚴海建的《1946—1948年北平學潮：國民政府中央與地方處置的歧異》（《民國檔案》，2008年第1期）一文，在這方面就做出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該文剖析了北平當局與中央、北平當局內部各派系的不同態度，指出素以服從中央及領袖命令為本分的「中央系」主張嚴懲，較為重視自己在地方上的影響和前途的「非中央系」則希望疏導，雙方爭鬥的結果是，「非中央系」藉助學潮的處理收穫相應的權勢資本，而中央政府則遭受了嚴重的政治災難。這就從地方史維度，豐富了學運史的敘事，同時也揭示了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喪失民心、走向失敗的內在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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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中，此種研究取向也有體現。如楊早的專著《清末民初北京輿論環境與新文化的登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就力圖突破內在思想理路的慣常分析，從京滬兩地輿論環境角度著眼，來闡釋運動首先發生在北京而非其他城市的地緣文化因素。作者指出，服務工商界的上海報業對推進思想文化的興趣不大，而《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北京輿論陣地的建立，才將新文化運動推諸公眾輿論層面，並提升了其所受關注度。可見北京特有的政治傳統與文化氛圍，乃是新文化運動在此孕育和爆發的重要原因，關於新文化運動興起問題的研討，絕不能脫離「北京」這個特殊的孕育母體。[1]

  其實，國家觀念和地方意識的矛盾，在民國北京發展的過程中，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歷史現象，有著豐富複雜的歷史內容。如果說在國都時期尚不明顯，那麼遷都以後，則凸顯出來。誠如陳鵬所言，「北京」一直存在雙重的城市身份，在首都時代，她既是名滿天下、高高在上的國都，又是普通市民工作、生活的尋常都市，前者往往壓抑了後者。只有在1928年國都南遷後，北京地方政府和市民的地域意識才被徹底激發，他們開始要求釐清與中央政府含混不清的權力關係，主張將與地方民生事業息息相關的中央直屬機構收歸市有，並與河北省政府進行交涉，希冀將擁有水源、交通、農業、旅遊等資源的遠郊納入轄區，破解市域狹小的發展瓶頸，這些都是國都時代未曾有過的規劃和行動。[2]

  美國華人學者董玥的《國家視角與本土文化——民國文學中的北京》一文，從文學的獨特角度，剖示了這種國家觀念與北京地方意識間的糾葛與矛盾。該文對民國年間來此求學、工作和生活的「新知識分子」之北京城市意識，加以專門透視，指出在日本入侵威脅之前，他們所感到的北京魅力乃在於自然歷史景點和景觀化的皇家園林，而非當地人的生活，他們甚至在國家發展需要的預期下對北京本土文化特質展開了尖銳批評，這毋寧說乃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視角而非本地視角下的城市觀。直到面對日本入侵的威脅，撤退到南方的知識分子才開始關注起北京本地人的世界來，他們寫文章對北京的本土特質表現出個人的認同，但卻仍然是把北京當作一個國家的地理區劃和象徵來看待，仍不脫從外部看城市的視角。這與舊京學者以及京籍作家老舍的北京書寫，實存在根本的不同。[3]

  實際上，此種觀察，不僅如實反映了民國外來知識分子對北京的認知，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北京史研究起步較晚的學術現象。對於眾多置身於首都，尤其是中央直屬高校的歷史學者來說，「居中央而關懷天下」的視野，常常使得大家的問題意識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全局性」和「全國性」，特別容易忽視北京本土文化和地域特性的研究價值。這或許也是當今北京史研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落後於上海史，似與其城市地位極不相稱的一個微妙而又深層的原因之一吧。

  循著上述學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民國北京史研究的確還有很多課題，需要給予重視或重新加以探討。據編者有限的了解，坐落於北京、具有全國影響的眾多高校與民國北京城市發展的互動關係，迄今仍鮮見精彩和厚重的專題研究成果問世。以往的探討，或側重於梳理高校發展的自身脈絡，或偏重於揭示高校與全國政治、文化之關聯，至於不同類型的眾多高校雲集北京，對北京的城市空間、人口結構、都市生活與文化形態究竟產生了何種影響，總體說研究仍顯得相當不足。[4]又如前文曾提及的1928年北平市政府與河北省的劃界問題，若從「地方事件史」或「區域事件史」角度加以把握，也不能僅停留在對學者們常提到的那份北平特別市剛成立時制定的《本市區域劃定草案》之文本進行靜態解讀上，而更應將這份體現北平地方城市意識「覺醒」或「勃興」的草案本身，當成多方參與的動態事件來加以考量，去弄清該規劃制定的台前幕後，國民政府、內政部、河北省政府與北平市政府多方往來協商的經過，以及處於跨界地區的北平、河北百姓的隸屬選擇和身份認同等問題，這其中，無疑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地方歷史信息，值得深入開掘。

  二

  在北京發展史上，民國時段通常被認定為由傳統邁向現代的關鍵期。因此，以「現代化」視角來關照古都的現代轉型，早已成為學者輕車熟路的研究路數。舉凡人口、婚姻、家庭、醫療、衛生、宗教、風俗、救濟、市政建設、都市管理等，都被納入了研討範圍，從而在方方面面展現出北京的現代化歷程。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已經不再滿足於對「傳統與現代」「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的簡單套用，也不願只是一味地去驗證北京擁有與上海一樣的都市現代性。近年來，不少學者有意避免一般現象描述或「填補空白」式的學術研究，而是以北京的城市特性為基點，努力探尋這座傳統政治中心城市特有的現代化之路，進而對「傳統與現代」「國家權力與民間力量」等的歷史關係，予以多維透視和自覺反思。

  不難理解，作為中國最典型的傳統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北京在現代轉型期所呈現的「傳統」與「現代」衝突之劇烈、融合之微妙，都是其他城市所難以比擬的。就矛盾而言，這裡既有古今中西思想與制度的牴牾，也不乏社會各階層間的利益之爭。過去，我們的研究者更多關注和看到的是傳統的「包袱」，如今則對傳統的困境、延續乃至意義轉換，報有更多同情的了解和理解。同時，也更願意自覺從融合西方與本土特性的高度，來認知民國北京的歷史問題，反思城市建設的思路和實踐。本次選編的不少論文，從不同的層面，多能體現這一點。

  清室覆滅後，帝制時代遺留的皇家宮殿、園林、王府乃至城牆，既是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也一度成為當時現代市政建設所面臨的某種現實「阻礙」。如何對其適度改造和利用，是擺在市政當局和市民面前頗為棘手的難題。特別是有關北京皇城城牆的存廢問題，一直爭議不斷，常常令城市管理者陷入現代與傳統、眼前與長遠、實用價值與文化價值難以兼顧的困境。[5]賈長寶的新論《民國前期北京皇城城牆拆毀研究（1915—1930）》（《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便對此一困境有深入的揭示。該文依據市政檔案、報刊文章等材料，詳細考述了民國以來北京皇城城牆在「便利交通」「取磚用於市政建設」「官商勾結販賣磚石謀利」等多因素綜合作用下逐步遭受破壞的歷史過程。文章指出，在這一過程中，儘管保護歷史古蹟的願望始終存在，但拆除皇城城牆能為改善城市生活的公共工程讓出空間、提供資源，也一直貫穿著「市民利益高於一切」的市政理念。這就把北京城在追求現代化與保護傳統之間的尖銳矛盾，以一種歷史的方式彰顯出來。時至今日，古都歷史文化古蹟的拆除、保護與開發之爭不但沒有消弭，反而隨著城市建設的快速推進而日益升溫，如何走出一條傳統與現代兼顧的新路，回看民國時期留下的經驗和教訓，或許能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

  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屬於城市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其中外來的影響十分直接。但即便如此，其現代化過程依然離不開「本土化的實踐」——這毋寧說是傳統發揮作用的另一種形式或途徑，因為有時「新的制度嫁接在舊有制度上，形成一種具有創新性的新模式」。[6]杜麗紅在這方面，做過系統深入的研究。本編選入了她的《近代北京公共衛生制度變遷過程探析（1905—1937）》一文（《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6期）。該文將目光投射到西方城市管理制度的本土化實踐問題上，從宏觀層面勾勒了西方公共衛生制度在北京移植、擴散、轉化的三個階段。文章最為引人矚目的是，提出了北京行政衛生呈現出「選擇性治理」的特點，即由於西人漠視中國已有的醫學文化傳統，衛生事業在市政決策中處於末端地位，一般人對公共衛生的理解與專業化認知之間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衛生管理部門只能根據實際狀況做出權宜之計，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但也因之使得新制度的實施缺乏系統性。這一研究啟示我們，西方現代制度要想真正融入中國社會，由字面落實到實踐層面，不能離開已有的組織網絡和社會經濟條件。這其中，除了正面的適應和積極的創造之外，當然也存在消極面。北京城市自身的某些消極性因素，也決定了西方現代制度、觀念的本土化有時需要經過漫長的歷程。

  如今的學界早已不迷信「現代性」，對於實際的「現代化」甚至「反現代化」事件，也能給予同情的關注，並深度揭示其對於城市人的生存意義，而不被所謂「現代化」的正當性完全遮蔽視野。因為社會現實中現代化之不同層面的實際演進，畢竟有時是相互矛盾和衝突的，而且同時也會帶來社會利益的分化、貧富差距的拉大甚至社會秩序的動盪。如電車的推廣使人力車夫的生計大受影響，他們搗毀電車的行為具有「反現代化」性，但其維護底層貧民的生存權，也未嘗不是一種現代性訴求。王煦的《1929年的北平人力車夫維權活動：兼論人力車夫搗毀電車事件的起因》一文的研究，就體現了這種關懷。[7]旅美學者程為坤新近被翻譯出版的《勞作的女人》一書，則從相反的方向，同樣揭示了真實的歷史：北京底層女性進入現代城市公共空間，並非一定意味著婦女解放的重大進步，她們體驗到的生活可能與主流文化和公共話語所認定的女性的意義大相逕庭。[8]而在宗教信仰領域，佛教、道教在民國北京民間社會的繁衍生存，更明顯沿襲了許多傳統的制度，也非簡單的「現代化」模式所可把握和理解，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在討論類似問題時，「現代化」一類的語詞都應該慎用。[9]

  北京胡同的命運及其胡同人的觀念，可謂北京史研究中經久不衰的「傳統」議題。本次選編的韓國學者朴赫淳的論文《近代北京胡同地方社會的演變》，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該文從民國時期「老北京人」群體意識的角度，細膩展示了「傳統」與「現代」之間微妙複雜的關係。該文關注了北京胡同社會居民這一低收入階層的日常生活，他們以廟會這樣的公開聚會形式進行交流，形成「老北京人」的群體意識。此種認知的社會基礎在清末民國逐漸遭受破壞，隨著國家專制權力在南京國民政府和日偽統治時期達到巔峰，以地區居民共識為基礎的自治領域消失，「老北京人」經受了越來越多的挫折感。但作者指出，這一演變反而進一步強化了「老北京人」的自我意識，具體表現為對外地人的「反感」，對自己的地區社會的依戀。這實際上是基層民眾對於近代化的一種不易察覺的反抗。[10]這一探討，對我們理解當下北京城市化進程中，老城區地方社會日益貧民化所帶來的「老北京人」群體意識之嬗變，實有不小的啟發作用。

  在反思「現代化」方面，董玥新近出版的《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11]也頗具力度。該書自覺藉助「傳統的回收」概念，嘗試打破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認為北京社會在經濟生活、空間秩序、文化再現方面均通過一種「回收」傳統，來體現對現代化的某種反思與抵抗。具體包括天橋市場對於二手貨的再利用，將胡同老地名記錄進日常生活的文獻，傳統手工業同樣置身於全球貿易體系之中，舊京學者的懷舊文字以「回收實踐」的方式，表達對於現代化許諾的未來之疏遠乃至疑慮，等等。這些無疑都從北京城市史的角度，豐富了我們對於「現代」與「傳統」關係的理性認知。「傳統」藉助現代性的激發，往往能夠煥發新的活力，這可能表現為對現代化缺陷的批判和反思，也可能直接形成一種帶有現代性價值的新創造。

  近年來，國內學界在藉助西方「國家與社會」「公共領域」的分析工具來透視民國北京現代轉型之路時，也日益帶有一種批判性反思和理論本土化的學術自覺。一些學者不再滿足於以民國北京史來替西人理論做註腳，而是在研究中不斷增強對話意識，注重彰顯中國城市的特性和風格。如徐鶴濤在探討北京小商販的日常生活時，就發現國家管制與小販生存並未造成嚴重的持續衝突，這既有別於傳統城市模樣，也與西方現代城市不同。[12]劉榮臻在研究民國北京社會救助事業時，也依據民間社會組織未對既存社會秩序及政權提出挑戰的史實，認為中國社會「公共領域」內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具有傳統政治文化與近代色彩的雙重特徵，體現出中國本土化的特點。[13]這種帶有理論自覺的探索與反思，無疑顯示著民國北京史研究的發展與進步。

  若從「現代性」或「現代化」建設及其反思的視角，來把握北京的近代歷史，民國自然無法成為一個可以孤立起來討論的時段。我們欣喜地看到，上述不少論著在涉及民國時期北京城市的現代轉型問題時，都沒有將其與清末北京史相割裂，而是多不約而同地將其轉折的節點定位於1900年庚子事變或其後的清末新政，進而將晚清與民國的北京歷史貫通起來加以考察。這也是民國北京史研究日趨成熟的重要表現。

  三

  在民國北京史的演進過程中，1928年無疑是一個十分明顯的分界線。此前時段的北京作為中華民國的首都，與帝制時代相比，既保持著國都的重要地位，又延續著清末開啟的諸項社會變革，從而呈現出共和體制下的首都新氣象。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有關民國建立對於北京城市的綜合影響，學界似乎還缺乏全面系統的探討。不過，我們也能見到從某些方面對於這一主題有所涉及的論文，如王建偉的《民國初年北京的文化版圖》一文（《福建論壇》，2015年第4期）。該文從報刊的繁榮與政黨的關係、公共空間的增設等角度，探討了政治環境的變動對於北京文化面貌更新的深遠影響，很有啟發性。可惜類似的探討仍很缺乏。

  編者以為，專制體制向共和體制的轉化，曾帶給古都北京以重大影響，研究者們對此，似乎還可以給予更多的重視和探究。正如許多分支的研究所顯示的，它直接導致了北京旗人生活的困苦乃至旗人社會的最終解體，使得清朝統治者在北京實行的旗漢分治政策被徹底打破，城市人口布局也因此發生重大改變，更為各類新興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進入京城，提供了環境和條件。至於皇家園林和宮殿的開放、現代市政管理機制的初建，國人「首都觀」及「北京觀」的演變，遜清小朝廷及遺老遺少在京活動的影響等，都是我們在把握「民國肇建之於北京城的影響」這一綜合性議題時，需要格外重視的內容。

  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失去了數百年的國都地位，1937年後更是成為日據的淪陷區，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整個城市的生存環境、發展機制、文化樣態都在不斷發生變異。政治地位的變動對於故都發展究竟產生何種影響？北京城市功能和發展路徑將做何調整？生活在都市中的市民又因之產生哪些特別的感受和體驗？這些有別於國都時代北京史的新話題，近十年來引起了學人們較多的關注。其中，一個突出的熱點問題就是：重估「遷都」對於北京的影響。

  無論是當事人還是後來的研究者，對於首都遷離北京最為直觀的感受，都是政治中心地位的喪失給古都以致命打擊，短時期內形成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連鎖反應，城市原有體系瀕臨崩潰，經濟發展舉步維艱，社會秩序動盪不已。但隨著學術視野的不斷拓展，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衰落」並不足以概括遷都帶給北京的全部變化之性質，它還引起城市發展條件和機制的巨大轉變，昭示了古都在強大的政治資源脫離之後，仍有多樣的發展機緣。陳鵬的有關研究就表明，北平失去中央政府的強力支持，不但不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反而是自覺發掘自身優勢資源、調整發展模式的難得契機。[14]最為明顯的變化就是，中央機關及官僚政客的南遷，淡化了北京的政治氛圍，相對凸顯了文化、教育等優勢資源，這也同時使得知識分子在城市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強化。更確切地說，由於北京深厚的文化氛圍、學術資源，再加上知識分子們的自覺努力，北平因之成為30年代名副其實的「文化城」。

  季劍青的《20世紀30年代北平「文化城」的歷史建構》一文（《文化研究》第14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專門對上述問題做出較為全面的綜合論述。楊東平的《城市季風》一書，則從北京與上海不同文化精神的角度，更早地闡述過類似見解。在楊看來，國都時代的北京是圍繞政治權力軸心組織運轉的官氣瀰漫的大官場。而遷都後，曾經凌駕控制知識分子的「官」的階層不復存在，具有獨立意識、主體意識的現代知識分子階層才得以凸現。該書還藉此進一步從城市社會和文化環境的角度，解讀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京派與海派的成因，強調上海的工商業文化促使知識分子文化和市民文化融為一體，知識分子相對缺乏精英意識，而北京作為文化古都和學術中心的特殊氛圍造就的則是與上海文化殊異的精英文化。這一見解，至今引人深思。[15]

  唐小兵的論文《十字街頭的象牙塔：20世紀30年代北平知識分子的交往世界》，也涉及相關問題。該文遵循社會文化史的分析理路，著重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北平知識分子在都市空間的聚集、交往及影響，他注意到相對於上海文藝界的政治化、黨派化和複雜的內耗，北平的學界和文藝界在此時進入了相對安定的建設期，這裡既有學院派知識分子利用《獨立評論》《大公報》以及清華、北大的學院空間聚合、議政，也有傳統文人群體通過《駱駝草》《大公報·文藝副刊》等構築日常私人交往網絡，更有傳統與西化兼容的「太太的客廳」「讀詩會」等知識分子公共交往新空間。此一時期北平知識分子較之五四，更具備對於政治構成某種導向作用的學統力量，與同時期上海知識界相比，呈現出兼具現代意識和傳統情懷的多種面相。[16]這一研究揭示了20世紀30年代知識分子與北京城的深層互動關係，都市空間為他們的活動和交往提供了各種外部條件，反過來，他們也在形塑著北京傳統與現代兼備的都市形象。

  台灣學者許慧琦的專著《故都新貌——遷都後到抗戰前的北平城市消費（1928—1937）》（台北，學生書局，2008年），是研究遷都後至抗戰前北京史的一部力作。該書不僅具有「重估遷都之影響」的自覺，更以「消費」為主題，超越單一的經濟維度，考察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多種消費因素彼此互動、共同塑造北京城市新貌的歷史。此次節選的「遷都後北平消費主力之演變」一節，首先指出，遷都之後，隨著人口結構、商業規模、消費環境與文化氣氛的變化，北平城市消費的主力，由先前的政商權貴與軍人，轉變為文人學者、青年學子及外僑；接著，又著重分析了這三類新群體帶來的雜糅新舊、兼好中西的消費新表現，認為其既有別於國都時代的城市景象，又與摩登上海迥然不同。這正好從消費主體的層面，有力地驗證了此期北京已成為特色「文化城」的鮮明風格所在。

  相比於抗戰之前的黃金十年，日據時期的北京史研究，一直是較為薄弱的。

  但近些年來，人們在關注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帶給北京巨大災難的同時，也開始關注敵占區發展的一些特殊環境和複雜面相。如謝蔭明在《不可忘卻的一頁——研究北京淪陷史所得》（《北京黨史》，2005年第3期）一文中，就明確提出了如何全面立體揭示、反映和認識日本占領時期北平人的城市生活以及城市建設問題。本次所選錄的三篇文章，均從不同角度，對淪陷時期的北平城市史做出了新的解讀。

  王亞男的專著《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規劃與建設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融合城市地理學、城市社會學、城市管理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系統深入地探討了民國北京城市規劃的理論和實踐。此次我們選編了書中有關日偽時期《北京都市計劃大綱》制訂和部分實施的章節。其中，作者除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實現殖民統治和掠奪的險惡用心，還從技術層面指出了該計劃以紮實的調查資料為基礎，採行當時西方先進的城市規劃理論的另外一面，認為其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對日後北京城市建設也產生過一定的積極影響。此種分析，無疑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歷史態度。

  淪陷時期北平市民的社會生活和精神世界，以往是人們所忽略的，近年來也受到學界的較多關注。特別是文教界的知識精英群體，可以說已成為較為集中的研討對象。本編所選桑兵和袁一丹的兩篇論文，就代表著這方面的創穫。

  桑兵的《抗戰時期國民黨對北平文教界的組織活動》一文（《中國文化》，2007年第24期），以朱家驊檔案為基礎，揭示了南京國民政府在爭取故都學人方面的努力、挫折及其原因，展現了北平學人的真實心態，也反映了國民黨在淪陷區基層組織的設置、運行存在的種種缺失，對我們認知整體的抗戰史亦不無啟發。

  袁一丹的《易代同時與遺民擬態——北平淪陷時期知識人的倫理境遇（1937—1945）》（《文學評論》，2015年第3期）一文，則從「遺民傳統」的再詮釋角度，透視了淪陷區複雜時空環境下北平知識分子的特有心理，強調「遺民傳統」為他們的政治選擇、道義堅持，提供了一整套話語資源及可效法的行為模式，如由朝代間的類比表達「易代同時」的主觀感受，利用難以掙脫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偽遺民」姿態，來緩和遺民傳統與現代中國的緊張關係等。這就為我們進一步探討淪陷區作家、民眾、偽政府官員的特殊心態和複雜行為，啟迪了思路。

  相比於前述幾個民國時段，通常被稱之為解放戰爭時期的北京史，其研究尚明顯不足。既有的成果，多限於國共對峙、學生運動、和平談判等傳統革命史視域，而城市規劃、古蹟保護、基層組織、市民生活等地方史色彩濃厚的論題，還多有待深度開掘。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該時段也能夠湧現出更多優秀的成果。

  四

  新世紀以來，民國北京史研究日趨活躍的另一個突出表現，還在於新的論題和研究領域不斷得到開拓，城市史的內容也因此得到更為生動多彩、豐富深入和多維立體的呈現。

  都市空間問題受到普遍重視，是新世紀以來國內城市史研究的突出現象，民國北京史的研究也不例外。隨著近代城市建設的不斷推進，北京城市空間發生了巨大變化，各種公共新空間的開闢不僅使官方與民間力量屢屢上演激烈的權力之爭，也使傳統社會的人際關係、人情倫理、生活方式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得到改變。可以說，城市的現代轉型和變革，在空間變化方面得到了集中體現。

  就北京城市空間問題研究而言，楊念群在國內是一個學術的先行者，他在20、21世紀之交從「醫療空間」入手的有關研究，在國內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代表作《「蘭安生模式」與民國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間的轉換》（《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4期）、《北京「衛生示範區」的建立與城市空間功能的轉換》（《北京檔案史料》，2000年第1期）兩文，受到廣泛重視。本編收入了他的前一篇文章。該文考察了20世紀20年代按照西方現代醫療模式建立的衛生示範區對北京基層社會的深刻影響，指出醫務人員通過技術手段和國家力量的支持，確立了其在地方社區空間的權威，改變了城區人民日常生活節奏和秩序，也與傳統社會中「接生婆」和「陰陽先生」構築的協調人情關係的醫療網絡產生激烈衝突。這一過程徹底破壞了城區的自治組織狀態，實現了國家權力對城市社會生活更為全面的控制。其新穎程度，至今猶顯。

  美國華人學者史明正也是很早關注、注重全面揭示北京空間變化及其意義的城市史專家。他的專著《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17]已經涉及相關問題，但他系統談論這一問題的專論《從御花園到公園——20世紀初北京城市空間的變遷》，1998年才發表在美國的《現代中國》雜誌上，2005年被譯成中文，刊載於國內的《城市史研究》雜誌。該文追溯了1914—1926年間北京御花園和皇家廟宇開放為公園的歷史進程，從多個角度提煉出城市空間變遷蘊含的城市史意義，包括帝王領域收縮和公共領域發展，城市環境和市民生活的改善，政府和民間團體在公共空間展開爭奪，以及平民難以享受的局限性，等等。[18]這一有關北京城市空間史的宏觀論述，帶有典型的示範意義。在此之後，學界繼有從具體的公園入手展開深入的個案研究，其中戴海斌的《中央公園與民初北京社會》一文，可稱代表。該文以北京中央公園為個案，揭示了這一新興城市公共空間的開闢，不僅為市民提供了集娛樂、教育、商業、文化和政治於一體的新興多功能公共空間，還促進了市民和國家對公共空間的充分利用，前者表現為生活自主化追求和政治抗議行動，後者表現為教化規訓、塑造自身權威與合法性等。[19]目前，有關民國北京城市空間問題的探索，正日益深化和擴展開來。[20]

  都市商業在北京城市史中占有特殊地位。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雖無發達的工業和對外貿易，但以達官顯貴為核心消費群體的商業市場卻十分繁盛，同仁堂、瑞蚨祥等享譽全國的老字號早已成為北京的象徵符號。過去，囿於資料，難以對商業店鋪的日常運營做出微觀探究。近年來，商業店鋪帳簿資料的整理和利用，為學術突破創造了條件，它使得一批知名商鋪的運營細節得以顯現。如盧忠民就系統整理了北京市檔案館所藏旅京冀州商幫所營之萬和成五金商鋪及其聯號的商業帳簿，認為它們是商鋪日常經營管理及變遷的微觀記載，可以彌補過去民間商業活動資料稀缺、官方文書數據可疑的缺憾。[21]正是藉助這批史料，他對該商鋪的股份合伙人與人力股制度、經營管理模式以及職工的生活與消費水平等問題，進行了細緻的剖析，推動和深化了有關研究。

  相對於盧忠民以計量史學為基礎的實證分析理路，法國學者藍克利與北京師範大學董曉萍的商鋪探討，則有所不同。他們同樣掌握了另一家北京店鋪——文具業知名店鋪成文厚的大量檔案文獻，特別是找到了其創辦者梁國樑的帳簿、合同和GG資料，但他們卻沒有選擇單向度的經濟史研究模式，而是對成文厚社會網絡的構成、內部行業知識傳承和行業文化內涵等豐富內容，進行綜合探討，採取的是一種視野更為廣闊的社會經濟史的分析路徑。二人合著的《北京成文厚個案研究——撰寫北京商業史的資料、方法與初步結果》一文，在採用一手檔案資料的基礎上，輔以老職工的口述資料，展現了梁國樑在動盪的社會環境中，通過繼承和發展家族企業的傳統、吸收現代會計帳簿業的核心知識，靈活運作政府規定的股份制和鋪保制等手段，以獲取產業經營成功的歷史，由此呈現出一般宏觀經濟史難以察覺和把握的民國北京商業運營之現代性。[22]

  的確，商業與消費都不僅是經濟問題，更與城市的政治環境、社會條件、文化氛圍存在密切的互動關係，需要綜合把握和立體分析。這一研究理路在前引許慧琦的《故都新貌——遷都後到抗戰前的北平城市消費（1928—1937）》一書中，有著更為自覺和深入的實踐，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大眾娛樂文化是城市繁華與否的風向標，摩登上海素以發達的娛樂文化聞名於世。向以持重、保守著稱的古都，其大眾娛樂業在新舊轉化期呈現出何等的樣態，同樣值得研究者們認真思考。李少兵專文探討了1927—1937年間北平民眾休閒文化的轉型問題，指出北平此期的娛樂文化受上海的有益影響，在官方和民間力量的共同推動下，形成有別於傳統的新時尚，包括婦女積極參與、活動內容趨新和商業化走向、市民認識到娛樂文化的正面意義等諸多方面。[23]美國學者林郁沁也帶著類似的問題意識，關注了20世紀30年代北平社會因一起情殺案而引發的「新女性」論爭，揭示出新興大眾媒體在其中所展示的誘導和操控大眾的能力，認為20世紀30年代北平的大眾文化，遠不像以往一般認為的那樣「保守傳統」。[24]還有學者深入考察了電影院等新型娛樂場所的興起與民國北京市民生活的關係，以及北京戲劇市場的規模和發達程度等問題，[25]可見有關研究正不斷深入。

  性別問題，乃是城市史研究中一個新的熱點，在北京史研究中也有體現。女性地位、婚姻、職業、教育乃至弱勢群體，各個方面都有不少成果。其中，前文曾提到的程為坤那部將民初底層婦女的日常生活與北京城市空間變化結合起來的專著《勞作的女人》，相當出色，最近已被譯成中文出版[26]。此外，馬釗對北平婦女被「誘拐」和「背夫潛逃」現象的透析[27]，許慧琦對北平女招待問題的探討[28]，以及本次「民國北京史研究叢書」新推出的張秀麗《民國北京婢女問題研究》等，也都給我們留下較深印象。如今，這方面的研究還方興未艾。

  人物群體關照，長期以來就是民國北京史研究的一大重心。城市的發展離不開人這一活動主體，而共存於都市的不同群體也因身份地位、生存環境的差異，形成各異的群體特徵和活動空間。由特色人物群體切入北京史，將有益於從不同主體層面呈現民國北京豐富多彩的都市樣態。這方面的成果日益增多，其中嶽永逸對「天橋藝人」的身份、來源和認同的透視，可稱亮點之一。該研究綜合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等多學科的理論方法，藉助田野調查所得口述材料，輔以回憶錄、報刊資料，分析指出來自內城的旗人、京畿鄉村的難民以及下海走穴者，經歷了各自的空間、心理流動，凝聚成「天橋藝人」這一城市下層群體。而天橋由權力染指、歷史積累、都市發展和人為建構而形成的「下賤」「邪惡」「不潔」的特徵，又決定著他們的社會特性和階級屬性。同時，作者還以開闊的視野，對當今保護與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語境下，「老天橋藝人」成為頗具社會效應和經濟效益之時髦語的現象，進行了歷史文化層面的解讀。[29]該研究深刻地表明，都市階層群體意識的形成與城市提供的空間、經濟、文化環境實緊密相連。此外，邱國盛、王煦、杜麗紅等對民國北京人力車夫的研究[30]；邱志紅、丁芮對於民國北京的律師、警察群體的研究；[31]以及此次「民國北京史研究叢書」推出的李少兵等關於北京的「洋市民」這一特殊群體的研究，也都非常鮮明地反映出民國北京的城市特性和時代特徵。

  當然，與上海城市史相比，民國北京史研究的學術積澱尚不夠深厚，仍有諸多值得進一步深化研究的課題。如陳平原教授多年前大力倡導的從文學角度切入北京史的研究路徑，[32]今天就仍值得重視。再比如「外國人筆下的民國北京」專題，也值得大力開掘。這一時期，各國來京求學、工作、旅遊、經商者，曾以各種文字留下較多的日記、隨筆、遊記、札記，還有一些外國學者利用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等多種方法，較早形成了關於北京的多種類型之調查報告和研究論著（可以甘博的系列研究為典型代表），[33]它們能夠體現一種對民國北京城市特性來自「他者」方面的直接感知和現場透視，非常可貴，但相關的研究專論卻尚不多見。這次，我們特意收錄了宋莉華的《近代日本官話讀本中的北京書寫——以為中心》（《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一文，希望能夠引起更多的學者關注這一論題。該文討論了近代日本官話讀本《北京風俗問答》對20世紀20年代北京城市空間、市民生活、市政管理的描繪，從「他者」視角揭示了北京現代化進程存在的諸多問題。

  眾所周知，北京的飲食服飾、語言風俗、古物建築、人口構成與分布等，都帶有十分明顯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點，特別是滿漢民族融合之風，其在處理邊疆民族事務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是國內其他城市所難以比肩的，值得從整體和個案兩個向度加以進一步的揭示和解析。而清末以來東交民巷外國駐京的大量外交機構，以及民國時期中德學會、中法漢學研究所等一批有影響力的中外學術交流機構在北京的成立和發展，若從城市史的視野重新考量，相信也會有新的創穫。此外，民國北京的自然環境、城鄉關係、與周邊城市關係、與國內外大都市的對比等，也都是北京歷史研究的重要議題，不僅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更對當前的首都功能疏散、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國家戰略的推進等，具有強烈的借鑑意義。凡此，均顯示出民國北京史研究的無窮魅力和廣闊空間。

  十多年前，陳平原教授曾發出「北京學」遠不及「上海學」輝煌之類的感慨，時至今日，我們欣喜地看到此種現象已經大有改觀，民國北京史研究業已成為中國城市史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日益呈現出鮮明的風格。這也成為我們選編這一文集的前提與動力所在。

  需要說明的是，除了此次選編的論著之外，仍有不少上文提及或未曾提及的精彩成果，特別是一些西方學者的外文著作以及日益增多的研究生學位論文，由於文集篇幅的限制、來不及翻譯或成果尚未公開發表，以及我們自己的視野與水平之局限，未能更多地收入，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期待通過這部文集，能夠多激起一些同人來關注民國北京史，共同開啟這一領域研究新的未來！

  [1] 這方面研究，還可見顏浩：《北京的輿論環境與文人團體：1920—192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 陳鵬：《試論1928年遷都後北平人城市意識的新自覺》，載《福建論壇》，2012（12）。

  [3] [美]董玥：《國家視角與本土文化——民國文學中的北京》，選自陳平原、王德威主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239～26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4] 季劍青的《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1928—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一書和李蕾的相關論文，對北平大學的文學教育與京派文學之關係的討論，是少有的例外，可惜範圍仍然有限；王建偉主編的《北京文化史》一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八章對「民國時期的北京文化」有較為成熟的宏觀概括，其中第二節「現代大學的興起與北京文化中心地位的強化」，略微涉及此一主題，不過相當簡單，沒有深入細化地展開討論。

  [5] 李少兵：《1912—1937年北京城牆的變遷：城市角色、市民認知與文化存廢》，載《歷史檔案》，2006（3）。

  [6] 杜麗紅：《制度與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衛生》，「導言」，1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7] 王煦此文，載王崗主編：《北京歷史文化研究》，72～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美]程為坤：《勞作的女人：20世紀初北京的城市空間和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楊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9] 可參見習五一：《近代北京寺廟的類型結構解析》，載《世界宗教研究》，2006（1）；張蕾蕾：《近代北京佛教社會生活史研究——以館藏民國檔案為中心的考察（1912—1949）》，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09。

  [10] [韓]朴赫淳：《近代北京胡同地方社會的演變》，見李長莉、左玉河主編：《近代中國的城市與鄉村》，66～8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1] 該書的英文版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出版於2003年。據作者在中文版後記交代，中文版並非直譯，很多部分是用中文重寫，對有些討論進行了刪節或擴展。

  [12] 徐鶴濤：《日常中的國家——晚清民國的北京小販與城市管理》，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5（87）。

  [13] 劉榮臻：《國民政府時期的北京社會救助研究——以1927—1937年為範圍》，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

  [14] 陳鵬：《試論1928年遷都對北京的影響》，載《北京社會科學》，2010（4）。王煦的《舊都新造：民國時期北平市政建設研究（1928—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一書就從城市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方面，論證了遷都後到抗戰前恰恰是北平市政建設相對活躍和繁榮的一個時期。

  [15]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該書初版於1994年，本次選編依據其2006年的修訂版。

  [16] 唐小兵此文，選自許紀霖等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286～34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7] [美]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設與社會變革》，王業龍、周衛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18] [美]史明正：《從御花園到公園——20世紀初北京城市空間的變遷》，謝繼華譯，載《城市史研究》，2005（23）。

  [19] 戴海斌：《中央公園與民初北京社會》，載《北京社會科學》，2005（2）。

  [20] 孫冬虎和王均新近出版的《民國北京（北平）城市形態與功能演變》（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5）一書，就由城市功能空間結構與社會空間結構的雙重變革，勾勒了北京城市功能及形態的近代演變。

  [21] 盧忠民：《也談商業帳簿與經濟史研究——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幫所營之萬和成及其聯號五金商鋪帳簿為中心》，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4）。

  [22] [法]藍克利、董曉萍：《北京成文厚個案研究——撰寫北京商業史的資料、方法與初步結果》，見[法]藍克利主編：《中國近現代行業文化研究：技藝和專業知識的傳承與功能》，319～347頁，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23] 李少兵：《1927—1937年的北京娛樂文化——官方、民間因素與新時尚的形成》，載《歷史檔案》，2005（1）。

  [24] [美]林郁沁：《30年代北平的大眾文化與媒體炒作——關於劉景桂情殺案》，見陳平原、王德威主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269～284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5] 可見李微：《娛樂場所與市民生活——以近代北京電影院為主要考察對象》，載《北京社會科學》，2005（4）；陳庚：《民國北京戲劇市場研究（1912—1937）》，武漢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1。較為宏觀的研究，則可見袁熹：《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6] [美]程為坤：《勞作的女人：20世紀初北京的城市空間和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楊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27] 馬釗：《誘拐的命運：20世紀40年代北京的男女交際、傳統禮教和法律原則》，見楊念群主編：《新史學》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2007；《司法理念和社會觀念：民國北平地區婦女「背夫潛逃」現象研究》，載林乾主編：《法律史學評論》第1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

  [28] 許慧琦：《訓政時期的北平女招待（1928—1937）——關於都市消費與女性職業的探討》，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48）。

  [29] 岳永逸：《近代都市社會的一個底邊階級——北京天橋藝人的來源、認同與譯寫》，載《民俗研究》，2007（1）。

  [30] 邱國盛：《北京人力車夫研究》，載《歷史檔案》，2003（1）；杜麗紅：《20世紀30年代北京人力車夫管理與救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2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杜麗紅：《從被救濟到抗爭：重析1929年北京人力車夫暴亂》，載《社會科學輯刊》，2012（1）等。

  [31] 邱志紅：《現代律師的生成與境遇：以民國時期北京律師群體為中心的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丁芮：《管理北京：北洋政府時期京師警察廳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32] 陳平原：《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載《北京社會科學》，2005（1）。

  [33] 有關此期北京的外文著述目錄，可參見趙曉陽編譯：《北京研究外文文獻題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其中，甘博、步濟時等人的學術著作，以及莊士敦、拉莫特等的一般記述性作品，已有不少被譯成中文出版。黃興濤主編，最近正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陸續推出的「外國人眼中的北京」譯叢，就屬於這一類，已出版拉莫特的《北京的塵土》，即將出版甘博的《北平的中國家庭怎樣生活》等。德國學者恩斯特·柯德士著、王迎憲譯的《閒置的皇城：20世紀30年代德國記者眼中的老北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一書，也是這方面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