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希臘學前教育思想

  古代希臘是西方學前教育思想的搖籃。希臘奴隸制經濟的發達和城邦政治的興衰，促進了希臘文化的繁榮和教育實踐的發展，從而為希臘學前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希臘學前教育思想，為西方學前教育思想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一）柏拉圖

  

  柏拉圖是西方學前教育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他把教育視為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工具。圍繞培養「哲學王」的教育問題，他構建了一個龐大的教育體系，學前教育在這個體系中占有基礎地位。

  1.生平、著作與世界觀

  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出身於雅典一個名門貴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20歲時師從蘇格拉底研究哲學。蘇格拉底死後，柏拉圖曾離開雅典在外遊歷12年。回到雅典後，他創立阿加德米學園，在那裡講學至逝世為止。

  「柏拉圖是古典時代著作豐富而作品似乎完整齊全留傳下來的唯一作家。」[6]在他留給後人的36篇對話錄中，《理想國》和《法律篇》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學說。他是最早運用蘇格拉底問答法來闡述自己學說的思想家。他繼承了蘇格拉底關於概念的學說，也吸取了畢達哥拉派和愛利亞派等學說中的某些成分，構建起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龐大的唯心主義體系。這個體系以理念論為中心，包括他的宇宙論、知識論、政治倫理說、國家說和教育學說。柏拉圖認為有兩種世界：現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前者指人的感官所接觸到的具體、個別的事物所構成的世界，它是不真實的虛幻世界。後者是由理念構成的客觀獨立存在的精神世界，它是真實和永恆的。理念是具體事物的原型，個別事物只是其理念的「摹本」或「影子」。各種理念依次排列，構成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最高的理念是「善」。它是其他理念所追求的目的，也是宇宙的最高目的。柏拉圖力圖從具體、個別的事物中尋求一般、共性，有助於尋求事物的規律，因而是人類認識發展史上的一個進步。但他的理念論把事物的一般概念絕對化，把它們變成脫離事物並先於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從而割裂了一般與個別、共性與個性的關係。

  柏拉圖從理念論出發，把知識看做對一般概念的認識。它建立在理性基礎上，不涉及感覺世界。辯證法在知識的等級中居於頂峰，能幫助我們通過揭露理念之間的關係，最後上升到無矛盾的善的理念。理性如何認識理念呢？柏拉圖無法做出合乎邏輯的科學解釋，就吸取了畢達哥拉派和蘇格拉底的靈魂不死、靈魂轉世的說法，提出了「學習就是回憶」的學說。其內容是：人的靈魂先於肉體而存在於理念世界之中，因而本來就認識理念。但當靈魂投生人體後，由於受到驚嚇和玷污，竟把它原有的理念知識暫時忘記了。以後通過學習把已忘的知識重新回憶起來。柏拉圖認為，感覺在「回憶」的過程中是一種誘因和條件，刺激人回憶理念。

  柏拉圖的倫理學說和社會政治學說以他的理念論和知識論為理論基礎。前者是後者的具體應用。在他看來，真正的幸福不在於滿足物質欲望，真正的德性必須超脫感覺世界。理性生活就是有德性的生活。但人的靈魂除理性之外，還有意志和情感。相應於靈魂的三個部分，有三種美德：智慧、勇敢和節制。理性居統率地位，意志協助理性控制情慾，情慾的功能僅在於服從。當這三個部分和諧結合時，人就是有德性的。

  柏拉圖把他的倫理觀由個人擴大到整個社會，認為理想的國家應由理性占據統治地位。正像人的靈魂有三個部分一樣，國家也相應的分為統治階級、軍人階級和勞動階級三個等級。這三個等級的人各安其守、各盡其職，才能使國家或社會和諧一致，才是正義的。而這三個等級互相干預、彼此替代則是國家的大害。柏拉圖又用神造人分為金、銀、銅鐵三等的神話為其等級論提供理論根據。雖說統治者和軍人是天生的，但為實現「正義」的原則，還需對他們進行嚴格的訓練。一是實行共產主義生活制度：廢除私有財產；為保持種族優良，由統治者決定婚配；取消家庭，共妻共子。二是良好的教育制度，柏拉圖實際上是把斯巴達的做法理想化了，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

  在晚期作品《法律篇》中，柏拉圖的思想更貼近現實生活。他認為社會或個人靈魂的各成分之間的和平而非戰爭，是最佳狀態。正是著眼於和平，立法是非常重要的。柏拉圖看到了斯巴達訓練體系的缺陷，認為在智慧、節制、正義和勇敢這4種美德中，斯巴達人只不過旨在培養最低的德性即勇敢的較簡易和較少價值的那一半。因為斯巴達人只教年輕人勇敢地面對危險和痛苦，而沒有教他們面對快樂的誘惑而不屈服。柏拉圖還承認了私有財產和家庭的地位。他認為，沒有「私人」利益的社會雖是最美好和最幸福的社會，但「這種理想也許對高於人類的生物才可能存在」。[7]

  2.學前教育的意義和任務

  在柏拉圖式的社會裡，最重要的公職是「教育部長」的職務。「社會的幸福，直接依賴於提供給後代子孫的教育的性質，因此教育的監督者，由於擔任最負責任的職務，應當是社會中最優秀最傑出的人物。」[8]由他自己選定的專家提出意見襄助。他重視斯巴達由國家統一辦理教育的經驗，強調教育的系統組織，認為倘若我們一切聽任單個家長任性行事，我們將不能在國內獲得我們需要的精神和品質。柏拉圖指出，學校必須有適當的建築物和場地，所有的孩子必須每天上學，而不應聽任父母的任性。

  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圖最早論述了學前兒童的教育問題。他指出，兒童從出生至接受正規教育，這一階段大家公認是教育最難的時期。因為當小孩的肉體和精神有最大的可塑性時，錯誤對待可以造成最持久的傷害。「凡事開頭最重要。特別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階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麼型式，就能塑成什麼型式。」[9]「先入為主，早年接受的見解總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10]「一個人從小所受的教育把他往哪裡引導，能決定他後來往哪裡走。」[11]

  早期教育的任務主要在於對兒童施加合適的影響，以形成良好的習慣。柏拉圖注意到幼兒的心理特點，認為快樂和痛苦是兒童最先的知覺。要通過這方面的訓練，把對於善與惡的認識的最初種子，播撒到兒童心靈上，引導兒童恨他所應恨的，愛他所應愛的。開始時，兒童還年幼，兒童或許還不能認識這些東西的性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當他們長大成人，理智來臨時，他們就會覺得似曾相識，向前歡迎。這種對兒童進行快樂和痛苦的真正訓練，柏拉圖稱之為教育的一個原理。

  3.學前教育階段的劃分及教育內容

  為了培養哲學王，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擬訂了一個從胎兒時期開始直至50歲為止的長期而龐大的教育計劃：7歲前是學前教育時期；7～17歲接受普通教育，包括音樂和體育；18～20歲除接受軍事訓練和繼續受音樂教育外，還要學習算術、幾何、天文，以應付軍事活動的需要；20～30歲期間要研究高深的科學理論。雖然學習的科目仍主要是「四藝」，即算術、幾何、天文、音樂，但已不是為了實用的目的，而是為了喚起思維能力，使心靈從感性世界轉向精神世界；30～35歲，進入學習哲學的階段，學會用辯證的方法認識各學科之間的關係，認識真理。35～50歲，要接受各種考驗，積累實際工作的經驗。到50歲，他的經驗、知識都豐富了，就可以成為最高的統治者——哲學王。

  按照上述教育計劃，7歲以前的教育是人生的奠基時期。柏拉圖主張優生，應「選擇最優秀的加以繁殖」。因此，治理者要巧妙地安排壯年人抽籤以決定自己的配偶。同時，要實行計劃結婚和計劃生育。「要保持適當的人口，儘量使城邦不至於過大或過小」。[12]待產的婦女必須接受為了有利於未出生的孩子所需要的那種訓練。優秀者的孩子留下來撫育，至於一般或其他人生下來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則秘密地加以處理。柏拉圖把這種做法視為保持治理者品種純正的必要條件。

  對於從出生至7歲的兒童，柏拉圖把對他們的教育細分為兩個階段。出生至3歲為第一個階段。柏拉圖主張實行兒童公育的制度。兒童出生後就送往國家特設的託兒所，由母親餵奶。夜間的麻煩事交給奶媽和保姆。要給孩子以有益的運動和空氣，尤其不許他由於走路過早而傷害自己。柏拉圖主張嬰孩應儘可能接近於仿佛他一直在大海上那樣生活。「應該把他撥弄，上下擺動，給他唱歌，以便使他免受驚嚇。這是為發展勇敢和堅定性格的首要的準備工作。而且必須注意使嬰孩保持心平氣和；允許他變得躁動不安或者容易發怒，乃是不良道德的開端。」[13]

  3～7歲為學前時期的第二個階段。「他們應當每天被一起帶進各種神殿，在當局任命的婦女們的管理之下玩耍，這些婦女將有機會保證使護士真正用政府指望於她們的方式培養她們照管的孩子們」。[14]柏拉圖認為，這一階段的孩子本性需要遊戲。此外，他還為幼兒安排了廣泛的教育內容，包括講故事、寓言、詩歌、音樂、美術、體育鍛鍊等。柏拉圖指出，和諧的教育應當是「用體操來訓練身體，用音樂來陶冶心靈」。他所說的「音樂」是廣義的，在古代希臘，它還包括詩歌、文學等內容。柏拉圖認為，音樂和體操能使人的愛智和激情這兩個方面張弛得宜，達到和諧。

  4.論幼兒遊戲和故事材料的選擇

  柏拉圖賦予幼兒遊戲以教育理論上的重大意義。他認識到遊戲符合幼兒的天性，應給予滿足。但應遵守一條原則，即遊戲的內容和方式必須符合法律精神。「因為，如果遊戲是不符合法律的遊戲，孩子們也會成為違反法律的孩子，他們就不可能成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了」。[15]在不違反法律精神的前提下，柏拉圖認為讓孩子發明自己的遊戲是最好的。遊戲還應與音樂相配合。藉助於音樂的遊戲能使兒童養成守法的精神。

  柏拉圖重視給兒童講故事，認為這是進行道德、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可以鑄造兒童的心靈。但應對故事材料加以選擇。在當時希臘的詩歌等文學作品中，神與人是同形同性的，這是希臘神話的一個突出特點。各種神有許多本是神女和凡間男人所生，他們也和凡人一樣有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有凡人的許多弱點，如嫉妒、以下犯上、相互殘殺等。柏拉圖對此很不以為然。他指責這些作品最荒唐莫過於把最偉大的神描寫得醜惡不堪，如赫西俄德關於天神烏蘭諾斯及其兒子克羅諾斯的相互殘殺的描述。[16]這與柏拉圖的各安其守的「正義」原則是相悖的。他認為教材給兒童的神的形象應是神聖無疵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則應是勇敢、節制和公正無私的。為了培養兒童的美德，應鼓勵母親和保姆給孩子講那些已經審定的故事。兒童們最初聽到的應該是最優美高尚的故事。

  5.論幼兒道德習慣的培養

  蘇格拉底關於「美德即知識」的命題強調「智德統一」，指出了德行可教，為德育找到了一條重要的途徑。柏拉圖繼承並發展了他的老師的主張，在肯定「知」的作用的同時，他指出了「行」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在教育的初期，通過行動或實踐來培養良好的習慣顯得特別重要。「實踐做好事能養成美德，實踐做醜事能養成邪惡。」[17]

  柏拉圖主張利用兒童喜歡模仿的特點，引導兒童從小模仿與他們專業有正當關係的人物，模仿那些勇敢、節制、虔誠、自由的一類人物。凡與自由人的標準不符合的事情，就不應參與或模仿。至於其他醜惡的事情就更不應模仿，否則弄假成真，變為真的醜惡了。總之，「從小到老一生連續模仿，最後成為習慣，習慣成為第二天性，一舉一動，言談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響」。

  6.柏拉圖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柏拉圖是西方古代最偉大的教育家，他首次提出了教育上的許多重要問題，對後世西方教育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柏拉圖重視教育的政治意義。他所理解的教育基本上是個人和社會相互影響的過程。教育的影響並不限於受教育者個人，還必不可免地影響到社會本身的性質。因此，他主張由國家負責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實行兒童公育。

  柏拉圖是西方學前教育思想的奠基人。他重視優生優育；主張和諧發展的教育：指出了遊戲在學前教育中的意義，提出了慎選故事教材的問題，這是教育性教學思想的萌芽；他還重視幼兒道德習慣的培養。這些觀點在西方學前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他的奴隸主偏見和唯心主義哲學觀則應加以擯棄。

  （二）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是繼柏拉圖之後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他以較為現實的態度和實證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的教育問題，將古代西方教育理論推向了新的高度。

  1.生平與世界觀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出生於希臘北方色雷斯一個醫生家庭。17歲時到雅典柏拉圖的學園學習和從事教學、研究達20年之久。前343年，他任馬其頓王子亞歷山大的老師。公元前335年回到雅典創辦呂克昂學園。亞里士多德是一位博學的思想家，他研究了哲學、自然科學、政治學、倫理學、心理學、美學、法學、經濟學和教育，幾乎在當時所有的知識領域都有豐富的研究成果。據說他的著述共有400多卷，主要是他在呂克昂的講稿，其中與教育相關的主要是《倫理學》和《政治學》。

  亞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圖的理念論，認為老師的根本錯誤是將事物的一般和個別割裂開來，不能說明事物的存在和運動變化。他認為任何個體都是「質料」和「形式」的結合。前者指物質，後者指事物的本質和結構。形式寓於質料之中，兩者是統一的。這反映出唯物主義因素。他還用發展的觀點看待質料和形式的關係，包含了深刻的辯證法思想。但他動搖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認為質料消極被動，形式主動積極，又走向唯心主義。

  亞里士多德的認識論和心理學以其靈魂學說為基礎。他認為人由肉體和靈魂構成。靈魂包括非理性和理性。前者指欲望、本能、感覺；後者指思維、推理。人在嬰兒時期猶如一塊白板，在外界事物刺激下產生的感覺是認識的起源，但由感覺所得的經驗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的理性靈魂具有運用概念進行思維的能力。人的理性靈魂又包含被動的理性和能動的理性，前者在感知覺記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並隨身體的死亡而消逝。能動的理性則不以感覺記憶的發展為基礎，也不隨身體的死亡而消逝，它來於神又歸於神。在亞里士多德的上述觀點中雖有強烈的唯物主義傾向和辯證法因素，但最後還是陷入唯心主義。

  亞里士多德建立了較為系統的社會政治學說和倫理學說。他認為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人不可能以單獨的個人而存在，而總是處在一定的家庭、部落和國家之中。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猶如部分和整體的關係。個人只有在國家之中才能實現自我。國家亦應培養人成為有美德的公民，使其過上有德行的幸福的生活。亞里士多德把倫理學看做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它研究人行動的規範。他把美德分為行德和知德，前者與政治相關，後者與理性相關。行德的原則是「中道」，它是在實踐活動中訓練出來的智慧，即肯定了道德是後天形成的。知德能使人達到完善，它是一種脫離行動的純思辨活動。它以閒暇為條件，不以實用和功利為目的。亞里士多德的上述觀點為他的教育學說奠定了理論基礎。

  2.論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一樣十分重視教育的政治意義，但與柏拉圖不同的是他沒有把個人融化在集體或國家的利益之中，而是辯證地看待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在他看來，理想的城邦應以中產階級占絕對優勢，而以共和制為政體的形式。此外，政治的優劣還取決於城邦是否具有美德。對個人和集體而言，人生的終極目的是相同的，即追求幸福生活和至善。因此，「各個私人和公眾社會的善德是相同的，即都應具備智慧、正義、勇敢和節制」。人們如何才能具有這些美德呢？亞里士多德認為有三條途徑：天賦、習慣和理性。天賦指民族賦性，他認為希臘人兼備世界各民族的優秀品質。習慣和理性有賴於意志和知識，只能靠訓練和啟導來培養和發展。因此，立法者應特別重視教育，訂立教育的方針，採取相應的措施。「邦國如果忽視教育，其政制必將毀損。一個城邦應常常教導公民們使能適應本邦的政治體系。」[18]全體公民應遵循同一教育體系，採取一致的教育方案，由城邦辦理教育。

  亞里士多德指出了教育目的的雙重性。從人是政治的動物來說，需培養有道德的公民。而從人是理性的生靈來說，教育還需以充分發展人的理性為終極目的，發展知德，達到至善。因此，政治家在擬定一邦的教育法規時，不應只著眼於勤勞和戰爭，使公民有任勞和作戰的能力，更要使公民善於閒暇和有自己的生活。為此，亞里士多德主張自由教育，即在閒暇中學習自由學科以發展理性。他的自由教育理論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年齡分期與教育程序

  在西方教育史上，亞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了教育適應自然的主張。他說：「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有如一般的藝術，原來就在效法自然，並對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補綴而已。」[19]他要求根據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來劃分教育的階段，安排教育的程序、內容和方法。這是他對教育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貢獻。

  亞里士多德把年青一代受教育的時期劃分為三個年齡階段：出生至7歲為第一階段；7～14歲為第二階段；14～21歲為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學前時期，訓導在家庭中施行。在後兩個階段則要實施正規的集體教育。

  亞里士多德依據靈魂學說安排教育的程序及任務。人有肉體部分和靈魂部分，後者又分為非理性和理性兩個部分。順應這三個部分，就應有體育、德育和智育。亞里士多德把發展人的理性放在最高位置。但他認識到，「如果依人類生理和心理的自然順序，自當先重體育，培養靈魂所寓的身體，使之既健且美；其次則訓練靈魂的本能部分，使人人都具有良好的習慣」，[20]然後才是發展理性。

  4.論學前兒童的保育和教育

  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一樣，重視優生問題。他指出：「立法家如果希望在這個初創的理想城邦的育嬰院內看到大群最為健康的體格，他必須先注意到婚姻制度，關於婚姻，他應該考慮配偶兩方的年齡和他們的品質。」[21]他反對早婚的陋俗，認為不利於子嗣，且早嫁的少女常夭亡。婦女出嫁的年齡應規定在18歲，男子的成婚年齡則應在37歲前後。婚嫁的良辰應選在冬季。已成眷屬的夫婦也應受教於醫師和自然學家，學習生育的知識。孕婦要注意自己的身體，養成經常運動的習慣，攝取富於滋養的飲食。立法家可以規定孕婦們每日需到專司育兒的女神壇廟進香一次。孕婦應避免勞神苦思，保持安靜的情緒。因為胎嬰在妊娠期間恰好像植物對於土壤那樣，顯然要從母體吸收其生長所需的物質的。

  關於嬰兒的保育，亞里士多德認為首先應重視兒童的營養問題。乳類最適宜於兒童的身體發育。如欲免於疾病，應戒兒童飲酒以愈少為愈好。其次，應及時誘導孩子作適應於他們肢體的各種活動。讓嬰兒儘早訓練成耐冷的習慣是有益的，既可促進健康，亦可作為長大後服軍役的先期鍛鍊。亞里士多德指出，凡在兒童身上可能培養的習慣，都應及早開始，然後漸漸加強這些訓練。兒童體質富於內熱，自然適於耐寒訓練。

  從嬰兒期到5歲止，為避免對他們身心的發育有所妨礙，不可教他們任何功課，或從事任何強迫的勞作。但在這個階段應使其進行某些活動，使他們的肢體不致呆滯或跛弱。這些活動應安排成遊戲或其他的娛樂方式。兒童遊戲要既不流於卑鄙，又不致勞累，也不要內含柔靡的情調。教育監導應注意並選定在這一年齡的兒童們要傾聽的故事或傳奇。亞里士多德不同意一些人企圖在禮法中禁止孩子放聲號哭的做法。在他看來，這是不正確的。孩子的號哭有如成人的進氣蓄力那樣擴張肺部，有助於兒童的發育。

  依據當時的斯巴達、雅典和波斯的做法，兒童在7歲以前的訓導都在家庭中施行。亞里士多德認為，在這個時期教育監導應注意兒童日常生活的管理。這個時期容易受到薰染，任何卑鄙的見聞都可能養成不良的惡習。因此，尤應注意不讓兒童在奴隸之間消遣他們的光陰。立法家的首要責任應當在全邦杜絕一切穢褻的語言。人如果輕率地口出任何性質的惡言，他就離惡行不遠了。對於兒童應特別謹慎，不使聽到更不使口出任何惡言。凡不顧一切禁令，仍然發出穢褻語言和舉動的，必須予以相應的懲罰，年輕者施以體罰，年長者課以罰金。亞里士多德還要求杜絕穢褻的圖畫和戲劇表演，執政人員得檢察全邦的雕塑和圖畫，不讓它們描摹任何穢褻的形象。

  當兒童已安全地度過了開始的5年，就可以在以後的兩年，即到7周歲為止，旁觀他人正在從事而他們將來也應從事的各種功課和工作。7歲以後，則進入正規學習的階段。

  亞里士多德的學前教育思想在許多方面繼承了柏拉圖的主張，重視教育的政治意義和人的理性發展，重視兒童遊戲和故事材料的選擇。與柏拉圖不同的是，他從唯物主義立場出發，重視感覺、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因素在人的發展中的作用；在嬰幼兒保育方面也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更強調通過練習形成道德習慣。他關於教育要遵循兒童發展的自然進程的主張，成為後世西方教育適應自然原則的思想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