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出「碎片化」關注整體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現狀做何評價？

  瞿林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史研究取得的成績非常突出。在1961年召開的全國文科教材會議上，北京大學周一良先生提出，其他學科都講自己的歷史，唯獨歷史學不講自己的歷史，於是參加會議的史學家們就決定要編寫中國古代史學史、中國近代史學史和西方史學史教材。1978年恢復學位制度後，中國史學史培養出了一批專業人才。發展到今天，僅中國史學史著作就至少有二三十種，斷代和專題研究也有很多，應該說取得了很大成績。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了解到，現有的大量史學史研究仍是討論某個歷史學家的思想、著作及其價值，在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是否也面臨一定的研究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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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林東：這的確是個問題。目前來說，這樣的研究無疑是必要的，但若總是這樣研究下去，就會使我們對於中國史學整體發展面貌的研究關注不夠。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理論研究不足。不足到什麼程度呢？比如說，1938年，翦伯贊先生出版了一本名為《歷史哲學教程》的書，從歷史學角度談歷史哲學問題，到今天，國人還沒有能超過他的。1989年，白壽彝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論》出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結合中國歷史的發展講了九個重要問題，包括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問題、地理環境和歷史發展的關係問題、生產力和科學技術對於社會進步的關係等。這部書出版已經20多年了，到現在也沒有同類著作面世。

  所以說，理論研究不足、宏觀研究不夠，整體水平就難以提高。現在的歷史學研究多少呈現出幾分「碎片化」的發展趨勢，史學史雖然還沒有到這個地步，但多少也有些讓人感到千篇一律、程式化和思維定式的印象。這樣下去，學術向前推進的步伐就會緩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