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古代史學是有理論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著作中提到，自20世紀80年代起對「中國古代史學沒有理論」這種說法進行反思，能談一談當初的想法嗎？

  瞿林東：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史學界也開始從理論上進行反思。批評教條主義、簡單化和片面性，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界很重要的一項活動。這一時期，大量西方史學的理論著作陸續湧入中國。對於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來說，西方史學的理論就好比吃快餐一樣新鮮，於是便有人開始用西方史學的理論比照中國的史學，認為「中國古代史學沒有理論」，這種看法在當時影響很大。我是學史學史的，對此深受刺激且備感無奈。中國古代史學是有理論的，但自己卻說不出來，因為我和同行們沒有著手研究。後來，我就開始有意識地較多地關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中的理論形態。

  在研究過程中，首先碰到的就是理論形態方面的問題。歷史學主要有兩種理論形態，一個是關於客觀歷史的理論（歷史理論），一個是歷史學這門知識或這門學科自身的理論（史學理論），而研究者往往容易將歷史學的這兩種形態混淆起來。人們雖然經常說歷史學理論，但實際上大多數場合說的是客觀歷史的理論。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因為唯物史觀是對客觀歷史發展理論的最高概括，這就容易以此代替歷史學知識的理論。我的老師白壽彝先生在1983年主編《史學概論》並反思過去的時候，也說這個問題曾使他感到困惑。

  《中國社會科學報》：所以，區分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是您理論研究的一個新起點？

  

  瞿林東：是的。在《史學理論研究》的前身《史學理論》1987年的創刊號上，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的短文，對二者的區別和聯繫做了分析；而在這之前的1986年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陳啟能研究員曾寫過一篇《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後來我才知道，1982年尹達先生在一次演講中已提出過這個問題。

  那麼，接著要做的就是分別對兩個領域進行梳理與研究。1992年，我發表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一文，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從縱向上做了梳理和概括。1994年出版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一書，這本書從史學批評的角度講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新的領域。從中國史學發展角度看，史學批評與史學理論有直接關係，由批評提出問題，從而推動理論的發展。隨後於1998年出版的《中華文化通志·史學志》中分別寫了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的發展情況。當時採用的是「歷史觀念」，而不是「歷史理論」。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我又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史學史綱》一書中，進一步加強了關於各歷史時期的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