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史學史研究同史學理論研究結合起來

  問：您有許多論著是涉及史學理論的，比如，您寫過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影響的文章。這種研究方向是不是您有意識的自覺追求呢？

  答：確實是這樣。這一方面是白先生的啟迪，前面已經說過了；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的自覺追求，因為我在研究過程中深刻感受到研究史學史不重視理論研究是不行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有件事對我觸動很大。那是一次全國性的青年史學工作者研討會，會上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史學以記述見長，沒有理論。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提出了「中國史學上的五次反思」的見解，這個觀點後來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我當時還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據來證明中國古代史學確有自己的理論，因此只能承認這方面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這件事給我很大刺激，也給我很大啟發，似乎給了我一種動力，讓我關注理論問題。

  1992年，我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一文，這是我第一次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問題發表系統的認識。我在文章中把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先秦、秦漢時期是「產生階段」，例如，《春秋》《左傳》《史記》等，它們的作者已經從具有史學意識到具有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形成階段」，主要標誌是出現了系統的史學批評理論，如《文心雕龍·史傳》《史通》等；宋元時期是「發展階段」，主要體現在史學批評的繁榮和理論形式的豐富上，例如，《冊府元龜·國史部》的序，以及吳縝、鄭樵、朱熹、葉適、馬端臨等人的史學批評言論，都可以反映出來；明清時期是「終結階段」，這時史學理論出現了批判、總結的趨勢，也萌生了嬗變的跡象，例如，王世貞、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趙翼、王鳴盛、章學誠等，都有這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概括說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經過了這樣一個演變過程：歷史意識——史學意識——史學批評——史學理論。這篇論文大致反映了我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認識，當然這只是粗線條的，還有待進一步深化，並且要概括出具體的表現形式。

  問：您說「要概括出具體的表現形式」，您後來寫的一系列關於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文章和《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這本書，是不是出於這個目的呢？

  答：可以這樣說，不過這也只是一種摸索吧。我在1994年出版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以後簡稱《縱橫》一書，這以前曾在《文史知識》上連載了我的這方面的一系列文章，這可以看成是我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進一步的認識，也是我要摸索的具體的表現形式。在當時來看，這本書還是有一些新意的，以前沒有類似的著作，它涉及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一系列範疇，如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直書、曲筆、史法、史意等，也涉及史學批評的標準、原則、方法，還涉及史學批評的主體把握和社會效果，同時也談到了史學批評對史學理論的發展以及對史學的發展所起的作用等問題。

  問：用史學批評這樣的方式來闡述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這的確是一個好形式。當初您選擇這種形式是怎樣考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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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我覺得，中國古代史家和學人關於史學評論方面的論著或言論非常之多，這是一個廣闊的領域，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見。中國古代雖有《史通》《文史通義》這樣系統的史學評論著作，而且有很大影響，但是它們並不能反映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全貌。在古代的歷史撰述、史學論著、文集、筆記當中，有許多史學評論的閃光思想，而我們對它們缺乏系統的發掘、整理、闡釋。這是需要我們花大力氣來做的事。我在研讀古代各種史學論著中，深切感受到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除了歷史和社會的推動之外，史學評論或史學批評也是史學反省的一個重要原因。從這個意義上看，對中國古代史學批評或史學評論的探討也會有助於全面認識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過程和規律。另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界在史學理論方面有了很大進展，研究不斷深入，這也促使我進一步從理論上去認識和總結中國古代史學，運用這些成果來為豐富和發展當代史學理論提供借鑑。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並不全是表現在史學批評中，但往往是在史學批評中實現的，並且通過史學批評取得了自己的表現方式。

  問：您用論述史學批評這種形式來探討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這種研究途徑是否得到史學界的認可呢？

  答：我的這個努力在《文史知識》上開闢「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的欄目以後，就有了較大的反響。在首屆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上，有不少青年朋友和我談到，他們從《縱橫》中得到了不少啟發。大陸和台灣一些學術界師友也都給予我很大勉勵。《縱橫》一書出版後，在史學界也引起了同行們的關注，幾家報刊發表了評論，認為它拓展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領域，提出了研究中國史學史的一種新的模式，對促進史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和當代史學批評理論的建設都有學術上的參考價值。應當說，這樣的反響超出了我原先的想像。

  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通志·史學志》是您寫的，這部書好像不是用通常的體例寫成的中國史學史著作，也包括史學理論方面的內容。

  答：你說得對。這書是1998年出版的，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史學志》列入「專題史系列叢書」之一予以出版，並定名為《中國簡明史學史》，現在已經出版。根據編者的建議，我在書中增寫了部分內容，撰寫了一篇比較長的學術性後記。這本書是以中國傳統的志書的形式來反映中國史學的歷史、理論等多方面成就的一個嘗試，它的核心部分是「史」的演進與「論」的展開相結合。這書包含的內容有：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史官制度和修史機構、史書的內容和形式、歷史文獻整理和歷史研究方法、歷史觀念、史學理論、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優良的史學傳統等。全書可以說有史有論，史論結合。其中，關於「歷史觀念」「史學理論」等方面的內容，在理論上的探索和闡述顯得更突出一些。

  這本書確實同我們通常所接觸到的中國史學史著作有所不同，它是一部旨在反映中國史學的面貌、成就與特點的著作。這本書上起先秦，下至20世紀40年代，力求對中國史學的許多重要領域做歷史與邏輯的論述。你或許注意到，在這本書里，在關於中國史學發展的總相及其階段性特徵方面，在關於歷史觀念和史學理論的發掘、清理、闡釋方面，在中國史學的發展規律與優良傳統方面，我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粗淺的見解，反映出了這些年來我在中國史學史研究方面的思考和積累所得。

  問：這部《史學志》確實有特色，它反映出了中國史學在歷史觀念、史學理論、史學發展規律與優良傳統方面的內容，是您力圖把史學史研究與史學理論研究結合起來的一個集中成果，很值得重視。我注意到，對一些史學界共同關注的一般史學理論問題您也很關注，比如，在史學的社會功用方面您就有很多論述。

  答：這個問題是每個關注著史學發展，特別是中國史學發展的學者都會遇到和思考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外國史學著作大量引進，人們也產生了對於中國古代史學的種種誤解。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史學是「資治史學」「勸誡史學」，似乎已經「過時」了，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什麼值得重視的地方。不可否認，中國古代史學確實有資治和勸誡的功能，但是它的功能不止於此，還有其他方面的功能，即使在今天也還有現實的價值。在這方面我也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1991年我發表了《傳統史學的現代價值》一文，從進取精神、凝聚意識、歷史智慧等三個方面論述了古代史學的優秀部分在當代的現實意義，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在這個基礎上，我在1994年出版了《歷史·現實·人生——史學的沉思》這本小書，集中論述史學的社會功能。這樣的專著目前並不多見。

  問：是的，我曾見到這本書，雖然只是一本小冊子，但卻積澱著您對這個問題的深刻的思考和獨到的見解。

  答：我的這本小書是以豐富的史學遺產為依據，力圖闡說其中相關方面的精神財富，使今人得到啟迪，從而希望它在弘揚優秀民族文化遺產、振奮民族精神方面發揮一些作用。這本書是圍繞著史學的社會功能這一問題展開論述的，它從歷史發展和史學發展的事實出發，依次闡述了史學與認識歷史、史學與社會進步、史學與文化發展、史學與人生修養、史學與歷史教育等問題。這本書用比較通俗的形式回答了「史學有什麼用？」這樣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在史學界、讀書界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問：您的史學理論研究也涉及現實的史學活動的發展，對當前的史學工作發表了許多評論性的意見。這也是您的史學理論研究的一個特色吧？

  答：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寫過一些史學評論方面的文章，主要關注當前史學發展中的一些問題；我還寫過不少書評，這是對當代史學成果的關注和評論；同時我還為一些同行的史學新著寫了序言，這也反映了我對當代史學最新成果的關注；此外我還發表了不少史學札記和短論。1998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將我在這方面的文章和評論結集出版，書名為《史學與史學評論》。這本書可以看作一位史學工作者以其平常的心態和真摯的情感對社會生活的參與，表明其對現實的歷史運動的關注，尤其是對當前史學發展的關注。我覺得，參與意識與責任意識應該是每一個有責任感的史學工作者的旨趣和追求。學術工作者的出發點和歸宿不應該只限於個人的範圍和書齋的局限，它應該同社會聯繫在一起，這當然也包括中國史學史研究。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我把探索中國傳統史學的精神本質同對當前史學工作發表評論性的意見看得同樣重要，這就促使我不斷地去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樣也就把我個人的研究同社會、同他人聯繫在一起了。

  問：2005年1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新著《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我覺得這本書的特色在於它集中了您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問題的思考，這麼說是不是合適呢？

  答：這本書是一本專題性質的論集，是我近20年來關於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研究的部分所得。近些年來很多史學界同仁都認識到，歷史學的理論研究要進一步深入，就應該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指導下，總結和吸收中國古代史學、近代史學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遺產，借鑑外國史學的積極成果，用中國的風格、語言，來撰寫多種形式的理論著作，把中國歷史學的理論研究推向新的階段。這些年來，我致力於把史學史的研究與史學理論遺產的研究結合起來，這本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結合的軌跡，它既包括歷史理論問題的研究，也包括史學理論問題的研究。它的上篇以問題為中心，或做系統的探討，或做專題的研究；中篇和下篇分別以史家和史書為依據，從理論的角度探討其特點，做專門的評述。不過，對於探索中國古代史學豐富的理論遺產來說，這本書也僅僅是一個開始，這方面的研究任務還是十分艱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