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斷代史學入手，著意於「通」的追求

  問：我們回到您本人的中國史學史研究這個話題上來。您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著述很多，涉及範圍也很廣。當時您是怎樣開始從事史學史研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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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我真正開始著手研究中國史學史是在1977年，至今近30年了。我想，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內容非常豐富的專史，需要接觸的原始資料太多，而一個人的精力又是有限的，這是一個很突出的矛盾，如果什麼都研究就不可能深入，會處於游離無根的局面。所以我大約經過一年的思考和準備，選定了唐代史學作為我研究工作的出發點。我這樣選擇有三點考慮：一是我本身對唐代史學有濃厚興趣；二是唐代史學在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轉折，比如，設館修史、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出現、典制體通史問世、各種體裁的通史著作產生、歷史筆記興起等；三是以往關於唐代史學的研究成果很少，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補。這些因素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我決心「破釜沉舟」，就從這裡開始。

  問：《唐代史學論稿》是您對中國史學史進行研究的處女作吧？現在您回憶起來，撰寫這部書的主要收穫是什麼？以後您為什麼又寫了《杜佑評傳》呢？

  答：《唐代史學論稿》出版於1989年，是我從事史學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在1978—1988年這10年中對唐代史學史研究的一個總結。我想，寫這部書的收穫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唐代眾多史家的思想、活動、成果，以及唐代許多歷史著作、史學評論的產生、內容、觀點，有了比較系統和全面的認識；二是對於唐代歷史發展同唐代史學發展之間的關係有了比較具體的、深刻的認識。比如，唐代政治統一局面對唐代史學有哪些影響？唐代的門閥制度以及唐中後期的藩鎮割據又如何影響唐代史學？再如，唐初「八史」的修撰、關於「封建」的討論在思想觀念上對維護國家統一所起的作用，《貞觀政要》《通典》等政治史、制度史對於當時政治生活的積極影響等問題，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有了這樣兩個方面的收穫，使我對唐代史學有了較多的認識，也可以說在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領域裡有了一個立足點。

  《杜佑評傳》的出版稍晚一些，是在1996年。為什麼我要研究杜佑呢？杜佑宦海生涯60年，用了36年時間撰寫了中國史學第一部典制體通史《通典》，寫了二百卷。這項巨大工程產生在「安史之亂」以後，絕不是偶然的。杜佑和《通典》之所以對我有這樣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為杜佑有明確的經世致用思想，認為他的《通典》是「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這在中國史學上是第一次，是很了不起的。再者，《通典》分九門，而以《食貨》為首。他所分的九門從邏輯上講也是很合理的，反映出他對國家政權職能的合理認識，也折射出他對社會結構的認識。杜佑還有樸素的進化觀點和進步的民族史觀，這都具有很高的歷史理論價值。這些都是促使我寫他的評傳的原因。通過這本小書的撰寫，使我對唐代史學和唐代史學名著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了。

  問：但是您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並沒有局限於唐代史學這個斷代領域。您的研究領域很廣泛，從中國古代史學到近現代史學，包括郭沫若、侯外廬等馬克思主義史家您都有研究。您為什麼要不斷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呢？

  答：我覺得中國史學史本身是一門專史，而對於這門專史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對一個斷代的認識上是很不夠的。因此，在對唐代史學作了較多研究以後，我就著意於對「通」的追求，以便對中國史學史能夠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因為如果不「通」，那你就不能縱觀全局，看不清脈絡，也就不能揭示規律，從根本的意義上來認識中國史學史。你不「通」，也就不可能對於局部問題做出準確的認識和恰當的評論，因為你的知識有限，視角太窄，容易以偏概全。更重要的是，你不「通」，你對史學問題的認識就不能上升到理論層次，也就會影響整個學科的發展。另外，「會通」也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是不能輕視的。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可以說是自覺地向「通」的方向去追求和努力的。

  當然，從「通」的方面去追求就比單純地研究一個斷代甚至只研究一部名著要困難得多，因為中國的史書汗牛充棟，一個人一生讀不了多少書，所以要進行選擇，這就有一定難度；另外，即使你能夠讀書，但由於個人功力有限，對這些歷史著作理解不深，也就難以揭示其要義。儘管如此，我終於把自己的視野拓寬到唐代以外，甚至拓展到古代以外。

  問：1992年出版的《中國史學散論》是不是您在追求「通」的方面所獲得的第一個成果呢？

  答：這是一本論文集，它的時限上起先秦，下到當代。這裡面匯集的中國史學史的文章就不限於唐代了，涉及不同時期的史學問題及史家和史書。往前推，涉及《史記》《漢書》《魏書》和關於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往後推，涉及《資治通鑑》和後來的遼宋金三史，也涉及明代史學和清代史學。當然，這部論文集也收入了我對一些歷史理論問題的見解。這部書的出版給我增強了信心，在理論方面的闡述使我提高了宏觀地分析問題的興趣，也受到史學界同仁的關注；在「會通」方面的努力則提高了自己對中國史學史的認識。這樣我就沿著這個方向繼續努力下去。1994年10卷本《中華文明史》出版，這部書包含了20個學科，其中上起先秦、下到清末，有關史學史的各章都是我寫的，這可以說是我在追求「通」的方面努力的又一個成果。我在撰寫這些內容時，不是一般地講述各個時代的歷史著作，而是力圖把史學同時代的關係和史學自身發展的特點聯繫起來，既要反映出史學史發展的總脈絡，又能顯示出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特殊面貌。比如，我在寫魏晉南北朝史學時就概括出「史學的多途發展」的特點，寫明代史學時就概括出「史學走向社會深層」的特點。

  問：1999年出版的《中國史學史綱》應該說是您在追求史學史研究「會通」方面的集大成性質的成果吧？

  答：我想這還不能叫作「集大成」的成果，可以看作又一個階段性的成果吧。這部書我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寫，到90年代末出版，斷斷續續寫了10年。這10年來我一直沿著貫通的方向努力，這部書的出版可以說是一個小結。它與其他同類著作相比有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在內容方面，我力圖在闡述清楚中國史學發展全貌的基礎上，適當突出這一發展過程中理論成就的積累，並儘可能兼顧到有關認識歷史的理論和有關認識史學的理論。第二，在分期方面，不刻意探求以今天的社會發展分期觀點與史學發展階段相結合的分期方法，同時也不刻意探求從史學自身發展的過程與特點來劃分它的發展階段，我是採取長期以來人們比較習慣並易於理解和接受的時段劃分。第三，我力圖歷史地和邏輯地來闡明中國史學的面貌，這就要在橫向上把握和揭示當時的社會面貌對史學發展的影響，同時也力圖從縱向上反映史學自身萌生、發展的過程，顯示史學在各個時段上的特點和發展趨勢。這部書是我在這方面所做努力的一個結果。